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科：疫情下的“撕裂”现象

疫情下的“撕裂”现象

原创 李升科 老李拿大顶 

疫情一开始，在微信和微博上就开始了观点的撕裂。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梳理的社会现象。

自从新媒体发展起来之后，舆情方面就存在明显的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官方舆论场，一个是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之间既有契合，也会有分裂甚至是撕裂现象发生。这里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将分析和梳理撕裂现象的点，主要放在民间舆论场上。

撕裂现象表现

民间舆论场的撕裂综合地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的撕裂中，形成了层层叠叠、内外交织的状态。对内主要体现在这样具有标本意义的点上：

对内撕裂一：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然后流向世界。对于这一点，认知撕裂的双方呈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解读。一方认为应该向世界道个歉，以赢得疫情过后世界的谅解；承认错误并不丑，不仅不丑还体现了一个大国的胸怀。

另一方认为，世界应该向中国致谢，原因是由于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隔离措施，使世界赢得了接近两个月的防疫准备时间。有的甚至认为，世界欠中国一个热搜，在防疫和抗疫的措施和策略上，应该“抄中国的作业”。

对内撕裂二：疫情搞得这么大，在反思上应该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出现了认知的撕裂。一方认为，武汉疫情本来不应该闹到这么大的，如果医生有正常的话语权，而不是对“发哨人”艾芬那么严厉的训斥，中南路派出所不把八位医生的“吹哨声”视为谣言的话，那么后面的局面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认为其中的原因就出在现在运行的体制上，尤其是媒介不能自由的发声。

另一方面则认为，疫情既然来了，那就“欣然”接受；不仅接受，而且从中总结出了抗疫上令人振奋的“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是大国力量的充分彰显，应该感到自豪。

对内撕裂三：在对内撕裂的表现方面，60篇“方方日记”表现得最明显、也最激烈。支持方方的一方认为，日记记录了武汉乃至于溢出武汉地域的疫情真相，起到了传统媒体明显缺失的舆论监督作用，并成为了隔离、憋闷在家的亿万民众的重要信源。

而反对的一方则认为，方方在用日记的方式给国家抹黑，存在着以偏概全、误导大众的负面作用。有的甚至辱骂方方是巫婆，存心不良，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武汉、看中国。持这种看法的文章一般都是从爱国的角度出发，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子不嫌母丑”等，个别甚至提出了把作家绳之以法的要求。

在对内撕裂上，还包括其他方面。

对外撕裂更多，主要集中在对欧美等发达多家身上，尤其以美国为主。而对非发达国家，则平和得多。

对外撕裂一：武汉封城后，国内疫情逐步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民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慌也逐步进入高峰。外国从武汉撤侨，成为第一个认知上的撕裂点。

有一篇文章专门评论美国从武汉撤侨，说是美国终于对中国动手了，认为这是“趁火打劫”式的美国阴谋，与一年多的中美贸易谈判续接起来。据这篇文章的作者透露，该文阅读量达到了三千万，仅仅第一条留言的点赞就是几十万。由此可见，大众虽然处在疫情的不安和恐惧中，但对这种观点的赞同是非常广泛的。

另一方则认为，一个国家在危机状态下撤侨，是一种正常行为，与封锁中国扯不上，与阴谋更扯不上。既然我们能够封城、封村，严防武汉人和湖北人，别人为什么不能撤侨呢？这种阴谋论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是低智商和自卑情结的表现。

对外撕裂二：钻石公主号游轮发生大面积新冠病毒传染，在日本港口附近的海上进行隔离，成为国内网民的另一个撕裂点。一方认为这是日本和美国所谓盟友在重大疫灾面前的扯皮，显示了美国和日本的道德虚伪，这件事成为了美国和日本道德上的一面“照妖镜”。

另一方则认为，本国到处封城、封村、封省、封市，在不了解游轮产权归属的情况下，却把别国的做法嘲笑为照妖镜，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德。

对外撕裂三：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成为一个从民间舆论场上升到了官方舆论场的撕裂点。一方认为，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要求美国给予交代。从去年美国流感开始可能就有了新冠病毒，武汉之所以爆发，或者是武汉军运会由美国军人运动员带来的。某某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发推直接追问。在民间，关于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的文章和抖音近乎疯狂地传播。在此类信息反复轰炸下，巨量的信息接受者对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到了深信不疑的地步。

