学者访谈: 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微观史视角——哥大林郁沁新著引介与访谈

云里编者按

各位云里的读者好，最近因为圣诞节前后加上冬季学期末的各种事情赶在了一起，所以没来得及早点更新文章。但好饭不嫌迟, 相信云里读者有这份耐心和信任(In case that some of you are wondering, Yunli  is not going anywhere anytime soon unless otherwise noted ). 我们今天很高兴推送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蔡丹妮老师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系林郁沁(Eugenia Lean)老师的访谈和学术著作介绍。不少云里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之前也推送过云里对林老师的专访（文末推荐文章中可以查到），但蔡老师这篇访谈除了有很多不同的访谈问题和新的精彩对话之外，还有对林郁沁老师英文新专著更为详细的介绍和点评，所以算是一个书评和访谈的很好结合，有助于读者更好了解林老师的学术方法和新专著。这篇文章最初完成于2020年7月10日，而其中的访谈的完成时间也早于云里那篇访谈。蔡老师毕业于加拿大名校麦吉尔大学历史系。读者可以在文末简介中找到更多关于她的学术兴趣的信息。云里感谢蔡老师授权云里首发这篇文章。

作为云里国际学者访谈系列的一部分，云里近期还将继续推出对现任职杜克大学的著名美国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专访。另外，在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后，我们还将继续推出“云里国际学术前沿讲座系列”的下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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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现代化的微观史视角

林郁沁新著引介与访谈

蔡丹妮

（杭州师范大学，杭州 311121）

摘  要  林郁沁的新著以陈蝶仙及其家庭工业社为中心，从微观史的角度切入，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科技和工商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本文将先对新书稍作引介，再通过与作者对谈，以增进读者对于本书及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认识。

关键词  陈蝶仙  家庭工业社  科技史  微观史  民间工业主义

北美的中国史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新锐之作，值得学界关注。2020年3月出版的英文专著（暂译为《中国的民间工业主义：一个化妆品帝国形成中的在地革新与译介技术，1900—1940》）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书以陈蝶仙（陈栩，1879—1940）及其家庭工业社为中心，从微观史的角度切入，考察20世纪上半期的科技和工商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作者林郁沁（Eugenia Lean）教授，目前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的科技和工业史、性别以及情感史，讲授“中国近现代科技”等课程。林氏此前为中文读者所知的获奖专著，也深受微观史影响。科技史是北美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领域也有重要著作问世，新书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写作历时十二年，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独到的材料分析，使其有别于人物及企业的编年史书写，而触及社会文化的复杂面向。本文将先对新书稍作引介，再通过与作者对谈，触及相关核心议题，理解其研究背景，以增进读者对于本书及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认识。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1940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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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工艺”到“无敌牌”：陈蝶仙的探索

家庭工业社的创始人陈蝶仙一生著述颇丰，并且跨越文学、日用化工、商业等领域，是近代史上值得关注的百科全书式人物。现有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其小说、戏曲创作及其担任多种杂志主编的经历，对其编写的大量科普文章却鲜有讨论[1]。新著重现陈氏科普文章的价值，并将其写作和实践作为整体考察，体现了北美中国科技史研究近年反思科技的本土性和文化性、转向全球史及物质因素的取向[2]。新著的“民间工业主义”脱胎于陈氏的专栏标题“小工艺”，并借鉴科技史家对“民间科学”和“日常技术”的研究成果[3]。这一概念还整合了陈蝶仙在文学和工商界看似不相关的活动，使其在工商业领域的探索具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同为技术重塑的文化生产和工商经营在近代相辅相成，为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转折找到了一个方向。陈氏的跨界探索因而引人思考工业活动的合理要素以及工业现代化的其他可能。“民间工业主义”强调生产的民间性、非正式性、手工性、家庭性，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原始工业化”；生产过程既涉及原料和成品的实物产出，又重视将技术编纂出版的知识产出，并依靠全球化的法律、科学和商业知识，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优势。这些丰富的内涵，消解了“民间工业主义”概念的违和感，这涉及两方面。其一，“民间性”不再与“国际性”“现代性”截然对立。陈蝶仙一方面有意识地运用法律保护其产品商标，从而培养消费者的品牌概念；另一方面以增强本国制造业的名义，巧妙地“仿造/制”和“改良/造”译自国外的技术。其二，“日常”的技术实践与“正式”的工业发展相互协调。现代制造业在批量生产的同时，也激发了精英群体“自己动手”（DIY）的热情，以彰显与大众消费者不同的品味——这为陈氏的手工艺专栏提供了读者市场，从而使现代科技知识从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

