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挑不拣，也可能是更大的浪费

写在前面

你是不是偶尔会在媒体上看到“南印度洋金枪鱼配额调整”、“俄罗斯真鳕配额减少”之类的消息？

这些就是基于单一目标物种的渔业管理方式的典型代表。能实现这种配额管理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捕捞的选择性较高，渔船只将符合“目标物种”要求的渔获物带回岸上，其余的则作为“兼捕”被抛回海里或依规另行处置。

而在国内沿海渔港，常看到我们的渔船靠岸后，不管什么鱼虾蟹贝都会被分拣一空，都有人愿意买单。初看起来，这似乎是我们充分利用了海洋渔业资源，但有的人认为，这会是更大的“浪费”！？

海口周边渔港的妇女们在分拣刚上岸的渔获

“什么都不丢”的捞鱼难道不是更环保吗？

近日，小编读到一篇由旅美中国学者发表的学术文章，系统地评述了中国近海捕捞渔业的非选择性特征，并给出了相应的渔业管理建议。

看到洋文就头大！别怕，让小编来为你解读这略显陌生和艰涩的学术语言吧~

什么是捕捞的选择性？

早在19世纪末，就有人因为关注到当时拖网渔具尺寸对渔获物大小的影响而提出了“选择性”（Selection）这一概念。至今，业界有很多关于“选择性”的定义，可以包括任何引起鱼类被捕获概率随鱼体特征值（体长、体周、年龄等）变化的过程。而我们智渔此前开展的🔗“守护幼鱼”倡导中，常说的就是网目大小对鱼体体长的选择性。

智渔发起的“守护幼鱼”倡议海报

告诉你多大的鱼才能吃

粗细不一且五颜六色的渔网

（图源：网络）

►  海洋渔业捕捞的选择性是指在捕捞活动中，主要捕获特定大小的目标物种，并尽量减少非目标物种捕捞的过程(Fauconnet & Rochet, 2016)。

►  从经济上讲，瞄准有商业价值的目标物种有利于收益的最大化(Breen et al .， 2016)。

►  从资源保护的角度来看，选择性捕捞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非目标捕捞，减少捕捞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1995，2010)。

为了避免人类在单一物种水平上的过度捕捞，需要基于高选择性的捕捞活动，并加以科学管理。这也意味着，渔业管理部门和学者普遍不鼓励非选择性捕捞。但是，选择性差的多物种的渔业捕捞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为人类社会提供充足的营养来源，尤其对欠发达地区的粮食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国外渔船上的工作人员在抽样测量渔获物的尺寸

（图源：网络）

中国近海捕捞渔业“挑”吗？

►  中国近海捕捞渔业被认为是一种使用各种各样的、非选择性渔具捕捞各种各样具有不同经济价值的渔业（Huang & He, 2019; Kritzer et al., 2022; Su et al.，2020; Szuwalski et al.，2017）。

中国自古以来反对浪费食物的文化，和持续增长的海产品消费需求，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人们充分利用渔获物 —— 伴随非选择性捕捞同时出现的是极少的“捕捞丢弃”。 
但这样的非选择性捕捞有利有弊——大量的幼鱼和无法识别的低价值物种被捕捞，充当养殖用的饵料。据调查，这类渔获物超过200种，约占全国海洋渔获量的三分之一 (Cao et al.，2015; Zhang et al., 2020)。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近海捕捞渔业没有目标物种，也没有选择性。 
随着中国渔业管理进入改革的关键阶段，中国眼下正在推行总量控制（TAC）作为主要的管理工具。但人们对非选择性捕捞的模糊理解可能会阻碍这样的改革。

研究人员收集了中国沿海四个海区的38种渔获物相关信息

含26种有鳍鱼类、7种甲壳类、3种头足类及贝类和水母等

（图源：Sun et al. 2023）

为提高我们对非选择性渔业的认知水平，研究人员认为，应首先了解中国非选择性渔业的数量和规模。为此，美国石溪大学的青年学者孙铭博士及其团队收集了2010年至2021年中国几大海域（即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渔业捕捞结构和渔具使用信息，基于这些信息评估了捕捞的选择性，并使用一套关键指标考察捕捞选择模式及其影响因素，还对中国渔业管理的改进提出了建议和启示。

用数据衡量“选择性”

