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3年第6期|以市场型减排工具协同推进“降碳”与“增长”

作者：万攀兵，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冕，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怡怡，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刊期：《世界经济》2023年第6期

原标题：清洁发展机制的“降碳”与“增长”协同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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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刻不容缓的全球大势。为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2020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做出庄严承诺，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因此，如何协同推进“降碳”与“增长”进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202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并依托市场型减排工具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理论上，相比于强调政府干预的命令型减排工具而言，主要以价格信号来配置公共资源的市场型减排工具被认为更加灵活且减排成本更低。但由于该类减排工具较为依赖良好的制度设计以及与之匹配的市场环境，其降碳效果存在不确定性。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市场型减排工具在“降碳”与“增长”方面的协同效果，特别是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衡取舍尚未得到深入挖掘。

（图片来自新京报）

本刊在2023年第6期推出万攀兵、杨冕和王怡怡撰写的《清洁发展机制的“降碳”与“增长”协同效果评估》，基于中国2001—2015年1246个县的CDM项目注册数据、县级经济地理数据、夜间灯光数据、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和专利申请数据，系统评估了清洁发展机制（CDM）这一在国内运行已久的市场型减排工具的经济绩效和碳排放绩效，以期为我国即将重启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CCER）机制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研究发现，CDM项目的引入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其虽未降低区域整体碳排放水平，但显著抑制了当地高污染企业的碳排放，且对降低地区整体碳排放增速具有积极效果。机制分析显示，CDM项目的降碳效果取决于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综合作用。一方面，CDM项目的引入导致项目所在地工业产出和投资增加，这表明规模效应的存在。由于贫困县发展经济的动机更强烈，贫困县CDM项目的规模效应比非贫困县更为明显。因此相对于非贫困县而言，CDM项目显著促进了贫困县的碳排放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CDM项目的引入导致项目所在地火力发电占比下降并推动了当地高污染企业的减污降碳，这表明替代效应的存在。由于“污染县”减排的动机更强且潜力更大，“污染县”CDM项目的替代效应比非“污染县”更为明显。因此相对于非“污染县”而言，CDM项目显著抑制了“污染县”的碳排放和经济发展。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待CCER机制重启后，要着力发挥好该类政策工具的替代效应，并谨防其规模效应带来的增碳效果。

第二，在运用市场型减排工具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既要充分挖掘排放大户的减排潜力，也要着力限制大量低排放企业的排放增长；同时，还要因地制宜推动不同地区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第三，要着力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切实发挥市场型减排工具的市场激励效果。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首先，本文增进了关于市场型减排工具政策效果评估的实证研究。不同于现有文献，本文基于中国县域层面的长周期面板数据，同时关注了CDM的碳排放绩效和经济绩效，并揭示出CDM这一市场型减排工具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降碳”与“增长”之间的权衡，从而对当前中国大力开发市场型减排工具来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其次，本文为CDM的额外性争议提供了因果证据。本文以中国县域是否引入CDM项目来构筑自然实验并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较好地克服了已有研究对CDM项目减排效果“额外性”的识别难题。特别地，本文综合考察了CDM项目的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深化了学界对CDM项目作用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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