陈蝶仙(1879-1940)少有现存照片之一（拍摄时间不详）（林老师提供）

本书主体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讨论陈蝶仙早年在杭州的活动，在上海的知识生产和实物生产。第一部分第一章“无用之用”分析他如何从当时非主流的文化活动中诠释价值和意义。章节标题呼应陈氏的名号“蝶仙”和“天虚我生”，具有浪漫色彩却略带自嘲意味，委婉地表达另辟蹊径的工商业追求。作者认为陈氏受到晚清杭州的“博学”传统和文人“雅集”的影响。从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陈蝶仙就展现出商业头脑，并懂得通过宣传来自我包装。他在杭州开设萃利公司，继而又开办石印书局和阅览室，陈列萃利公司的化学器材等商品。这种经营策略类似于张謇在南通的做法，即将时人陌生的事物置于熟悉的场景以便推广。他还利用印刷媒介，在《杭州白话报》为公司打广告、创作竹枝词来记录脚踏车等新事物、在《申报》连载小说《黄金祟》。小说出版的商业成功，为陈蝶仙积累了创办家庭工业社的资本，而其巧妙的自我形象塑造，日后也同样运用在其化妆品牌的维护上。

第二部分通过两个章节，将陈蝶仙在编译方面的“知识劳动”置于当时上海的商业出版环境下考察，指出这些以盈利为主的生产确立其在文化界的地位，进而提升其在工商界的声誉，为第三部分做铺垫。第二章分析《妇女杂志》的“学艺”栏目和陈氏在《女子世界》的“化妆品制造库”专栏的文章，其对时人的吸引力在于对现代化学和物理知识的运用、对化学仪器的推广、对新奇原料的宣传。这些看似实用的知识还有更深的道德和政治意涵，契合了当时将个人卫生健康与国家富强相结合的话语[3]。陈氏提倡女性“自己动手”，背后的理念是自制的物品货真价实，潜在地刺激了读者对于“制造知识”而非市场成品的消费。手工知识的掌握与否，因而用以区别读者的品味和身份。曾经作为士大夫自我修养体现的“休闲”手工活动，成为探索工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正当渠道。对于有意经商的陈氏，这种策略有助于消费者青睐以至于购买其后来的产品。当然，不能就此断定陈氏的写作动机不纯，其专栏体现了其一贯致力于发展民间制造业并提倡爱国的生产消费。

第三章从陈蝶仙对灭火药水的推销切入，考察其如何通过《申报》的“家庭常识”专栏和信件汇编《工商业尺牍偶存》定义知识，并吸引读者。“家庭常识”中的条目呈现出“认知多元性”特点，打破“西方的”和“本土的”知识的等级壁垒，便于读者按需取用：专业人士看重实际应用，业余爱好者想要培养品味。这种编辑思路兼顾文人求“博学”的传统和当时的社会求“精专”的趋势。另外，陈氏以“家庭”作为出发点，很可能也受到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影响，认为家庭改革对国家现代化至关重要。《工商业尺牍偶存》则是陈氏面向青年实业家传授实用的工商业知识，比起《申报》专栏，其中涉及的专业知识更为具体、深入。陈氏还在专业期刊上撰文，提高自己的声望，从而树立其生产知识的权威和专业。通过将生产知识公之于众，陈氏也意图与竞争者争夺市场。这在第六章有更充分的论述。

