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商：击破中国农村的千年孤独

古代四大文明都是在大河边展开的故事——黄河两岸的中国，尼罗河畔的埃及，两河间的苏美尔和印度河畔的印度。故事的高潮和结局，是在这些流域出现了最早的城市。

人类生活与生产首要的稳定资源是水，而能持续提供巨量、稳定的水资源的，只能是河流，准确地说，是河流的中下游（只有中下游才水量丰富）。在文明初始阶段，只有河水是自来的，这种天然的“自来水”哺育了最初的文明。

在这一点上，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表现得最为明显。非洲大陆东北角的这块土地本来应该是荒漠之地，这块被沙漠和大海包围的土地竟然成为可以从事农业的飞地，全拜尼罗河所赐。尼罗河每年为这片干旱的土地带来的不仅是丰沛的水量，而且是水中富含肥力的火山灰和泥土，天然实现的“水肥一体化”和土地因河水浸润而极易耕作的特点，让这里成为古代世界的粮仓。

出现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农业展现出一种朴素而典型的“云——管——端”结构。

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我们对“云管端结构的网络赋能”早就有切身的感受，我们很容易理解，在由“云”、“管”、“端”组成的网络中，“端”几乎没有独立、自足的价值，其性能与价值基本上取决于管和云（不妨想象一下在没有WiFi的情况下一部停机的手机能有什么用）。

我们在埃及文明中也能生动地感受到“云管端结构的网络赋能”。埃及文明只是文明之“端”，而发源于雨量丰富的非洲中部、由青白尼罗河组成的尼罗河水系才是这个文明的“云”和“管”。

河流流域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云管端结构的赋能网络”。我们将会看到，随着故事线的延展，网络又呈现出新的形态。

历史其实是一部网络史——既是网络的形态不断迭代、演化的历史，也是人类被不同形态的网络赋能的历史。

河流的赋能导致了农业和村社的出现。随着动植物驯化技术的发展，锄、犁等耕作工具的革新，畜力（牛力和马力）的普遍运用，农业产能逐渐提高，可以交易的剩余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城市。

作为剩余物交易点的集市或集镇逐渐形成，以集镇为中心，以多个村庄为边缘节点的“局域网”（城乡网）开始形成，而在人流、物流、信息流上更大的“集镇”，就是最初的城市。

正如克里斯安德森所说，城市的本质就是网络。城市的发达程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网络资源的丰富性——非本地化的“资源云”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二是城市内部与外部连接的畅通性越来越高，也就是连接的“带宽”越来越大，终端触达和获取资源的“时延”越来越小。

城市网络同样是一种云、管、端构成的网络，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物质（材料）、能量和信息——通过各式各样的管道（如内部和外部道路，自来水网，电网，燃气网，通信网）与各种终端连结，终端的性能和价值因连接而巨增。两座面积和构造完全相同的房子，它们的价值之所以相当悬殊，是因为它们作为“端”虽然相同，但它们的“管”和“云”是大相径庭的。

农业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但城市是一个“中心—边缘”二元结构的网络，而不是一个均衡赋能的分布式网络。它主要给处在城市（尤其是处于城市中心）的终端和人赋能。城市内部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工业革命开启的城市化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

大约两百年前（工业革命初期），诗人海涅曾半开玩笑地说，每个法国农民的额头上都清晰地写着他们与巴黎的公里数——其贫穷的程度与距离成正比。在二百年前的今天，这种状况并未有实质性改变。

然而也就是在今天，有一种巨大且日益彰显的力量正在深刻地改变自城市出现以来就明显存在的“中心—边缘”结构。换言之，中心化网络已经被分布式化。这是理解和洞察未来城市和城市化，未来城市与乡村，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的关键认知。

我们不妨来看发生在当下的案例。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以北的深山之中，是一个名叫诺邓的白族村寨。历史上，这个有着1600多年历史的村寨一度因盛产优质的井盐而商贾云集，成为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镇。但随着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海盐的出现，作为“重镇”的诺邓又被打回原形，成为贫困的村寨。