另一方则以逻辑推理的方法否定上述判断。分析认为，如果新冠病毒来源于美国流感或者美国军人运动员秘密带到武汉的话，那么美国应该是最早大面积感染的国家，美国应该早于中国或者武汉封城、封国；那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武汉军运会，别的国家运动员要想不感染是很难的。

对外撕裂四：当东亚近邻日本、韩国发生病毒急遽传播时，媒体进行大规模报道；当伊朗、意大利急遽传播时，同样如此；当美国确诊病例数量超过中国时，受众抱有一种围观的看客心态对此内容大规模点赞，从“我不幸、别人也不幸”的比较里获得某种幸福感。

另一方则认为，人类的命运是一个共同体，瘟疫是人类的共同灾难，人与人之间呈现出来的任何的“幸灾乐祸”，都属于人性堕落的表现。

当然，关于对外的撕裂还有其他很多表现。

撕裂双方的观点对抗烈度，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也有偶尔的吻合。比如在对内撕裂中，35岁的李文亮医生去世的当天晚上，双方观点和情绪几乎是吻合的，几乎一致地为去世的医生感到伤痛。有文章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趋利避害、趋生避死的每个人，几乎都从这个大夫身上的不幸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又如在对外的撕裂上，近邻朝鲜和俄罗斯最早关闭了与中国来往的边境大门，俄罗斯甚至在防疫上对华侨有相当失却道义的“过火行为”，对此其中一方进行批评，另一方则几乎沉默。这与对美国航空公司依据客流量停飞一些来往中国的航班线路——尽管没有像这两个国家对待中国“果断”地关闭边境——的高调批评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此区别的反应，其中原因确实耐人寻味。

撕裂的本质是什么？

在几乎每个人都深陷其中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产生如此持久的撕裂，其本质到底是什么？是理性的辩论还是非理性的争吵？到底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是脑袋决定屁股？是人类文明史上那种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对抗吗？

从撕裂双方的群体人员构成上看，右派一方的构成主体多为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高学历、收入稳定、社会地位处在正常状态的社会精英，也包括能够用常识来进行独立思考、有着相当数量的普通人，也包括一些看不见的有勇气、有格局的利益既得者。

左派的构成主体是少部分知识分子，加上大部分的低收入、低学历、低社会地位的普通民众、一些利益既得者，以及一些通过赚取流量来获得生存资本的自媒体人。这种观点对抗上的撕裂，从整体上看很难说得上是真正含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层次的“对抗”。

真正意义上的左派，在理念和理念实施的行为上都是近乎圣人的。而中国所谓的真左派是很少的，大多数在实质上属于那种最大限度地攫取自我利益的“利益派”。

在本人《知识分子的多虑：左派抬头》小文中曾经这样分析：真正的左派，看看几项左派最显现、最简单的特征就明白了：

真正的左派是有深刻的劳工主义情怀的，面对穷人往往显示出深刻的同情，敢于倾家荡产为劳工服务甚至献身。今天的左派有这样的情怀吗？

真正的左派是嫉恶如仇的，面对社会的各种虚伪和不公是敢于去挑战的。今天的左派有这样的献身使命感吗？

真正的左派面对强大的利益既得集团，敢于为穷人打土豪分田地，今天为富不仁的欺世盗名的土豪这么多，左派敢打吗，打过吗？

真正的左派是敢于进行“阶级斗争”的，敢于大破大立也敢于批评社会不公的，像毛泽东所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今天的左派能这样做吗？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今天的左派都是自封的“伪左派”，其作法经常是一种幼稚的“高级黑”。这种“伪左派”要么是知识分子对自我“专业占有”上的固执，要么是“专业格局”太小，要么是把“左派”作为一种工具攫取经济或者权力的工具。从产业学的角度说，这种所谓的“左派”是把“左”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的。

以左派自居的多是权力的趋炎附势者，他们只会对权力暗示为正确的事展开撕裂，只会对大话和空话感兴趣，一旦接触到实质性问题，则会呈现出另一种态度。比如牵扯到一个青年人的考试挂科、一个退休人的退休金和福利哪怕减少一点点、一个到医院看病大夫的表情有问题等等，他们则会迅速发生认知的转向。

其中低收入、低学历、低社会地位的普通民众，则很容易被假大空的“废话”所牵引，在一种不着边际的所谓大情怀里，为漂泊的心灵找到一个安稳的安置场所。

撕裂的原因是什么？

一、概念上的偷梁换柱和判断标准的错乱，并把这种错乱导引到剧烈的情绪宣泄上。

有农村谚语：明白人好说话，糊涂人难缠，意思是撕裂双方不在同一个概念和同一个标准上讨论，就会进入胡搅蛮缠的境地。马克吐温说：“再多的证据也说服不了白痴”，意思类同。