第三部分共有三章，讨论陈蝶仙如何在动荡的局势下选择了门槛较低的轻工业，以及如何在国货运动中经营家庭工业社。第四、五章指出，陈氏的生产一方面依赖于信息和材料的全球流通，另一方面又通过强调产品的本土特点，适应经济领域内对爱国主义的呼声。不懂外语的他通过合作的方式，翻译外国的配方和制作流程，同时融入自己的创造。这种立足于“改良”而非“独创”的策略，得到当时政策法规支持，使其得以为其产品申请许可及注册商标。家庭工业社对于“无敌”（“蝴蝶”谐音）品牌的打造，体现陈氏应对市场挑战的策略。在营销中带入情感元素，并培养消费者对于品牌的忠诚度，这个过程既采用了西方社会常见的利用明星和粉丝的亲密感来推销，又充分调动了国货运动中的爱国情绪，挤占“洋货”的市场份额。陈蝶仙既善于模仿国外制造技术和商业营销策略来打造自己的化妆品帝国，在爱国的名义下摆脱了抄袭之嫌，又通过注册商标、用法律手段打击同类产品生产商以确保市场占有率，这种应对方式与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对知识的“可信度”和“权威性”的思考是第六章的核心议题。尽管作者将本章归入“实物生产”范畴，笔者则认为其与第二部分“知识生产”更为相关。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导致消费者的忧虑与日俱增，而陈蝶仙适时地出版三部关于家庭科学、医疗、工业技术的汇编，彰显其推广的知识经得起事实检验，塑造其值得信赖的企业家形象，并利用这种印象为其产品背书。《家庭常识汇编》素材来自于陈氏早年的《申报》专栏，却非简单的重印，而是信息的重组。在定义“权威”知识的过程中，陈氏提倡“实验”的理念，鼓励读者即兴而作、灵活变通，挑战了以往学术崇尚道德说教而脱离实用知识的传统。不过汇编的许多条目译自西方或日本的文章，使“实验”在某种程度上仍停留在文本层面。《梅氏验方新编》推广“可靠”知识的手段，主要体现在陈蝶仙有意强调自己重新编辑出版此书，是出于治病救贫的公义而非追名逐利的私心。这种修辞有助于陈氏淡化其出版物的商业色彩，而突显其内容的权威性。《实业致富丛书》强调此编之作具有爱国目的，因为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将有助于社会生活的改善和民族国家的富强。丛书里的很多文章大力提倡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认为“改造/良”和“仿制/造”对实现具有创造性的民族工业是可行的，甚至是迫切的。

本书结语从“民间工业主义”延伸到“山寨”议题——在中美贸易关系不确定的背景下，这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媒体的关注。作者未对“山寨”做道德判断，而是将“山寨”这种策略性的仿造实践，追溯到更早阶段，并提醒当代观察者回到历史语境中，反思关于产权、创新、工业发展要素等议题。通读全书，开篇立论明确，章节分析透彻，结尾以史喻今，从内容和结构上看，都具有启发性。作者将长期处在主流历史叙述边缘的陈蝶仙及其家庭工业社重新带入读者视野，有助于重新审视陈氏所代表的文化群体及其改造社会的努力。对于这些努力的实际社会效应，本书并未提供明确的佐证——当然，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对近代中国日用工业感兴趣的读者，可从本书出发进行深入研究。附录的中文词汇表有几处排印错误，例如“陈蝶仙”的“蝶”误作“碟”，“实业致富丛书”的“致富”误作“之福”，“实业浅说”的“浅”误作“劝”，“金瓶梅词话”的“词”误作“辞”。这些校对疏漏并不影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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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作者

笔者于2020年6月19日与林教授进行了视频通话，以下为笔者根据英文对话整理的访谈稿，由林教授审阅，在此致谢。

哥伦比亚大学林郁沁（Eugenia Lean）教授（照片由中评社郭至君摄）

问：您曾在斯坦福大学主修国际关系学，是什么机缘促使您转而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能谈谈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受到的史学训练吗？