研究人员发现，几乎没有哪些中国渔业有明确的目标物种。现实中，智渔观察到风里来雨里去的渔民们往往随着季节和海上作业区域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目标”。唯一的例外是获得特别许可的渔业，但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少数。

今年海南首次在休渔期期间实施芒果螺专项捕捞

因此，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只能根据渔具的类型（如捕虾拖网渔船）或文献中的相关陈述（如渔民在渔场中主要捕虾）来定义每个渔业的目标物种。若没有这样的信息，该渔业则被定义为“没有已知的目标鱼种”。

在多物种渔业中，渔获物组成的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可以反映渔业开发状况和捕捞的选择性(Trindade-Santos et al., 2020)。为了比较不同渔业的渔获量组成，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套可量化的指标：

• Shannon-Wiener指数(H’)：衡量的是渔获物的物种多样性。

• Pielou均匀度指数(J’)：衡量渔获物的均匀度和渔获优势度的指标。

• 目标物种(如果有的话)和副渔获物在渔获量中的百分比。(副渔获物是指在捕捞过程中因体积小(商业幼种)或价值低(次要目标种或非目标种)而难以识别的物种）

同时，研究人员对于文献中的渔具，依照国际标准命名习惯，和我国的国家标准，并考虑其选择性、生态影响、执行可行性和生产状况等因素，将所有85种渔具分为三大类（Su et al., 2021）(附录S1)。这三种类别包括：

• 30个“准用渔具”，这些渔具在使用中对生态影响较低，且有较高的选择性；

• 13个“禁用渔具”，这些渔具被完全禁止使用；

• 42种“过渡渔具”，这些渔具具有中等选择性，并且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

最终，研究人员建立的数据库共收集了66份出版物、140条渔业级记录和807个物种级捕捞比例数据。数据具有丰富的时空特征，能够反映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海的渔业状况和主要渔期(春季和秋季)。张网、刺网和拖网是使用最广泛的三大渔具，总共占所用数据库记录的80%。 

渔获物组成和副渔获物比率的多样性指数估算

呈现不同的纬度分布格局

（图源：Sun et al. 2023）

通过整理和分析上述数据，研究人员确定了中国非选择性捕捞的三个关键特征：

1

约60%的渔业缺乏主要目标物种；

2

较高的物种丰富度、多样性和均匀性；

3

相当大的副渔获物比例。

以上特征造成了中国目前的非选择性捕捞和经济物种高度枯竭并存的情况，如果不加以有效处理，可能会大大加剧海洋生态系统全面过度开发的危险。虽然非选择性捕捞可以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海产品供应，并可能促进渔获物的物种平衡，但控制主要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种的捕捞压力的管理行动还是迫切需要的。

数据还揭示，每个物种的渔获物平均由3.33种渔具捕捞，每种渔具的捕捞量占该物种总渔获量的比例不到25%。也就是说，中国的非选择性捕捞主要是由于广泛使用非选择性渔具造成的。“准用渔具”对目标物种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在中国目前这些渔具的使用频率较低，仅占捕捞记录的24%。如要推行这些准用渔具使用，可能会对渔业从业人员的生计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后果造成较大影响。
虽然中国目前正逐步加强选择性相关的渔业管理，但是还没有提出具体的目标和技术准则。

如何控制“非选择性”捕捞？

研究人员认为，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非选择性捕捞与西方的区别在于对多物种捕捞的处理方式。在中国，西方定义的副渔获物很少存在，因为大多数非目标渔获物(或主要目标物种以外的渔获物)被用作副产品，丢弃的行为可以忽略不计，这导致较少捕捞选择性的和更多样化的渔获物组成。所以，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可以充分借鉴他山之石，探索适合自己的管理模式。

