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China Review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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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宋婧（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课程助理教授）

计迎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责编：钱岳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改革与经济发展不断形塑着婚姻家庭的变迁。一些研究开始探究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着第二次人口转型，这种转变在西方社会中不仅表现为传统家庭研究中核心家庭和夫妇关系的重要性增加，而且伴随着个体主义观念和不同家庭模式的兴起。简而言之，当现代化导致个体主义的盛行与家庭主义的衰落，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变迁是否会呈现出与西方社会趋同的态势。

对东亚社会家庭模式的研究表明， 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可能使得不同社会中出现类似的单身浪潮，低生育率，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非婚性行为及婚前同居更为常见 (Raymo et al., 2015)。这些现象似乎体现了个体主义观念的兴起，符合了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大致框架。中国的青年男女的跨地域流动性、单身贵族、对浪漫关系的追求、同居试婚、以及“月光”等消费现象，似乎也印证着这种趋势。

然而在普通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传统力量的韧性不仅表现在婚姻的普遍和非婚生育的罕见上。对许多人来说，家庭连结、代际同住和家庭成员的互助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利益关系似乎反证了现代生活中所谓“纯粹”感情关系的虚幻和不堪一击。虽然年轻人被认为变得更为“自我中心”了，但和西方的个体主义观念的趋势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对个人经济成就的推崇与新的家庭本位主义的演变，其中涉及到更多关于现实利益关系而非传统权力关系的讨论。 

这种家庭生活的转变与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息息相关。在单位制和集体主义福利制度衰落和市场机制发育过程中，传统父权和性别阶层意识很可能在私人生活中卷土重来，而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福利制度改革中社会保障的缺失，为个人提供必要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使得个人对于家庭的依赖反而加深。和其他东亚社会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不断重塑着个体主义和家庭主义观念的互动、冲突和杂糅。市场经济下新的社会流动机会和资源分配模式，往往带来人们对个人经济成就的向往，却未能为不同性别和阶层的人群清除结构性障碍，使他们享有同等机会和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不得不成为社会变革的“减震器”和“解压阀”，而家庭生活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加剧、转化和演变。例如，女性事业与家庭的矛盾，曾经引发了学界对于“妇女回家”的大讨论。而人们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分化，也凸显出个体之间性别和阶层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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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不同个体和家庭观念，首先体现在了性别角色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当市场经济期待个体（包括女性）在公共领域追求自身经济成就和发展机会的同时，社会对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却鲜有变化。正是这种公私领域的不对称性，而非个体主义观念本身，降低了传统婚姻对于现代女性的吸引力，推动了家庭生活模式和理念的进一步变迁和多元化。钱岳和李家兴的文章发现（点此跳转），女性在工作和家庭领域都体现出一种追求性别平等的倾向，而男性则在家庭领域往往体现出更为传统的观念。男女之间在家庭观念上越来越大的差异，反映出社会中极为不均衡的观念变迁过程。要实现两性平等的观念，男性需要改变对“男主外、女主内”的坚持，更多地参与到家务和育儿的分工中来。

阶层与地区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剧了性别角色变迁的复杂性。在宋婧和赖韦文对于城市同居情侣的研究中（点此跳转），女性往往更为普遍拥护平权观念，而男性对于家务分工则有着更多的观念分化。一方面，在一些“情投意合”的“平权”伴侣中，不光是女性，男性也拥护平等的家务分工。有趣的是，“平权”女性在追求家务平等中多以个体主义观念为由，而“平权”男性则更强调他们的家庭观念，呈现出一种“关怀型”男性气质。另一方面，在许多“观念不合”的情侣中，女性拥护平权观念而男性拥护传统家庭分工，而且“传统”男性往往显得比他们的“平权”伴侣更执着于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家务安排。总的来说，城市中的年轻人表现出了相对开放的家庭观念和分工模式，但是还是有相当部分的同居伴侣在双方的价值观念冲突中饱受折磨并且不得不做出让步以维系他们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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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欣、同钰莹、舒玢玢对于农村家庭外出打工模式的研究中（点此跳转），她们发现了妻子单独外出迁移对丈夫幸福感有负面影响，而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的模式对妻子的幸福感有正面影响。对留守丈夫而言，幸福感的降低源自于他们对妻子在家庭经济和家务贡献上的不满。对夫妻双方都外出的女性而言，幸福感的提高源自于她们对丈夫在家庭经济贡献上感受到的满意度。在越来越多农村女性进入外部社会就业的同时，她们依然不能摆脱作为家庭照料者的性别期待。这些结果反映了农村女性所面临的双重负担，也反映了传统性别观念的延续。