其实，在白痴的意识深处，是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白痴的；假如能够意识到的话，肯定会幡然醒悟的。所以有人说，白痴不是用来启蒙和说服的，是用来利用的，也是用来进行管理的，甚至是用来收割智商税的。这样，白痴变成了一种可以持续开发利用的资源。

再如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到一个人头上就会成为一座山。这话没错，但当灰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会把它视为一座山，还是仅仅视为一粒灰尘；当灰尘落到别人头上的时候，甚至就成了自我窃喜和茶前饭后的谈资了。

这是同理心和共情心严重缺失的表现。当某国确诊数量连续连天破万的抖音传播时，某城市竟有20万点赞庆贺；把对钻石公主号游轮在海上实施的隔离措施，视为某些国家的照妖镜的比喻等等，就不是简单的撕裂行为了，而是在人性的共识认知上出了问题，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情绪的宣泄。

在偷换概念和判断标准的错乱方面，在上文梳理的对内撕裂和对外撕裂的每一个撕裂点上，几乎都有明显的体现。

比如方方日记，明显是以一个作家个体的身份揭露一些事实和真相，而另一方则越过事实和真相，从写作日记的意图和动机层面进行解读，双方的争论明显不在一个概念上；日记本来是一种具有最强个性化、个人化的写作体裁，另一方却要求这种体裁具有统计局职能一样的整体性，否则就是以偏概全，误导大众。这种标准要求，明显忽略了文章观点的“一叶知秋”“管中窥豹”的基本规律。

如对美国等国家从武汉撤侨一事的认知撕裂，则存在判断标准的明显两条线。一条标准认为这是“抛弃”和“隔离”武汉以及对中国的不仁义、不道德行为；同一个人则从另一个标准出发，认为对湖北和武汉的封锁是“硬核”做法，是必须的、必要的措施选项，是自己对世界赢得抗疫时间的贡献。

这种分裂认知会被人这样质疑：你们能够封锁武汉，我们为什么不能离开武汉和中国呢？这也为近日随着国外传染加剧，我们采取的封国措施埋下了观念上的悖论。

二、深度思考力的丧失，谦逊品质的流逝，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

每个人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认知都是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展开，一旦越过其知识范围之后，就会套用原有的知识框架去判断新的问题。假如缺少基本的“知识谦逊”的话，就会导致严重的自以为是和固步自封。

接受新知识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在接受新知识的诸多能力里面，谦逊不仅是美德，而且是获得新知的基础性土壤。而任何盲目自大都会阻碍对新问题的科学认知，也是自卑情结的另一种表现。

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取得成就，都是从切除“自以为”是而迈向“实事求是”开始的。任何从本本出发、从教条出发都会让人止步不前，这本来是一个常识，而诸多撕裂却是由忘却常识导致的。

深度思考需要逻辑能力，需要概念的统一，需要掌握基本的逻辑常识。

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应该能够分析导致结果的原因，有了原因也应该能够推导出来其结果。这就要求，知道事情的今天，能够回忆起来它的昨天。假如持续健忘，就会把记忆和反思视为某种自讨苦吃，也会把健忘视为快乐的生活方式。

那些明显偷换概念、不符合逻辑的观点为什么不接受符合基础性逻辑的真相呢？因为裹挟着自卑情结的低级认知，已经内化为内心深处的“替代性信仰”。越是批评到位，越是直指内心深处。在这种情况下，会把这种直指内心深处的善意劝解和启蒙，下意识地认为是“攻击”其信仰，视为无法接受的“侮辱”。不然，哪来的巨大反弹性情绪？当然，这也是造成撕裂的主要心理原因。

那种以左派自居的观念，有着明显的虚伪性。可以对远在天边的老外怒怼，因为这是安全的，但对身边的城管却可以忍气吞声，因为这是不安全的。可以对知识分子指手画脚，因为是安全的，却不敢对顶头上司的错误行为发表看法，因为这是不安全的。这与大喊“武汉加油”口号，却对武汉的车拒绝加油的现象是同一个道理。

而健忘，成为了从今天的结果找出昨天的原因的最大杀手。这也是不谦逊、不思考、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越来越走向非理性撕裂的根源所在。

撕裂虽然令人心痛，但毕竟是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须环节。保护该环节，也是对未来理性和成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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