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让四野、二野舍近求远，交叉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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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我党的形式已经一片大好，国军当时的实力已经不堪一击，除了还有几个大势力盘踞之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我军这时也在着手准备渡江作战，此时第二野战军在中南地区，第四野战军邻近西南地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各自的任务已经逐渐的明朗，不过后来的作战任务却让人们深感意外。
当时第三野战军已经在华东地区取得了大量的胜利，稳住江浙一带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毕竟在这一带的国军很狡猾，稍不注意就会被反咬一口，所以第三野战军不能随便改变作战方向，本身作战能力就很强悍，所以守在这里也是情理之中，而这也是渡江战役之后唯一和人们想的一样的作战线路。
至于第二和第四野战军则是完全转换了方向，第四野战军当时进入了中南地区，和国军的最强力量白崇禧进行交战。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战役不采取就近原则？
在金门战役中，就有一股“神风”——胡琏的十二兵团。正是这股“神风”，把我军登岛部队推上了绝境。胡琏所属十二兵团本驻广东潮、汕地区。当时，我二野大军已下鄂、赣，前锋触粤境。四野克湘问桂。就在这时，用胡琏的话说：“毛泽东突然做了个奇怪的决定，令刘伯承与林彪交叉运动：刘进西南，林下两广，全是舍近求远。”这样一来，致使胡琏的十二兵团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从容由潮、汕撤到海上，最终增援金门岛。
按常理，第二野战军似乎更适合才对，其实，第二野战军很被动，在刚打完黄维集团后，本身的兵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牵制，想要再去打白崇禧集团其实很难完成。虽然淮海战役的时候有了一些补充，但是和白崇禧集团来说还是小巫见大巫。
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就完全不同了，他们能征善战，敢打敢冲。在打完了辽沈平津战役之后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补充，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装备不弱于任何一个野战军，人数也是突破了百万之多，从多个战火中走出来的第四野战军，面对白崇禧的40万大军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让作战能力最强的军队去对付国军最强的军队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除了人数和装备很强之外，第四野战军还有特种兵司令部，有大量的炮兵和战车，机动能力很强，打攻坚战也很简单，这一点也是国军不具备的，当时白崇禧的炮兵大约只有一个团的力量，让第四野战军对付他们，完全就是碾压式的打法，哪怕白崇禧的能力再强，在绝对实力面前也没有抵抗之力。
其实在这次战役之前，第四野战军就在东北和白崇禧交过手，只是那个时候装备并不是很好，只打了一个不相上下的结局，后来甚至被逼的没有退路。这件事也让第四野战军的首长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复仇的机会，整个部队的战斗欲望也十分强烈，所以通过这场战争来看并非只是处于装备上的考虑，还有当时交手情况的考虑。
另外，刘伯承、邓小平是四川人，熟悉西南地情人情，由他们统帅二野解放大西南，安定大西南，可以更好地发挥地缘优势。
蒋介石1949年8月亲自飞到重庆，精心部署了一条以四川为防御重点，起于岷山，经秦岭、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延至五岭山脉的“西南防御战略”，希望以此作为反攻基地。蒋介石在重庆机场表示：“今日之重庆，要成为反共产主义之中心!”
二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于1949年10月20日从南京开拔后作出佯动的假相，部队由郑州向西移动。实际上，刘邓已暗令陈锡联的第三兵团直入川东，令杨勇的第五兵团向南迂回，进攻贵州，切断敌军南逃后路。然后，刘邓大军突然从东西横跨500公里的地域发起多路攻击，直取湘、黔、滇，造成对四川的夹击之势，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个西南防御部署。
11月1日，我军发起川黔战役，大西南之战开始。
11月15日，我军攻克贵阳，揭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11月23日，邓小平在湖南常德受命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1月28日，我军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刘邓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下达攻占重庆的命令。29日，国民党“行政院”逃移成都。30日凌晨，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蒋经国后来记述说：“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
重庆解放后，我军开始围攻成都。在我军排山倒海的冲击和刘邓发布的《四项忠告》的政治攻势的感召以及统战工作的有力配合之下，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纷纷起义、投诚。
12月7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决定逃往台湾，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继续负隅顽抗。次日，国民党行政院迁往台北。
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卢汉曾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为蒋截获。10日，蒋慌忙乘飞机逃离成都，飞抵台北。
12月23日，蒋介石嫡系、“王牌”司令长官胡宗南只身从广汉逃往西昌，后飞逃海口。
12月27日，我军三路大军协同作战，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10万余人，解放成都。
从11月1日至12月27日，历时57天的西南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活捉了号称“黄埔之光”的国民党最后一个中将、显赫一时的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宋被俘后，杨勇、陈赓先后接见了他，勉励他好好改造。
随后，邓小平进驻成都。这个16岁离家出国的邓希贤，29年后统率解放大西南的千军万马，回到故乡来了!
邓小平在总结西南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
西南战役之能获得如此胜利，是由于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同时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于十二月九日宣布起义，亦起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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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先声，军旅为家，茫茫人世，自强不息，惟朴惟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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