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十讲--第八讲东涧水流西涧水(下）——中国的美和西方的美

第八讲东涧水流西涧水(下）——中国的美和西方的美

上一讲我们从虚和实的关系入手，比较了中国的美和西方的美。这一讲我们再从形和神的关系入手，比较一下中国的美和西方的美。

先来看这样几幅画。

这两幅画取自台湾美术史家李霖灿先生的著作《天雨流芳》。左边这幅，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陶比卡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同心圆睡猫》。瞧这只猫的神态，呼之欲出。李霖灿先生来到陶比卡博物馆，看到这幅作品，竟冲口而出地惊呼：“什么时候你们把我们故宫的沈周的猫图挂在这里了！”

陪他参观的馆员立刻很不高兴地反驳：“这怎么会是你们的猫图！这是我们的神猫。有它在这儿挂着，我们这里二十八个大厨房，就没有一只老鼠敢出来偷东西吃。”

李灿霖先生有些冒失了。但是他的冒失也情有可原。看他误解的沈周的猫图，和土耳其这只睡猫何其相似乃尔！都是全身一大圆，头部一小圆，尾巴缩起来，形成标准的同心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再看这样两幅画。这一幅是德国十五至十六世纪大画家丢勒的《野兔》。这一幅是中国北宋画家崔白的《双喜图》局部，也是一只兔子。您瞧这两只兔子，来自中国和西方两位大画家之手，都是那样地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神态可爱。

这几幅画告诉我们，中国画和西方画都讲究绘画的形神兼备。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西方人的审美追求，都既重视形象的逼真，又重视形象的传神。

有人问先秦思想家韩非子，你认为什么难画，什么不难画。韩非子回答，画鬼魅容易，画犬马难。为什么？韩非子的理由是，狗和马天天都看得见，熟悉不过，你画得不像，一下子就看出来。鬼呢，谁也没见过，怎么画都行，没有人会指手画脚，说你画得象还是不象。韩非子的标准，显然就是形象的逼真。

中国的山水画创造的各种皴法，也是为了真实的再现山体的厚重和体积感。

你看北宋画家李唐的《万壑松风图》，在这幅画中，李唐使用了他创造的斧劈皴，这样画的山石就显得坚硬结实，真的像斧头劈出来的一样，非常适合表现北方山水的雄壮硬朗。

你看南宋画家董源的《潇湘图》，使用的就是披麻皴，非常适于表现南方山水的平缓的土坡。

石涛的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也是要求首先忠于自然，造化为先。但是，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西方人的审美趣味，在处理形和神的关系时，仍然有重大差别。中国人尽管讲形神兼备，但是更重视的还是神，因此还强调以形写神。

讲到神，不由地想起著名的九方皋相马的故事。这位九方皋是春秋时期秦国人，和那位大名鼎鼎的伯乐是同胞。伯乐是相马天才，他老了，国君秦穆公就问他以后还找谁选择良马，伯乐就推荐了九方皋。秦穆公于是派九方皋去找千里马。九方皋去了好久，找来一匹，说这就是千里马。秦穆公问他，这匹马什么样。

九方皋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但是牵来马一看，竟然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很生气，连公母颜色都搞错了，还什么千里马？但是伯乐一看，果然是一匹千里马。这位九方皋相马，就是求神不求形。讲形，牝牡骊黄都搞错了，黑的黄的公的母的都看错了，但是讲神，它就是一匹千里神骏。后来有人写诗歌颂九方皋相马，“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九方皋相马的故事，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形神兼备之上，更追求以形写神，甚至求神似不求形似，就成了中国艺术家的审美追求。例如苏东坡就说：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画画只求画得像， 也就是“形似”，那见识就和小孩子一样了。

所以你看中国的传统画，墨气淋漓，气韵生动，最后竟然逸笔草草，根本不讲什么形似了，然而又最真实地传达了物象的神韵。

你看徐渭的葡萄，仔细看，那葡萄粒好像不成样子，但是整个看过去，那墨色淋漓，绝对给你一种粒粒葡萄晶莹欲滴的感觉。徐渭怀才不遇、甚至得了精神病杀了老婆。这些葡萄寄托了他的愤懑。看他的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你看八大山人的画。你看他画的鱼呀、鸟啊，眼睛都是大大的怪怪的，都是那么冷漠，严峻。那里有愤怒，有忧愁，有轻蔑。谈不上形似，甚至有点变形，但那神态真的令人叫绝。