除了家庭性别观念方面的冲突，人们对个体自主性和经济成就的追求并非一定与传统家庭角色和家庭责任对立。相反，人们已经开始以不同的观念尝试新型家庭生活方式，重组社会生活，而他们依然受到不同物质条件和社会观念的限制。在中国生育政策放宽后，计迎春、王会光、刘岳、许若男和郑真真对女性生育意愿的研究发现（点此跳转），女性生育意愿下降，不仅是她们追求个体职业生涯和自主愿望的表达，而要放到育儿投入成为“家庭竞赛”的语境下去理解。随着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市场化和家庭照料体系的重要性的上升，夫妇双方父母共同协调参与育儿“接力”的双系家庭体系，使得职业女性面临的生育和就业困境有所缓解，但是这种缓解依然伴随着照料活动中的性别差异，并受到其他家庭需求的制约。

这种依靠家庭互助和家庭背景缓解个人生活压力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生育意愿上，在人们获取经济资源上也是如此。陈蒙和余芳芳发现女性不仅在对房产资源的占有规模上逊色于男性，而且在两性获取资源的渠道上也存在着差别。（点此跳转）在房产资源市场化过程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受益于自身职业成就和经济能力，家庭背景对于女性来说则更为重要，而她们获得的家庭经济资源很可能由于其他因素被稀释。换句话说，女性在依赖家庭以保障自身福祉的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家庭传统财产结构的限制，从统计上来看，她们的兄弟数量越多，她们拥有房产的机会越少。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包括照料体系、房产资源、劳务关系）对于家庭生活的重塑并未像西方理论（二次人口转型）那样带来个体主义的盛行与家庭主义的衰落 ，而人们的个体自主性和家庭观念的演变受到性别、阶层、城乡、地区等因素的影响 (Yan, 2009)。在家庭分工中，女性作为个体的流动性、自主性和经济成就渐渐得到彰显，而她们的家庭角色却依然受到传统“男主外，女主外”观念的制约。在家庭资源和照料体系下，“家庭竞赛”的重要性导致了父系和双系家庭体系的发展，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性别与代际关系。在家庭财产关系中，家庭既为房产市场中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和依靠，又催生出新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权利和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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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刊（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的几篇文章分别从性别角色观念、同居家务分工、家庭外出打工模式、生育意愿、以及房产资源关系等角度，讨论中国家庭生活的变迁。中国家庭研究学者们已经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在影响着家庭社会的变迁，即中国传统的“家本位文化”以及个人本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些观念变迁背后是社会经济制度从强调男女平等的计划经济时代转型为市场对于个人特质的“歧视”，往往伴随着家庭中夫妻和代际收入差别的拉大（杨善华，2011）。我们的研究从两个方面对这些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一方面，男女两性往往站在市场经济中不同的起跑线上并被差别对待，从而加深了两性对父权传统和平权观念的不同观感；另一方面，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观念变迁的差异，也清晰地体现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纷繁复杂的互动当中（如农村进城打工者的家庭依然具有较为保守的观念）。个人之间和家庭之间的收入分化和贫富差距，需要更为全面的风险应对机制，而养育和购房等“人生大事”依然需要“举家之力”。因此，单身、晚婚、同居等新现象的兴起，并未能撼动家庭和婚姻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很多情况下，传统规范和现代观念，个体福祉和家庭利益，经济独立与代际传承往往共生互依，其背后是市场转型中社会福利保障、照料制度和风险应对机制的缺失，并对已有的性别和代际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这些过程中，家庭既提供保护，也造就束缚。

参考文献

Jing Song and Yingchun Ji, “Complexity of Chinese Family Life: Individualism, Familism, and Gender,”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1–17.

Yue Qian and Jiaxing Li, “Separating Spheres: Cohor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ttitudes about Work and Family in China,”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19–51.

Jing Song and Weiwen Lai, “Cohabit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deal and Real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Chinese Youth,”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53–80.

Jenny Xin Li, Yuying Tong, and Binbin Shu, “Migration Arrangements of Couples, Satisfaction with Spousal Contributions, and Happiness of Rural Chinese,”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81–111.

Yingchun Ji, Huiguang Wang, Yue Liu, Ruonan Xu, and Zhenzhen Zheng, “Young Women’s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the Emerging Bilateral Family System under China’s Two-Chil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113–141.

Meng Chen and Fangfang Yu, “A Home of One’s Own? Gendered Homeownership in Urban China,” China Review, Vol. 20, No. 2 (2020), pp. 143–182.

James M. Raymo, Hyunjoon Park, Yu Xie, and Wei-jun Jean Yeung,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1 (2015), pp. 471–492.

Yunxiang Yan,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xford: Berg, 2009).

杨善华，“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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