琼州海峡里的定置张网收获的各种海鲜

为此，研究人员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对中国以及其他具有类似非选择性渔业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的渔业管理有所启示：
第一，中国的渔业很好地展示了非选择性捕捞的两面性：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捕捞浪费，并提供了蛋白质和营养；另一方面，它加剧了渔业资源的全面枯竭，并产生了复杂的多物种渔业管理问题。从长远来看，平衡这些社会和生态需求将是渔业管理成功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允许一定程度的非选择性捕捞，以平衡各种物种和大小的捕捞死亡率。然而，应当注意，实现粮食可持续性和鱼类种群健康的长期目标仍然需要限制过度捕捞。
第二，考虑到与非选择性渔业有关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建议在中国实施总量控制（TAC）管理方案时采取两步走的方法：首先将TAC系统应用于具有特定主要目标物种和船队组成相对简单的渔业，然后随着科技应用、数据质量和管理能力的提高，将其扩展到多物种渔业。
第三，需要一个更系统和全面的监测项目，以提高对多尺度下非选择性捕捞动态的认识。建议采用多种监测手段的组合使用，包括渔捞日志、电子监测系统和船上的观察员，提供单个船只和每次运输的生产信息，并在调查设计过程中同时考虑成本效益和能力建设，以确保监测得以长期运行，数据质量有长期保障。
近日，我国农业农村部启动了海洋捕捞渔具调查工作，这也说明渔业管理部门日益重视渔具管理制度对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我们期待，这样的基础调查工作能为渔业管理的科学决策提供扎实的数据，为我国多物种渔业的精准治理奠定良好基础。

图源：截屏自农业农村部官网

智渔后记

智渔从2017年就开始关注我国近海捕捞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向公众和渔民倡导“守护幼鱼”，联合国内外水产采购供应商推动南方鱿鱼捕捞业最小可捕尺寸的可行性探索，用数据可视化支持“选择性高”的海南本土延绳钓渔业的田野调查，直到近两年，我们进一步深入临高、儋州等渔业社区，推动渔网回收和改良渔具渔法的工作。我们期待也相信，在政府、学界、产业、渔民社区及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海南乃至中国的近海捕捞渔业终有一日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此，智渔将持续学习、观察并记录有关渔业管理的先进方法和良好实践，和各位同仁一起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 Breen, M., Graham, N., Pol, M., He, P., Reid, D., & Suuronen, P. (2016).  Selective fishing and balanced harvesting. Fisheries Research, 184,  2–8. 

[2] Cao, L., Naylor, R., Henriksson, P., Leadbitter, D., Metian, M., Troell, M.,  & Zhang, W. (2015). China's aquaculture and the world's wild fisheries. Science, 347(6218), 133–135.  

[3] Fauconnet, L., & Rochet, M. J. (2016). Fishing selectivity as an instrument to reach management objectives in an ecosystem approach  to fisheries. Marine Policy, 64, 46–54.  

[4] FAO. (1995). Code of conduct for responsible fisheries (p. 41).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5] FAO. (2010). Report of the Technical Consultation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on Bycatch Management and Reduction of Discards. Rome,  6–10 December 2010. FAO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Report. No.  957. Rome, FAO. 2011 32p.  

[6] Huang, S., & He, Y. (2019). Management of China's capture fisheries:  Review and prospect.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4(5), 173–182. 

[7] Kritzer, J. P., Tang, Y., Chen, Y., Costello, C., Gaichas, S., Nies, T., Peñas, E.,  Sainsbury, K., Shen, C., Szuwalski, C., & Zhu, W. (2022). Advancing  multispecies fishery management in China: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quaculture and Fisheries, 8, 351–362.

[8] Su, M., Wang, L., Xiang, J., & Ma, Y. (2021). Adjustment trend of China's  marine fishery policy since 2011. Marine Policy, 124, 104322.

[9] Su, S., Tang, Y., Chang, B., Zhu, W., & Chen, Y. (2020). Evolution of marine  fisheries management in China from 1949 to 2019: How did China  get here and where does China go next? Fish and Fisheries, 21(2),  435–452. 

[10] Sun, M., Li, Y., Chen, Y. (2023) Unveiling unselective fishing in China: A nationwide  meta-analysis of multispecies fisheries. Fish and Fisheries, 24, 142–158.

[11] Szuwalski, C. S., Burgess, M. G., Costello, C., & Gaines, S. D. (2017). High  fishery catches through trophic cascad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4), 717–721.

[12] Trindade-Santos, I., Moyes, F., & Magurran, A. E. (2020). Global change  in the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marine fisheries exploitation over the  past 65 years: Fisheries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7(1933), 20200889.

[13] Zhang, W., Liu, M., Sadovy de Mitcheson, Y., Cao, L., Leadbitter, D.,  Newton, R., Little, D. C., Li, S., Yang, Y., Chen, X., & Zhou, W. (2020).  Fishing for feed in China: Facts, impacts and implications. Fish and  Fisheries, 21(1),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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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ㅤ译丨黄ㅤ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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