这是他的鱼石图。他画的石头总是上头大，下头小，象征人生的险恶。你再看他这只鸟，嗒然若丧其偶，它在想什么？还是什么都没想？八大山人是明代皇族，清朝灭了明朝，他心怀家国之痛，就通过这些鸟啊鱼啊抒发心中的郁闷。

你看齐白石的墨荷图，荷花居然画成黑色的，但是你就是觉得这荷花栩栩如生，真实的了不得。

中国山水画讲究以形写神，我非常欣赏，但中国的人物画我实在难以欣赏。尽管很多美术史家谈起中国的人物画赞不绝口，但我死活不能理解，中国的人物画为什么都是驼背耸肩没脖子？你看唐代阎立本的《职贡图》，把外国人也画成这个样子，你看北宋张择端那幅有名的《清明上河图》，没有一个人不是驼背耸肩没脖子。

你再看这些美人图，《簪花仕女图》、《游春图》，都是有名的作品，但是美在哪里呢？有人说美在眼睛。

晋代以人物画著称的大画家顾恺之说：“四体妍蚩，本无关於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阿杜就是眼睛。顾恺之的意思是四肢身段画的不管多么好，都不是十分重要，表现人物的神，还要看他的眼睛。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物画总把人物画得驼背耸肩没脖子的原因？“四体妍媸无关于妙处”嘛，把眼睛画好就行了。但是中国人物的眼睛，往往就是那么一个墨点。鲁迅当年曾经讽刺过，这么一个墨点，是老鹰的眼睛呢，还是大雁的眼睛，这都不清楚，又能传什么神呢？就看顾恺之的画吧！你看他的《女史箴图》，那些大脸盘的女性，眼睛美在哪里呢！当然，会有美术史家告诉我，这幅画的线条叫“春蚕吐丝”，意思是顾恺之的画，那线条流畅均匀婉转，就像春蚕吐的丝一样，是非常美的线条。但是，眼睛美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问题，希望大方之家指教。

再来看西方的画。它也讲形神兼备。你看这座雕像，名字叫《圣苔列莎的幻觉》，它是意大利十七世纪艺术大师贝尔尼尼的杰作。贝尔尼尼给意大利的罗马留下了很多艺术丰碑，因此罗马又被称为“贝尔尼尼的罗马”。

《圣苔列莎的幻觉》表现的是西班牙天主教徒圣苔列莎的一个梦境。她梦见代表上帝的天使，把一只金箭插进她的胸膛，意思是她的爱全都献给了上帝。圣女虔诚地笃信上帝，已经陷入迷狂状态。贝尔尼尼将这位圣女的迷醉状态表现得出神入化。

据这位圣女自己的日记中描绘：当她梦见被天使的金箭刺进胸膛时，“我痛到大声呼叫了，可同时我又觉得很甜蜜，这是医疗之痛而非肉体之痛，这是灵魂所受的上帝的甜蜜抚慰”。你看贝尔尼尼所展示的圣苔列莎的表情，真的是痛苦的甜蜜，甜蜜的痛苦，陷于一种陶醉的迷狂。天使调皮的笑脸，圣女半倚半卧的身姿，金属丝制成的太阳的光茫，圣女和天使身下的云朵，都是那样的逼真、细腻，真假难辨，栩栩如生。这是形神兼备的杰作。

西方人的美术追求形神兼备，但是首先必须保证形象的逼真。它的神只能在形的逼真中展示。他们绝不舍弃形似来达到神似。你看这幅肖像画，画的是著名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它是西班牙十七世纪大画家委拉斯凯兹的代表作。这幅画把这位教皇阴狠冷酷的一面毫不掩饰地展示出来。委拉斯凯兹画的太像真人了，画的活灵活现，以至于这幅画摆在教皇的办公室里，有人从窗前走过，以为教皇真的坐在房间里。教皇看到画家把自己画成这个样子，心里很不高兴，但这幅画的艺术技巧从构图到色彩光影的运用都非常完美，委拉斯凯兹毕竟画得无懈可击，于是这位不可一世的教皇还是乖乖地把酬金付给画家。但是他一边递过去钱袋子，一边还是忍不住悻悻地说：“画的过分地像了！”