答：从事中国史研究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在纽约出生长大，进入大学之前，我一直视自己为海外华人群体中的一员。在斯坦福大学，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在校园里得到广泛讨论，我被这种浓厚的氛围所吸引，自我定位也逐渐从海外华人转为亚裔美国人。即便如此，我还是意识到华人背景对理解自我身份的重要性，因此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当时国外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也深深触动着我，促使我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中国在世界的位置，而非欧洲的国际关系这类议题。当我在20世纪九十年代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学术圈有许多新趋势令我振奋，其中之一是后结构主义思潮，促使我的研究从社会史转向思想文化史。我的导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是思想文化史学者，他的研究方法和身为史学家的敏锐性，使我受益匪浅。虽然我对他研究的古代史也感兴趣，但是近现代史更契合我心，所以我还是选择以20世纪上半期作为研究时段。回想起来，这跟当时中国城市的迅速发展有很大关系，上海的全球化程度更是举世瞩目。在我还是研究生的九十年代，史学界对于城市史的关注日益增长，特别集中在民国阶段。随着城市文化史的兴起，北美的许多中国史学者的兴趣，逐渐从乡村社会史以及共和国史转向民国的城市文化，我也是其中一员。此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两位老师尤其值得一提。一位是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米莉安·西尔伯格（Miriam Silverberg），她对日本摩登女性的研究是开创性的，激发了我对性别议题和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趣。另一位是欧洲史学者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他的《奶酪与蛆虫》给了我很多灵感。他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这种微观史笔法极大地塑造了我的学术路径。

问：您早年的一篇论文分析现代性、科学、民族主义概念是如何被裹挟到对药物和保健品的商业宣传中，从而影响现代科学知识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和大众的购买欲，并关系到民族主义话语的渗透和新的性别和精英主体性的建构。此外，您还为一部与医学知识有关的论文集写过书评。新书在主题上更接近这个领域，都可纳入科技史的范畴。不过，您选择以施剑翘的故事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版首部专著。可否谈谈背后的经过？

答：你提到的这篇文章是从我的硕士论文修改而来的，属于城市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范畴，正是我所感兴趣的话题，我曾有过在此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的想法。这得到导师艾尔曼教授的支持，他长期关注中国的医疗和科技史。同一时期，我还选修了白凯（Kathryn Bernhardt）老师的课，研究中国妇女史、法律史。为了完成作业，我决定考察牵涉女性公众人物的法律案件，阅读各种报纸以了解细节。最初的想法是写一篇文章，以涉及民国时期女性的不同案件为焦点。不过施剑翘案极为有趣，材料丰富，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研究课题。我采用微观史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微观史的写法使一个案件得以辐射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面向，这是深得我心的。

林郁沁老师第一本专著《施剑翘复仇案》英文封面

问：如何看待这种微观史与传记书写的区别？

答：传统传记介绍特定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往往是为了达到颂扬目的。微观史则不然。我在引用施剑翘和陈蝶仙的传记资料时，总是非常谨慎，避免陷入歌功颂德的“套路”，而是希望把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中，把他们的行为与更复杂的社会现象联系。陈蝶仙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事业轨迹，可以映射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及迈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步伐。对于微观史，我想再谈点个人感想。虽然现在使用大数据作“长时段”历史分析蔚然成风，这已经反映在环境史研究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史已然失去价值。各种史学理论的交织碰撞，为历史探索提供更多可能，这是值得学者们充分利用的。

