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教材巨匠：史济民教授
教材巨匠——史济民教授
有一则著名的比喻：有人在一个建筑工地询问两个泥瓦匠在干什么，一个回答在“砌砖抹灰”，另一个回答在“建造宫殿”，他们做同样的事情，但憧憬却完全不同。正如我们编写教材，有人是“Ctrl+C、Ctrl＋V（复制加粘贴）”，攒书而已；有人则是殚精竭虑、努力构建科学文化殿堂。史济民教授就是这样一位精心设计、悉心编著计算机基础教材、成果斐然的巨匠。
史济民教授
出身教育世家
史济民先生1927年4月20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祖父是前清秀才，曾作私塾老师多年。父亲史乃康（1904-1935）原为公立宜兴中学校长，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宜兴农民秋收暴动，因起义失败被通缉，只身流亡天津，不幸感染肺结核病，英年早逝。当时济民年仅8岁。1937年史济民先生刚考取初中，就因抗战爆发而辍学。1938年他到上海英租界投奔舅父，就读于江苏省立松江中学，1941年因日军占领租界再次停学。1942年史先生又转入在宜兴复校的苏州中学，直至1945年毕业。
史先生回忆道：“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有两位曾经与父亲共事过的老师，他们常在我面前称赞父亲学识渊博、慷慨帮助穷学生的事迹。我从此发奋用功，连续三年在全校名列前茅，得到免交学杂费的奖励。1946年参加高考，我接连报考了交大、清华等3所大学，均以高分录取。”
从书生到战士
1946年，史济民先生升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交大4年，是他政治上的启蒙时期。在学生自治会的影响下，他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多次当选为“系科代表”。1949年初自治会发起护校运动，他撰写了一副赞成护校的春联参加比赛。当时交大有3000多学生，该联在全校投票评选中获得第一。自治会把这对春联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学校大门的两侧。
他至今仍能默诵该联的内容：“以革命始，以反动终，四十年祸结兵连，国运任摧残，风雨飘摇辞旧岁；为学业言，为安全计，三千子同甘共苦，校园齐保卫，弦歌嘹亮迎新春。”
这对楹联洋溢着史先生挥斥方遒、喜迎解放的革命激情，也反映出他谙熟诗词、工整雕琢的文学修养。他对古文的爱好得益于祖父的培育。读初中时每逢寒、暑假，他都要跟祖父读古文、吟唐诗、学习书法和对联。受其影响，诗、文吟唱至今仍是先生的爱好，这也为他后半生献身于计算机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1950年2月6日，正当上海人民筹备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国民党飞机疯狂轰炸了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使全市供电遭受巨大破坏。陈毅市长指示防空处（上海防空司令部的前身）立即组建雷达兵，并通过交大校党委借调电讯毕业班学生参加。史济民与同班的党、团员坚决响应，当天就奔赴防空处报到。当时，防空处的空中情报主要来自对空监视哨营，靠监听飞机声来辨别敌机踪迹，防空警报严重滞后。
他们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交大和上海国际无线电台请来专家，指导安装好一台日本制造的“四式”雷达，由同去的21位同学包揽值勤任务。“四式”雷达为远程预警雷达，其庞大的天线架在大楼顶上，最大测程可达300公里。那时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来犯敌机多从舟山起飞。雷达开始值勤后，通常在100公里外发现敌机，跟踪到大约60公里即拉响空袭警报，再过若干分钟敌机才飞临上空，使军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空准备。对此史先生回忆道：“每当警报在头顶响起，想到自己在保卫上海领空的战斗中起到了作用，自豪感就油然而生。”1950年5月1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四式”雷达提供的远程情报预警下，各兵种协同作战，上海首次击落了一架来袭的飞机，人民兴高采烈，敌人闻风丧胆。就在这一个月，他决心投笔从戎，从一介书生成为一名雷达兵战士。
蓝天哨兵28年
1950年5月，雷达营（当时称为电讯营）在上海成立，史先生与20名同学毅然参军，同年8月他被分配到雷达连任技术组长，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又先后担任志愿空军雷达连机务组长和通信修配厂雷达组组长。1953年5月他上调空军司令部，相继在雷达科和空军雷达兵部担任参谋，直至1958年4月转业。1952年他荣获朝鲜人民军颁发的军功章，1953年与1954年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军旅生涯，使他成长为一位党员，一名饱经战火洗礼的空军战士。
