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6期|产业政策的历史经验：来自三线建设的证据
作者：王鑫，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杨雨豪，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朱欢，上海大学经济学院；文传浩，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刊期：《世界经济》2022年第6期
原标题：工业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三线建设断点回归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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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而言，私人部门常常无法有效协调投资预期，从而使经济陷入一种低投资的“坏”均衡状态中。为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采取了基于地区的产业政策。一些文献认为，这类政策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促进了就业、同时显著提升了地区工资水平。然而，另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不同结论，认为地区导向的产业政策存在明显汲取效应，降低了邻近区域的新建企业数量以及就业机会。这类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本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但对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也未观察到由于产业集聚带来的正向外溢效应。
由于存在制度和文化差异，相似的产业政策能否在不同地区获得同样效果还有待更多国别案例的检验。本文将三线建设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该时期三线省份的工业投资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三线建设，原因有三：第一，三线建设的实施来自于潜在的战争威胁，独立于经济目标的产业政策可以视作准自然实验，为因果识别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相比东部一线地区，身处中西部的三线地区在该战略实施之前较为落后，三线建设可以检验一次巨大的工业投资能否对落后地区带来显著影响，以使其逃离贫困陷阱；第三，针对中国的研究中，评估产业政策效果的文献大多关注其短期影响，长期影响则较少讨论。三线建设结束于20世纪80年代，这为讨论长期影响提供了可能。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还可以识别历史上工业投资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发挥怎样的作用。
估计三线建设的长期影响，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是内生性问题。如果直接使用OLS方法进行估计，那些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遗漏变量将导致估计偏误。为克服该问题，本文利用京广铁路构建断点回归。根据相关文献，京广铁路以西为三线建设地区，以东则为非三线地区，该特征事实为实现因果推断奠定了基础。本文的研究发现，京广铁路以西的三线地区在2000-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比非三线地区低16.4个百分点。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依然成立。内生于三线建设的企业投资特征是理解其作用机制的关键所在。高资本密集度的重化工业服从于分散、隐蔽的布局特征，这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经济内向化程度。逆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无法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机会，三线时期新建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对当地非国有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其经济绩效低下，从而阻碍了长期经济增长。当放宽时间的视角后发现，三线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更快的增长。但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历史投资形成的优势在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中消散掉，基于地区的产业政策并未带来持续的增长动力。
基于历史事件的量化研究为制定未来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任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持续过程，当下的体制和经济结构都是历史的产物，现实不能孤立于自身的历史而存在。制定政策之前，应充分认识地区发展的初始条件。这意味着既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度，也不能从发展目标简单反推需要什么样的政策，而是要更多地认识到在目前的发展条件下，哪些政策才是真正可行的。另外，长时段的量化历史研究还给了我们额外的启示，过去的好政策在新的条件下可能演变为增长的障碍。历史给予的经验清晰且直接：那些能够持续促进增长的政策，必定是能够适应新环境的与时俱进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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