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兹曼 ：历史会诉说金融的一切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再一次审视金融体系的缺陷和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的不足。金融摧毁现代文明的声音不绝于耳。
全球著名经济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 · N · 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却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
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同时，威廉·戈兹曼并不否认金融带来了泡沫、毁灭性的危机、剥削性的公司、收入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但他也指出，本质上，金融只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这也是他在与《北大金融评论》编辑对话时着重提到的，“金融的本性并无好坏善恶之分，我们更多地应该将金融看作是一种技术或者工具，也不是一直考虑它到底是好是坏。”
本文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7期。
“金融的本性并无好坏善恶之分”
20世纪50年代，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论，海曼·明斯基从另一个视角给出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即市场自身是不稳定的。在经济扩张期，繁荣本身就蕴藏着不稳定。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让人们再一次审视金融体系的缺陷和现代经济金融理论的不足。对于危机的爆发，很多人称之为“明斯基时刻”。
这场“黑天鹅”事件不仅摧毁了人们的财富和工作，还侵蚀了银行乃至政府体系。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后的两个月时间里，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美国向其他地区蔓延：比利时富通银行、英国最大的抵押贷款银行布宾银行被迫由政府救助或被其他机构兼并，冰岛甚至因银行业过度扩张而使整个国家濒临破产。
彼时，金融摧毁现代文明的声音不绝于耳。不过，著名经济史学家，耶鲁大学金融与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威廉 · N · 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却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正是金融使得文明的进步成为可能。
威廉·戈兹曼在主流金融学领域是世界著名的资深学者，在包括中国和世界多国的历史尤其是金融史、艺术史方面，他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权威。在他看来，现代金融发展至今历经过数次危机冲击，但不仅没有哪一次危机卡断人类社会和金融的关系，而且每次都会提升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现代金融的依赖度，并且进一步把各国间的经济竞争转变成制度竞争，制度竞争又最终以各国的金融发展度来具体体现。
正如威廉·戈兹曼在《千年金融史》（Money Changes Everything : How Finance Made Civilization Possible）一书中提到的，虽然在一般人心中，金融是偶尔因戏剧性危机引人注目的抽象的概念，但实际上，金融是过去五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深深影响了第一批城市的形成、各个古帝国的兴起，以及人类对整个世界的探索。
比如，在近代欧洲，金融活动催生了用数学方法量化分析风险的传统，使得史无前例的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公司”这种全新的金融组织架构，就是为了满足亚洲和美洲贸易聚集资本的需要应运而生。
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同时，威廉·戈兹曼并不否认金融带来了泡沫、毁灭性的危机、剥削性的公司、收入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但他也指出，本质上，金融只是一种做事情的方式。这也是他在与《北大金融评论》编辑对话时着重提到的，“金融的本性并无好坏善恶之分，我们更多地应该将金融看作是一种技术或者工具，也不是一直考虑它到底是好是坏。”
金融是一个“时间机器”
在《千年金融史》一书中，威廉·戈兹曼将金融描述成一个人类自己建造的“时间机器”，人们可以据此实现价值的跨时空流动，这一点也彻底改变了人们思考、计划未来的方式。他认为，虽然金融不能在时间的轨道上移动我们的身体，但是可以移动金钱。比如抵押贷款将购房者未来的货币折现，对于贷款人，抵押也将货币转换到了未来；同样，一个担心退休后生活无着的人可以在当下用较高的贴现率购买将来的生计。
贷款是最简单的金融契约。比如，股权或者合伙人机制提供了一种针对企业所有权的奖励措施，而不是简单的预期固定收益；保险和期权契约提供了一种基于某个特定事实或情形而产生的未来支付。而时间上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金融契约必须克服“将现在与将来分离开来的不确定性”这个障碍。
在金融契约将时间维度中的内在风险暴露出来，并在不同的参与方之间进行分配后，它便进而可以做资本的重新配置。例如，资本通过股票市场流入高效率的企业，而银行则贷款给那些具有赢利潜力的企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金融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
同时，在金融的发展历程中，它提供了一系列越来越丰富的关于跨期契约可能性的选择，这种金融领域日益纷杂的现象和趋势，本质上反映了产生此类契约的社会的复杂性。戈兹曼甚至觉得，有些时候这种复杂性几乎接近书面语言所能描绘的极限。比如，一份现代的证券抵押担保合同可能长达900页，涵盖了各种极为庞杂的细节，比如条件、权利和责任。如此复杂化的优点在于扩大了契约各方的缔约“空间”。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多维度的缔约自由，那么人类社会许多根本性的、变革性的文明活动就不可能产生。
戈兹曼认为，技术创新的基本趋势主要是向上的，而且会持续向上。虽然有时候金融导致的问题很严重，但从整个全球化社会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正是在处理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取得进步。《千年金融史》一书的重要论点便是，金融技术使得更加复杂的政治制度成为可能，提高了社会流动性，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这正是一个复杂社会的文明象征。
两代戈兹曼的一脉相承
威廉 · N · 戈兹曼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来源于他的父亲，威廉 · H · 戈兹曼（William H . Goetzmann，1930-2010）。
老戈兹曼于1930年出生在华盛顿，在圣保罗和休斯顿长大。他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之后，于1955年至1964年任教于此地。1956年，小戈兹曼出生在耶鲁校园。他从小便受到了耶鲁人文精神的熏陶，长大后他也跟随了父亲的脚步在耶鲁大学攻读了本科和博士学位，这些都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于历史和人文的热衷。
老戈兹曼是耶鲁大学的考古与历史学教授，其著作《探索与帝国：美国西部胜利中的探险家和科学家》综合了大量日记、报告、专著和学术研究，全面展示了他眼中美国政府“程序化”的信息收集。这本书获得了1967年普利策奖和美国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历史学家戴维.拉文德（David Lavender）在为《纽约时报》撰写书评时写道，作者“取得了一项历史发现的壮举”。
