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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龄化时代如何提高生产率？
在1984年美国经济学会第96界年会上，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尔施大胆预言，经济学将从此进入熊彼特时代。这个判断针对那个时期西方国家过分注重以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增长，而忽略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强调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中国日益加速和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特别是生产率提高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也面临着一个经济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表示，中国在迅速失去人口红利这个经济增长源泉的同时，提高生产率的“低垂果子”也即将告罄，也就是说库兹涅茨过程不再能够满足生产率提高要求，需要尽快转向更加依靠熊彼特过程的新生产率源泉。
在1984年美国经济学会第96界年会上，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尔施（Herbert Giersch）大胆预言，经济学将从此进入熊彼特时代。这个判断针对那个时期西方国家过分注重以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增长，而忽略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强调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中国日益加速和加深的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特别是生产率提高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也面临着一个经济研究范式的转换。 如果说格尔施预言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意味着告别凯恩斯而接受熊彼特，我建议在库兹涅茨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熊彼特范式。这样，我们的经济分析工具箱，便足以充盈到使我们能够认识，中国在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发掘所有可能和必要的生产率源泉。本文简述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挑战，阐释两个提高生产率的相关经济学范式，揭示政策含义和市场启示。 老龄化要求增长动力转换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中国不仅创造了人类历史高速经济增长的奇迹，也经历了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人口转变。前者把中国从1978年人均GDP只有156美元的最贫穷国家，转变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0500美元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者在同一时期把总和生育率从2.7降低到1.3，使中国进入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行列。这个人口转变最引人关注的结果，就是人口的日益老龄化。202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4.12亿，自然增长率每年创新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9亿，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3.5%。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老龄化速度将是世界上最迅速的，中国老年人数量也将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预计204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全球老年人的26.4%。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以生育率下降为标志的人口转变过程。处在怎样的人口转变阶段，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类型。人口转变过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一是以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为特征的人口红利时期，二是以快速老龄化为特征的后人口红利时期。以201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转折点，中国此前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随后便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这个人口转折点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提出紧迫要求。 人们常常以为，人口红利仅仅表现在劳动力数量丰富和成本低廉，因而有利于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形成比较优势，并以此支撑高速经济增长。这样简单理解不利于认识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挑战的严峻性。事实上，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所有变量的正面效果。具体来说，大规模并快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低水平且持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给经济增长带来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不断改善的人力资本、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充分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即生产率提高空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中外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解过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贡献因素，证实了这种人口红利的作用。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便逐年减少，相应地，上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变量也都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即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改善减缓、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降低、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从而生产率的提高减速。由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无非就是上述变量，一旦所有这些变量都发生从有利到不利的变化，以往行之有效的增长模式便走到了尽头。 具体来说，老龄化提出的增长模式转换包括两个任务。首先，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变为生产率驱动的增长。要素投入固然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却不是报酬递增的可持续源泉。一旦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既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及成本提高，也意味着资本回报率下降。由于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创新和优化配置，因而不受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其次，从主要依靠剩余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生产率提高模式，转向更加依靠竞争优胜劣汰或创造性破坏的生产率提高模式。由此提出的增长模式转换任务，可以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需求相辅相成。 关于生产率源泉的两个范式 生产率归根结底是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在产业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别，在生产要素遵循生产率提高方向流动的情况下，即以产业、行业和企业为依托，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进行重新配置，在缩小现存生产率差异的同时，使生产率得到整体提高。从理论上阐释这样的资源重新配置从而让生产率提高的过程，有两个著名的经济学范式，分别刻画库兹涅茨式的产业结构变化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基于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研究指出，这种产业结构变化，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力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按照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说法，遵循生产率从低到高这个方向进行的产业结构变化，就是“库兹涅茨过程”，相反，如果产业结构发生一种生产率从高到低的变化，则可称为“逆库兹涅茨过程”。很显然，从库兹涅茨过程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收获人口红利的时期，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这一地区生产率提高的显著特色。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到城市流动，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现象。伴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70.5%降低到2020年的23.6%，中国经济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实际GDP）在此期间提高了20.5倍。在这个生产率提高幅度中，固然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各自的贡献，然而三个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过程，对整体生产率提高做出了约44%的贡献。虽然这个生产率提高源泉并没有枯竭，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有待从农业和农村转出来，但是，毕竟中国已经进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代，亟待开启不完全依靠人口红利的生产率提高模式。 依据熊彼特的理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在日常经营中从事创新，即创造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供应来源和实施新的组织方式；而在发生经济衰退时进行生产要素的重组，即创新企业获得更大的要素配置空间。这些职能都是通过使高生产率企业生存和扩张，让低生产率企业消亡或退出，即创造性破坏过程实现的。所以，这样的生产率提高方式，可以被称作“熊彼特过程”。一旦那些生产率低下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甚至“僵尸企业”既不死亡也不退出，同时生产率更高或者具有提高生产率潜力的企业难以进入，则形成一个“逆熊彼特过程”，整体生产率就会受到伤害。
防止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中国在迅速失去人口红利这个经济增长源泉的同时，提高生产率的“低垂果子”也即将告罄，也就是说库兹涅茨过程不再能够满足生产率提高要求，需要尽快转向更加依靠熊彼特过程的新生产率源泉。正如发展中经济体通常能够利用人口红利，从结构变化的库兹涅茨过程获得生产率提高一样，发达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获得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提高。 例如，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竞争所发生的进入与退出、萎缩与扩张、生存与死亡等结果，对美国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到1/2。中国正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到高收入发展阶段的转变关头，人口红利也在加速消失，应该在保持库兹涅茨过程的同时，加快推动形成熊彼特过程，以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转换。目前，在这两个生产率源泉上，都存在着现实的障碍，阻止着中国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第一个需要高度关注的现象，是企业之间的要素配置出现逆熊彼特化。在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的条件下，企业遇到经营困难终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是迁就乃至保护丧失竞争力的企业，还是刮骨疗伤以保持整体经济的健康，结果有云泥之别。一些丧失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企业，热衷于寻求各种政策保护，并且在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宽容的产业政策保护下，得以苟延残喘甚至死而不僵。该退出的低效率企业不肯退出，就意味着该进入的新创企业不能进入，导致资源配置僵化。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产业之间的要素配置出现逆库兹涅茨化。随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趋于弱化，这个产业占GDP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已经在迅速下降，吸纳的劳动力也大幅度减少。与此同时，第三产业成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新成长城镇劳动力，以及制造业转岗劳动力的主要吸纳产业。由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特别是与制造业相比，生产率更低而不是更高，这种就业的相对变化就意味着劳动力从高生产率就业向低生产率就业转移，导致资源配置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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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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