问：您的新书从构思到出版历经多年，出版前的版本，题目提到陈蝶仙的名字，封面则是他的照片，跟最终版本不同。这是避开作传之嫌吗？两书题目和封面的设计有何考量？

答：《施剑翘复仇案》的标题使用她的名字，而封面（英文版）是她的照片，那时的她身陷囹圄却面带微笑。封面设计者对图片的处理恰到好处，使其看起来像是登载在报纸上。之所以把施剑翘作为焦点，是因为她的案件轰动一时，成为当时公共关注的一部分。施剑翘是如此擅长表现，通过刻画其淳朴善良的一面，来应对当时社会上对于性别角色的各种焦虑。我很欣赏她的公关能力，因此决定以她为中心。陈蝶仙也善于推销自己，以“天虚我生”的笔名，进行文学创作。除了树立个人声名，他还拥有自己的商标“无敌牌”。我把视线稍微转移到较为抽象的民间工业生产，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形象包装。因此我后来决定不在标题中使用他的名字，并将封面改为我在“旧货商城”淘到的“无敌牌”牙粉的容器盒。当然，陈蝶仙本人仍然是整部书的支柱。他的形象是有点难以捉摸的，经常在“天虚我生”和“蝶仙”之间切换，有时候则隐藏在“无敌牌”后面。他把道家的浪漫风格带到日常生活、生产中，使他的看似非主流的活动正当化，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他所经营的品牌是如何在其努力下逐渐发展的。

问：此前对陈蝶仙的研究侧重于文学史角度，您则将他的文学生涯和工商业活动结合。这种综合的维度为何重要？

答：陈蝶仙是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也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这也是我最初对他的印象。我想研究他是偶然的。我曾计划第二本书以肥皂的历史作为主题。当时学者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被物质、商品的历史所吸引。我想讨论20世纪初的肥皂，一方面考虑到它属于化妆品范畴，具有商业性；另一方面，它在当时又是新事物，其制造方式涉及到现代化学知识。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系统地阅读陈蝶仙所主编的《女子世界》杂志，发现了他的专栏“化妆品制造库”，这是由他与妻子合作编辑的。他翻译外文的配方，鼓励闺秀在家自制化妆品。这个专栏让我意识到，他本人就大有文章。他运用文学和编译才能，以非常有品位的方式、带着游戏的态度来吸引读者，从而推广新的化学和制造知识。他的读者涵盖了对工商业活动不太感兴趣的文人，但是他通过文字引导读者在家做实验，生产胭脂、敷面粉等产品。这促使我思考他的文学与工业生产的关系。他后来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化妆品生产商，并在国货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两方面的工作密不可分，他在杭州和上海的文学创作和知识生产，既有助于他的个人成功和企业发展，还有助于中国工业的整体建设。他是非常高产的作家，他还是《申报》专栏“自由谈”的主编，定期介绍家庭常识，其中涉及大量的制造知识。读者会阅读、消费其中的科学和化学信息，有人可能停留在鉴赏层面，有人可能分享他的配方、动手实践、参与到国货运动中。

陈蝶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黄金祟》被Patrick Hanon翻译成英文(Money Demon)（林老师提供图片）

问：陈蝶仙的商业写作风格展现了他懂得调动读者的感情来带动消费。我认为，书中对于他的商业写作和出版论述得更为深刻，也将他的个人形象刻画得更加微妙。您似乎一边展示他的才干，一边又留心他的修辞手段，是这样吗？

答：是的。陈蝶仙的确很聪明，时人称赞他为“奇人”是有根据的，不过，那些由他的子女或是合作者所写的传记对他都是正面的报道，有理想化他的倾向。我对“奇人”加引号，表示我并不打算毫无保留地附和传记者的立场。阅读与他有关的资料，让我感觉到他可能还是毫不留情、咄咄逼人、野心勃勃的企业家，试图垄断市场，打压竞争对手。对于许多历史学者来说，那些使我们愿意花时间琢磨的历史人物，并非是我们愿意在现实生活中深交的伙伴。无论是施剑翘还是陈蝶仙，都懂得如何利用舆论，精明得令人生畏，与他们共事可能会很辛苦。他们都善于运用辞令来包装自己，让你很难完全相信他们口头上说的话。不过，如果与他们共进晚餐或参加酒会可能是另一种体验，特别是陈蝶仙，爱好风雅、作诗饮酒，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宴会同伴。当然，虽然我特别关注陈蝶仙，但是在他的年代，像他一样耀眼的“文化企业家”还有很多，这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决定的——不确定中蕴藏着无穷的机会[4]。今人印象中的晚清民国时期，政治动荡、政权软弱、灾难频发，不过也是这个时期，造就了不少像他这样善于把握机遇的有想法、有个性的“奇人”。