《探索与帝国》出版之后的50年里，老戈兹曼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与著作，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研究范围涉及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科学史和哲学史等，其著作包括《当鹰尖叫：1800-1860年美国外交中的浪漫地平线》(1966)、《超越革命：从潘恩到实用主义的美国思想史》(2009)、《新大陆，新人：美洲与第二次大发现时代》(1987)等。他还创作了一部关于西方艺术的系列纪录片《想象的西方》，1986年由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年，他和儿子小戈兹曼出版了一本同名的书。
自1964年开始，老戈兹曼任教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直至1980年，他将向女性、黑人和西班牙裔开放美国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历史系主任，他邀请外部专家就黑人历史发表演讲，并任命了该校文科的第一批黑人教员；还开设了该校第一门女性研究课程——美国的知识女性，以及一门关于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研究课程。直到退休前，老戈兹曼都一直在为少数族裔的招聘发声。
据其好友回忆，老戈兹曼曾主持设计了一张毕业生海报，上面有一张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们身穿黑色的舒适衣服，手里拿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为女性投票”。
戈兹曼眼中的中国金融创新
威廉 · N · 戈兹曼是个“中国迷”。据其好友香港大学经管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说，他的办公室几乎就是一个艺术馆和金融博物馆，收藏品既有《管子》等经典著作，也有中国商周硬币、明代纸币以及其他国家不同时期的钱币、债券、股票和期权真品。
与其说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是一本为欧洲读者写的书，不如说是一本为中国读者写的书。戈兹曼认为大多数金融史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专门研究的特定文明，跨越由语言、学术传统造成的不同界线会令他们感到不适。但他自己却很少会受到这种限制，他通过东方与西方的交叉叙事，比较和对照两者金融演化的路径，分析通过丝绸之路构建起来的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并向读者们展示了中国对世界金融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戈兹曼表示自己记录了很多中国历史上金融创新的内容，“可能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不会预期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金融创新者，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晚清时期。”
在这一时代，中国快速学习并吸收金融工具和技术，上海飞速成为了金融中心。在上海，中国的金融家学会了如何使用金融工具，比如他们掌握了如何为国家金融发展而募股融资，为交通基础设施、国防、矿业以及城市现代化筹措资金。这种创新并非是对英国方式的简单照搬，而是使之适应于中国的政治结构。他们创立了一种独特的、促使政府参与其中的企业融资方式，用以满足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最终使资本可以被用于促进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型。
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金融创新包括铸币、纸币、汇票等各种各样的纸质证券，甚至包括了金融数学，而这些金融技术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在欧洲出现。比如，在宋代，外国商人会在边境地区将他们的铸币换成纸币，这对于外国商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概念，即用金属换纸币。戈兹曼猜想，欧洲人当时一定很恐慌，因为居然要放弃实际的硬通货来使用这种仿佛类似于当前加密货币一样的东西。
戈兹曼在职业生涯早期便到过中国，他的中国之旅颇具意义，他访问了中国政界、学界和商界最有影响力的金融领导者，与各行业管理者、企业家、银行家、律师等知识分子进行观点分享，并看到了金融史上的重要地理标志：从上海外滩到世界上最早的金融理论家管仲的家乡淄博。他不禁感叹：“文化遗址和文化遗产提醒我们，文化是一项相互关联、多世代的事业，有着跨越数个世纪的主题。探访历史遗址会将你与那些重大影响的人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对话戈兹曼
《北大金融评论》：对于这次采访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想从您的代表作《千年金融史》延伸出来。我们对这本书核心思想的理解是：“金融引导了历史的进程，这是一股长期塑造人类文明的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金融体系的影响?它会让金融的权力变得更大吗?
威廉·戈兹曼：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金融系统中与信息打交道的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把它看作是一种信息工具。市场本身有一个将信息汇总成价格的过程，我对这个问题的第一个想法是，人工智能将有助于这一价格发现过程。我的猜测是，它的应用将使价格发现过程更加有效，这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人工智能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仅仅反映了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过去的文化，以及大部分被记录下来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文化交流和互动中所隐含的东西。比如说，我给你写电子邮件回答问题与我们面对面交谈之间的差别，就好比是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差别。在这一点上，AI非常简单，它目前还让人获得不了一种隐含的沟通感，不过谁也不知道它是否会在未来进军更复杂的互动交流领域。
《北大金融评论》：在看完诺兰导演的新片《奥本海默》后，我们感受到，一方面，现代科学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它也伴随着不确定性、毁灭和伦理困境。在某种程度上，金融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看到经济危机、金融泡沫、收入不平等，那么您如何看待金融的两面性呢？
威廉·戈兹曼：自从有最早的金融证据以来，金融就一直受到批评。例如，当借款人无法还款时，就会造成困难的局面，这至少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我更愿意把金融看作一种技术，或者一套工具，你可以积极地使用它，也可以消极地使用它。因此，与其关注金融是好是坏，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做事的方式，或者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我认为最好是将大多数人对金融的“情感”与它的实际作用区分开来。
这是因为，妖魔化金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许资本主义是一个制造所有这些问题的制度体制，但金融和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你可以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结构，而非金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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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17期
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
采写：都闻心
本文编辑：杨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