委拉斯凯兹的画画的太逼真了，以至于有人说：看他的画，就像推开窗户看外面的风景。

你再看这幅《墓穴中的基督尸体》，他是德国十六世纪大画家霍尔拜因的作品。一个神圣的宗教题材，也处理得这样真实。上帝之子在这里完全就是一具普通的死尸，从他身上，很难想到复活这类圣迹。

但是绘画过分讲究逼真了，也走向自然主义。这是西方绘画曾经出现的弊端。例如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作品，追求一种“无情的真实”。他只画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例如雇主要他画天使，天使背后长着翅膀，生活中哪里有这样的人？卡拉瓦乔竟然在真人背上绑上翅膀道具来给他做模特。最典型的是他画的《多马的怀疑》。这幅画取自圣经题材。多马是耶稣的门徒。《圣经》记载，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殉难后第三天复活。耶稣复活后，和很多门徒见了面，只有多马当时不在场。有门徒告诉他耶稣已经复活，他不肯相信，说除非自己亲眼看到他身上的钉痕，肋下的伤口，并且亲自伸手探视耶稣的伤口，绝不相信耶稣已经真的复活。过了几天，耶稣果然来见了多马，他先吩咐把门关了，然后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伤口吧！不要疑惑，总要多信！”

你看卡拉瓦乔如何表现这个题材。他的用光很出色，非常强烈的光打在暗室中，增添了神秘的气氛。耶稣扯开衣衫，露出肋下的伤口，多马果然俯下身去仔细查看，这样尤觉不足，还真的伸出他那粗糙的手指挑起裂开的皮肤肌肉，一直探进伤口。这就未免过度写实，违背了绘画这一类视觉艺术的审美原则。

卡拉瓦乔本是个杰出的画家，他反对理想化地处理宗教题材，经常把下层百姓当模特来塑造宗教神圣人物，他的形象太逼真了，以至于教堂认为他的作品太粗俗，拒绝接受他的作品。但是逼真的过分，像《多马的怀疑》，确实流于自然主义，伤害了艺术的美。

尽管西方画家强烈追求真实效果，但是以形写神同样是他们的更高追求。他们的写神尽管绝不牺牲形的真实。

但是一个画家如果仅仅讲究形的真实，缺乏内在的精神品味，在西方的地位也受到影响。

例如鲁本斯，十六至十七世纪弗拉德尔大画家，弗兰德尔在今天的比利时一带。鲁本斯是西方巴洛克画风的最伟大的代表。

所谓巴洛克风格，指的是十七世纪从意大利开始，旋即流行于欧洲的艺术风格，特点是强烈的动感、扭曲的造型，颠覆稳定，追求别致。自由、放纵、荒诞、富丽、纤巧、繁复，是巴洛克的特点。你看这两件建筑和雕塑，就是巴洛克风格的典型代表。鲁本斯的绘画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体现了巴洛克风格。

例如他的代表作《劫夺吕西普的女儿》。这幅作品反映了上古社会的抢婚习俗。你看画面上，激昂暴烈的情绪，蛮野疯狂的动作，男性强健的肌肉和女性雪白的胴体，盔甲的阴冷和肉体的丰腴，纠结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对比。烈马、男女的造型极度张扬，仿佛四处喷射。但是我们看鲁本斯创作这幅画，他对画中的人物，关心的不是挚爱还是邪欲，不是悲剧还是喜剧，不是暴徒还是英雄，不是喜悦还是悲凄，不是是是非非，他关心的就是那男女，那烈马、那画面上的一切的质感、造型、线条、色彩。你瞧他画的女性，丰腴的有些过于肥胖，以致后来有美术家研究他的作品，联系到弗拉德尔的民俗，说那个地方的女人吃肉太多。鲁本斯的这种创作倾向也体现于他的其他作品。作品艺术技巧十分高超，线条的流畅，造型的能力，色彩的运用都十分出色，艺术灵感也如飞瀑一般喷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大师。例如他运用色彩，绝对不是花里胡哨，他的画通常只用几种色彩，主要是热色调，巧妙的运用一下子就使整幅画面的基调鲜明统一，又显得格外丰富。