问：要为“vernacular industrialism”找到匹配的中文词汇有难度。“vernacular”在英文中经常被用来形容语言，被译为“白话”，但是用在此处似乎不妥。您对这个概念的中译有何想法？

答：“白话”是说不通的，因为陈蝶仙写的是带有商业色彩的文言文，对于白话文，他是排斥的。之所以使用“vernacular”，首先因为这个词点到了他为扩大受众而采用的语言和文学技巧，而且还提示了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他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而新文化的旗手们对于像他这样的鸳鸯蝴蝶派作家，是嗤之以鼻的，认为这些小说家为商业利益而写作是为人所不齿的。他所秉持的文风，因为带着精英的品味，在当时的上海，大受读者欢迎，其影响力远胜白话文。因此，这个词提醒我们注意像他这样的“旧文人”在文化普及上经常被忽略的角色，特别是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努力。这是我使用这个词的第二个出发点。籍由商业文言文写作，陈氏得以使时人尚且存疑的新知识合理正当化并为之打开市场。这些写作为他的家庭工业社打下了基础，但是很多内容却不属于我们所界定的正规科学范畴。他在文人朋友面前尝试一系列实验（如自制灭火药水），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行严肃的科学探索和工业制造。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实践经常为传统的科技史或商业史所忽视，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关注正式的场所（比如实验室、大公司、学术机构）以及学科（比如物理、化学、医学）。而他的有趣之处在于跨越不同场域，在文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穿梭，还不忘从中盈利，很难在正式的科技工业领域给他的活动归类。使用这个词的第三个考虑点，是强调陈蝶仙的活动具有政治含义。他用非常规的手段经营工厂，包括“复制”甚至是“盗取”外来技术，同时以爱国的名义来合理化他的行为，让消费者相信这是应对“经济帝国主义”所必须的，是“国货运动”的组成部分。回到“vernacular”上，“本土”“民间”“通俗”都有道理，在英语中分别近于“local”“folk”“popular”，可惜都不能完全把握我想表达的含义。比较而言，我倾向于使用“民间”来强调非官方组织的自发性特点。当然，欢迎读者提供更好的翻译建议。

陈蝶仙“无敌牌”化妆品系列产品（林郁沁老师提供图片）

问：据我理解，“玩创”（tinkering）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陈蝶仙在知识生产中对文字的改编再创作，另一方面是指他在实物生产中对技术的改进再加工[5]。有趣的是，您在美国为陈氏找到“同道中人”——科幻小说作家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884—1967），两人在文学出版和手工创造领域都有瞩目成就。您如何选择“玩创”作为分析框架？

答：我对“玩创”的想法来得比“民间工业主义”更早。据我所知，它在科学史上得到关注，是受到科学史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影响。他的有名观点强调技术的发展是“循序渐进”（evolutionary），而非“翻天覆地”（revolutionary）的，因此他认为创造可以通过玩索得来。我认为“玩创”这个词生动地阐释了陈蝶仙所从事的许多活动，包括翻译国外的技术知识，对其改良以满足本土的具体需求。他并不介意“复制”，研究技术、材料以改进他的擦面牙粉。他摸索出有利于他的方式，绕开产权争议，这在20世纪初期非常重要。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以西方的政府和企业为主，都在逐渐完善法律法规来保护个人发明的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陈蝶仙和雨果则都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这种新兴的趋势，这既表现在他们的实物生产，更反映在他们的出版活动上。两人都是活跃的编者，拥有大批读者。陈蝶仙利用主编“家庭常识”专栏的机会，乐此不疲地介绍工业制造的配方，而他觉得公开信息并无不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爱国职责，帮助建设中国的现代工业；雨果则在美国使无线电广播技术为更多人所知。两人处在世界的两端，都在积极推动着大众制造知识的普及传播，撼动专业机构对技术的绝对掌控地位。