值得庆幸的是，诺邓的“盐文化”衍生出的一个产品。诺邓井盐含有丰富的钾，味道清淡，渗透力强，是制作具有独特风味的诺邓火腿不可或缺的材料。除了邓诺井盐这种物质文化遗产，这里的“非遗”——制作火腿的独特工艺也是诺邓火腿味道令人惊艳的原因。不过，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销售渠道和资金投入的明显匮乏，让有“深山绝味”之称的诺邓火腿的市场辐射力难以超越深山，能偶尔享受这种绝味的，只是村寨及周边自产自销的人们。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用6分钟的时间展示了诺邓火腿，很多人知道了这种绝味的存在。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云南特色食品品鉴会”上，诺邓火腿以4票优势，在盲品测试中胜出了有“火腿届爱马仕”之称的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但诺邓火腿名声大噪并没有让诺邓村重现和光大昔日的“光荣与梦想”。资金、产能和销售渠道的限制仍然是大问题。当地最大的一家火腿加工厂，火腿的产量也只有2万只，产值只有1600万元。

2020年8月，新电商平台拼多多不仅为这家企业提供产品销售渠道，还在这家工厂设立扶贫车间，向这家企业捐赠了240万元，投建一条现代化的生产线。产能上去后，企业还需要具有电商运营的能力，对此，拼多多提供师资和其他资源，为企业培训电商人才。预计未来2至3年，公司年产火腿将从2万只达到8万只，扶贫车间可实现年产值6000万元，村寨里的贫困户无需进城就能打工挣钱，全年能够给贫困户发放的工资总量将超过120万元。

边缘贫困山区的农民都听说过“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但要真正富起来远不只是修路那么简单。传统的修路只是构建系统化赋能网络的起点，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的通路和管道，才能最终让这个偏远寨子与各种资源的“云”连接起来并实时互动，从而打破其千年孤独，实现其光荣与梦想。

诺邓村的例子有其特殊性——拥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边远农村毕竟不多；但又有其普遍性——只要接入到足够完整、系统化的网络，客流、人才流、资金流就能让边缘与中心逐渐实现平权。

借助电商平台，雪莲果、百香果等小众水果成为城市消费者新宠，在当地不值钱的山珍变得值钱，城市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尝到了稀世美味。借助于电商平台，来自四川大凉山空姐何爽转型“石榴姐”，在网上卖家乡产石榴，一天销售额超过1百万元。

新电商平台早已超越了“网店”的范畴，一个网店、一个主播的背后，是一套发达的供应链。比如说，拼多多新农人计划打造了辽宁丹东草莓“原产地直发”极速供应链，用户下单后5小时卖家就能完成采摘、封装和发货，草莓新鲜度超过了超市和菜市场买到的草莓，正是凭着这种响应速度，一个丹东的小伙子在拼多多一年卖出1000万元的草莓，带动70多家农户收入翻番。

对农村人来说，新电商平台当然并非只是销售农产品的平台。由于购买力偏低，城里人买的很多商品他们只能望价兴叹。但新电商平台通过持续的供应链优化，再加上让利，很多商品的价格不仅“感动”了城市居民，也感动了农村居民。

这种消费平权又是一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和消解。技术意义上的分布式网络，借助于供应链和商业模式的优化，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意义上分布式网络。

以拼多多为代表的C2M电商模式，本质上是电商平台利用来自下游的数据和智能，去改造、整合、优化产业链的上游，尽可能消除或减少传统产业链中大量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但要消费者去承担成本的环节，从而创造价格奇迹——终端消费者享受到更低的价格，上游生产商享受到更高的利润。高性价比，不是来自于对产业链上价值存量的压榨，而是来自对产业链上价值增量的创造，对不创造价值环节的删除和减少。

分布式网络导致的生产和消费平权，是一场关于城市化的“悄悄的革命”。新电商平台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重新定义城市。随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新电商平台的出现，在原本是等级化、差序结构的城市里，中心城区与边缘城区、郊区的界线正在悄悄地变得模糊。眼下，这种“模糊化”趋势正在从城市向乡村扩展，延伸。换言之，城乡边界因为这种全新的城市化而悄悄开始模糊。

由企业推动的分布式网络、城乡平权，与由政府推动的“数字乡村”，是两种本质相通并且正形成协同、合围之势的力量。“馅饼式”（中心化）的资源结构逐渐向“葡萄干面包式”（分布式）资源结构演进，会让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深刻的变化。

长期以来，成为城里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中国农民心中的光荣与梦想，当城市被新的资源网络重新定义时，农村也同时被重新定义。系统化的网络赋能让农民无需走出家园而成为城里人，在一个全新的分布式网络中，中国农村的千年孤独最终被击破。新的网络技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导致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最终将导致新的文明，就像五千年前黄河哺育出古老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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