例如《耶稣下十字架》，圣徒尼各但的鲜红的大氅，决定了整幅画的色调。但就是由于他不关心人的命运，不表现人的个性，就使得他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地位受到负面的影响。早有美术史家指出，鲁本斯缺乏精微的观察力，我想他大概也不屑于这种观察的细致入微。鲁本斯对人物表情的描绘好像有个公式，他的肖像画缺乏个性，缺乏真情实感，不注意表现对象的内心世界、心理情绪，也就是所谓的“神”，这是鲁本斯的致命伤。在他的笔下，王后、圣母、殉难的圣女都同样华贵，就是说，鲁本斯过于注重形象的形式感，而没有考虑形象的个性神韵。因此有人说，“人们在他的作品面前走过时，向他致敬但不停留。”

鲁本斯和妻子

鲁本斯是一个受人佩服但不受人爱戴的画家。原因就在于他过分重视作品的形，忽略了作品的神。

相反，人们对委拉斯凯兹、伦勃朗的评价就比鲁本斯要高。原因就是委拉斯凯兹和伦勃朗的作品，充满了个性的神采，特别注意以形写神。更可贵的是，他们通过作品人物的神采、内心世界、情感心理的描绘，寄托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

你再看委拉斯凯兹的《侏儒塞巴斯蒂安》，孩子般的身躯，没有长成的胳膊和腿，那样短小的手臂按在肚子上，处处显露着侏儒的不幸。贵族们用侏儒的残疾来取笑逗乐。但是你看委拉斯凯兹的处理，身躯尽管矮小，但画家画他的脸部表情，却充满了尊严，特别是他那双深邃有神，凝视前方的大眼睛，有悲伤，有痛苦，也有智慧和善良。委拉斯凯兹就是通过侏儒神采的传达，寄托了对这些不幸又收到羞辱的残疾人的深厚的同情，捍卫了他们的尊严。

你看委拉斯凯兹的《纺纱女》，充满了对纺纱女的同情和赞美。远处贵妇们欣赏的壁毯上，绣着一个悲惨的古希腊神话：《巴拉斯和阿莱辛》。巴拉斯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雅典娜，她与民间少女阿莱辛比赛纺线，阿莱辛手艺比雅典娜好，取得了胜利。巴拉斯恼羞成怒，竟把阿莱辛变成了蜘蛛，罚她终生纺线不息。壁毯上的情景，正是巴拉斯头戴钢盔，举起手向阿莱辛施行法术。阿莱辛的不幸，正好暗示这些纺纱女的艰辛命运。

这是伦勃朗的两幅著名的自画像。这幅是1634年伦勃朗27岁刚和一个富家女完婚时的自画像。妻子漂亮，家境富饶，少年不识愁滋味，看这画像，浓密的头发烫的那么讲究，胡须整理得很俏皮，嘴唇的轮廓是那样清晰，丝绒小帽，衣饰考究，充满温爱和幸福。再看这幅年老时的自画像，家道中落，濒临破产，债台高筑，饱经辛酸。你看那憔悴的面容，邋遢的衣衫，岁月的侵蚀，世道的无情在伦勃朗的脸上刻下一道道辛酸的记录。这两幅自画像，都是以形写神的上乘之作。

这是伦勃朗的《基督向穷人说教》，这是一幅铜版画。你看那基督的神采，讲道的身姿，就是一个典型的平民领袖。他仿佛像一个工会领袖在工棚里对穷苦的工人演说。画面上的听众神态各异，穷人聚精会神地听讲，富人有感动，有怀疑，也有蔑视。这幅画最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上的耶稣和群众都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由于圣经上记载耶稣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而遭到逮捕杀害，因此基督教世界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从中世纪到现代，经常发生。二战时甚至发生了纳粹法西斯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要对犹太人灭绝种族的可怕罪行。实际上耶稣本来就是犹太人，他的最初的信徒也都是犹太人。伦勃朗是西方美术史上第一位把耶稣和圣徒都画成犹太人的画家，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伦勃朗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

对神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对精神境界的强调，对内心世界的强调，对文化品位的强调，乃至对人文关怀、人道主义的强调，委拉斯凯兹、伦勃朗这样一些画家之所以受到崇高评价，就是由于他们关注这个“神”，而鲁本斯这一类画家尽管画技高超，甚至天才独步，但评价总要低于委拉斯凯兹、伦勃朗等人，就在于他们过于关注形的完美，这样那样地忽略了“神”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