陈蝶仙制造销售的无敌牌牙粉（林老师提供图片）

问：您的陈蝶仙一边“复制”一边创新的观点，还令我联想到一些亲身经历的文化差异。我刚在大学里教母语非中文的学生汉语时，看到有些学生的汉字写得不规范，就建议他们拿字帖来临摹——这曾是我习字的重要环节。不过，我发现学生们对此兴味索然，不能理解临帖的意义。您的论述让我反思为何崇尚批判、创新性思维的学生不习惯从模仿中学习。我想听您进一步谈谈“复制”争议折射出的文化差异。

答：在西方的现代话语里，“复制”行为令人厌恶，缺乏原创性，不享有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工商业语境里，情况比较特别，在我看来，生产是一种混合，有许多合作性因素。从业者会分享信息、复制工序、根据特定需求来做相应的改进。陈蝶仙是非常突出的例子，揭示复制和创新如何并行不悖。他是“复制+创新”模式的积极推动者，在关于如何建设中国工业的文章中，他明确“仿制”“改造”的迫切必要，认为复制外国的技术，并联系本地实际改进是正当的。我从他的例子延伸到对“山寨”问题的讨论，也是希望读者能从更深远的历史角度，来理解今日不同文化持续存在的理念分歧，特别是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快速发展日益让美国感到威胁，为了在经济上保持优势地位，美国舆论常指责中国的山寨行为侵犯知识产权。这些受到政治动机驱使的指责，是基于西方文化对于创新的理解。实际上，这些廉价仿制品缓解了许多消费者无力购买奢侈品的遗憾，它们的制造商们，头脑灵活，非常了解国内市场，懂得让名牌改头换面深入当地消费者，这是原品牌厂商望尘莫及的。于是，国际品牌商们非常不满，认为是这些仿制品偷走本应属于他们的市场，但实际情况并非他们所想的这么简单。通过结合当下的议题，我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能为理解今日的纷争提供思路。我接下来的研究课题也与此有关，正是关注“复制”的议题。正如我已在讨论陈蝶仙的书中提到的，“复制”的过程中也存在创新的可能。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历史层面的问题：为什么“复制”行为被贴上中国的标签？为何中国被视为世界上主要的知识产权侵犯者、假冒产品制造方而受到抨击？实际上，放眼全球，各地都有生产假冒产品的“复制”活动。这是值得思考的。

问：彼得·伯克曾提到，“知识史”的兴起与科技史相关，这涉及科技史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例如学界对于“通俗文化”的兴趣、全球史的兴起及随之而来对非西方文化的知识成就的讨论。您的新书如何回应“知识史”的研究？

答：我没有使用“知识史”这个术语，不过我使用其他关键词，比如“认知方式”（ways of knowing）、“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等[6]。这些词来自于科技史领域，我的新书正是得益于科技史研究的新进展。科技史成立之初，理念比较保守，主要推崇正式型的知识或是有名的科学家，且常常与西方社会联系。在中国研究领域，先前比较有名的是李约瑟，他将中国的传统思想归入现代科学范畴，旨在从非西方社会寻找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萌芽，却未质疑西方现代科学标准的普遍适用性。到20世纪后期，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情况有很大转变。学者进而探寻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影响其生产的权力因素、背后涉及的政治因素等。现代科技知识因而不再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高高在上，科技研究（STS）的学者们转而关心为何特定形式的知识占据上风而成为主流[7]。研究人员的视野也更全球化，更乐于接受与主流理念不同的其他了解自然世界的取径，这就涉及到非文本形式的知识，比如工匠、农民、木工所深谙的门道。因此，如今被纳入知识范畴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此前学者比较关注正规形式的科技实践而忽视业余爱好者的尝试，但是我想将那些出人意料的、探索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并将它们与中国正式的科学、工业发展结合。我希望通过陈蝶仙的例子来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的发展进程。还有一个关键词是“知识工作”（knowledge work）[8]。目前有很多研究集中在具体形式的知识，就是通过身体力行来获得的知识，这涉及到从物质层面出发的认知方式，以区别于此前集中在思维层面的认知方式。而我想做的恰恰是，将思维层面的文本生产活动和知识论议题重新摆上台面，将具象和抽象的知识联系以理解其历史语境。因此我特别关注像“翻译”或“编纂”这类以文本为中心的生产活动，或是陈蝶仙在制造活动中所提倡的“改良”“改造”观念，这些词汇反映了“认知行为”（cognitive acts）的动作，为他所青睐并在他的解释下变得正当合理，最终在制度化的生产中被付诸实践。这跟工匠们通过手工操作获取经验，然后在经验的指导下有规模地从事生产是同样的道理。“知识史”有许多层面的内容，我都有兴趣深入挖掘。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1] 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之一，陈蝶仙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文学界有诸多研究，而且由汉学家韩南(Patrick Hanan)介绍给英文读者。 

[2] 关于近代中西广泛接触之前中国本土的科学成就，见艾尔曼著、原祖杰等译：《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关于“文化性”和“历史性”因素如何影响科技知识在中国的形成，见薛凤著、吴秀杰和白岚玲译：《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关于科学史家为何放眼全球及其关键概念，见Fa-ti Fan, “The Global Tur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2 (2012): 249–258. 将“物”作为历史切入点的研究也有增长趋势，如范发迪著、袁剑译：《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Shellen Wu, Empires of Coal: Fuel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1860–192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Thomas Mullaney,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7).

[3] 关于“民间科学”如何挑战现代科学的理论、抽象、“理性”维度，见Pamela Smith, The Body of the Artisan: Art and Experience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关于“民间科学”暴露出殖民主义的科学观在推广过程中的问题，见Helen Tilley, Africa as a Living Laboratory: Empire, Development, and the Problem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187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日常技术”表现出外来机器和消费品在日常生活中令人意想不到的运用，基础性研究有David Arnold, Everyday Technology: Machines and the Making of India’s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4] “文化企业家”指投身文化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生产者，参见Christopher Rea and Nicolai Volland, eds., The Business of Culture: Cultural Entrepreneurs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900–65 (Vancouver: UBC Press, 2014).

[5] 将“tinkering”译为“玩创”而非“捣鼓”等常见词汇，参见布鲁斯·布朗等主编，孙志祥、辛向阳译：《设计问题：创新模式与交互思维》的《后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

[6]  John Pickstone, Ways of Knowing: A New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7]  例如从事科学研究的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宣称自己的主张科学可信的背后，实际上并未摈弃商业目的或是物质利益的考量。见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8] 详见Lukas Rieppel, Eugenia Lean, and William Deringer,  “Introduction: The Entangled Histories of Science and Capitalism,” Osiris 33.1 (2018): 1–24.

参考文献

[1] Lean E.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in China: Local Innovation and Trans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Making of a Cosmetics Empire, 1900—1940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 林郁沁. 施剑翘复仇案: 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 [M]. 陈湘静,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3] 林郁沁. 闺房里的化学工业: 民国初年的家庭制造、知识与性别 [A]. 沙培德, 张哲嘉. 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 [C]. 台北: 台北“中央研究院”, 2013. 271—293.

[4] Lean E. The Modern Elixir: Medicine as a Consumer Item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Press[J]. UCLA Historical Journal, 1995,15: 65—92.

[5] Lean E. Review of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Medical Traditions ed. By Don Bates[J]. Chinese Science, 1998,15: 142—147.

[6] Burke P. What is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M]. Cambridge UK, Malden MA: Polity, 2016. 5.

A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 Interview with Eugenia Lean on Her New Book

CAI Danni

Department of Histor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Eugenia Lean’s new book explores the career of Chen Diexian and his Association for Household Industries. I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century China from a micr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begins by introducing her new book, and continues with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Lean to enhance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rth America.

Keywords Chen Diexian, Association for Household Industries,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crohistory, vernacular industrialism

作者简介

蔡丹妮，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兼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研究助理，专攻中国社会文化史。鹭岛求学七载，枫叶之国留学六年。喜欢文学、音乐、旅行，空闲时间和伙伴们搭建了一个“儿童历史文化研究”的小站，期待着与更多爱思考、爱生活的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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