1958年4月他转业四川，到大三线的国防工厂从事雷达兵器的研制生产，一干就是20年，历任工程师、设计科长、职工大学副校长等职，继续战斗在蓝天哨兵的岗位。在《雷达兵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等征文中，他深情地回忆28年与雷达为伴的岁月，认为最值得纪念的是“有幸亲历了两个第一”：参加了空军第一个投入实战的引导雷达站的建设；在国防工厂参与了我国第一代空用炮瞄雷达的试制。抗美援朝中，史先生所在的雷达站是“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所（“空联指”）惟一的引导雷达站，其主要任务是准确测报敌、我机的位置与高度，保证我机在空战中抢占有利的位置（高于敌机500米）。当时在主要作战方向每天有数百架敌机来袭，不可能组织正规的试飞来校正测高曲线。他在一无资料、二无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首先按照雷达实际架设地形算出测高器在各个不同位置时的天线波瓣图，综合成符合当前地形的测高曲线，然后交给观测员利用“空联指”提供的我机飞行高度，对计算出来的测高曲线逐点比较和校正。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验，雷达站的测高精度显著提高了，多次击落敌机并受到“空联指”的表扬。
1962年到1966年在国防工厂担任设计科长期间，史先生又全程参加了我国第一代空用炮瞄雷达的试制，负责设计图纸审批、组织整机调试和试飞等工作，直至文革时期才被迫中断。该雷达为空军第一代歼击机配套产品，技术资料由苏联提供，但不久后苏联就撤退专家，停止供应器材，许多元、器件只能找代用品解决。1963年关键组合试制完成，试飞顺利通过并获得当时的四机部的表扬；但1965年整机试飞出现了问题，军代表认为是代用品不慎重所致，要求雷达重新试制，并与工厂产生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分歧被上纲为“反对解放军”，他也被批斗关押。文革后期该产品顺利通过部级鉴定，再次受到当时的四机部的肯定；但此时他已经决心远离兵器生产，到职工大学去教书。
笔耕不觉鬓已斑
1975年国庆，职工大学第一期开学，先生从此开始了他的高校教师生涯。近30年来，他与计算机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4年以来，他编写或主编了教材23种，其中21种已经在高教、电子、邮电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出版，共累计发行250万册。平均每年完成1种教材，每种教材印刷近12万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编写这些教材的年龄跨度高达20年。笔者在1990年《教材通讯》第2期发表的“把原理、方法与应用熔于一炉”的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史先生当时的3本书：从宏观上看，《FORTRAN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和《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这3本书自成系列，正好是进入软件殿堂的三部曲，形成一个有机的教材链。微观上每本书又从应用入手，让初学者先有实际例子，然后再学原理，学生很容易接受。近10年来，他为了检验计算机公共课教材规范化的可行性，在更大的范围内尝试编写了多种教材，从《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到数据库、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几乎覆盖了计算机公共课的所有领域。春蚕丝不尽，蜡炬泪未干，先生的那种投入与执着，充分反映了他献身教育、不知老之已至的赤子情怀。功夫不负苦心人。从1992年至2002年，他的21种教材中有6种7次获奖（见下表）。
“我与教育有缘”
在谈到自己历经当兵、做工后，年近半百又重返高校时，史先生总是说“我与教育有缘”。他家世代从教，从祖父到他女儿已经历四代。祖父教私塾多年,父亲和姑姑都是中学教师，他自己和小女儿史令则在大学教书。早在空军工作时，他就多次在全军性的雷达技术人员/参谋人员培训班中讲课，并编写普及雷达技术的教材。每当提到1956年他给空军“城市现代防空集训班”的100余名将、校级军官讲“雷达对空勤务”课（其余讲课人都是苏军教官），当面受到杨成武、张廷发二位将军表扬的情形时，他都喜形于色，引以为荣。1959年因工厂急需他开办雷达调试工培训班，他提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绵阳地区表彰，随后出席了当时一机部职工教育先进经验交流会并作大会发言。1975年他被任命为长虹厂职工大学副校长，之前在普及教育、成人教育中所积累的经验为他今后工作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史济民调入成都科大（现已与四川大学合并），成为普通高校的一名教师。在科大期间，他主持筹建了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应用硕士点，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点导师组长，主讲过计算机原理、软件工程、结构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等课程，直接指导过硕士生3届6人。与此同时，他积极参加计算机的普及教育和继续教育。
1985年，他应成都市科委的邀请，在“市、县两级领导干部微机讲习班”担任主讲，在四川电视台主持播讲“微机知识讲座”，为全国普及微机知识尽己之力。史济民教授对计算机基础教育更是情有独钟。1991年至1995年，他被聘请为国家教委第一届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率先发表了“由知识结构入手推动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一文，提出计算机基础课可能包括的8个主题领域与40个知识单元。从1984年至1996年，他先后担任过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等职务。从20世纪80年代带头宣传结构化程序设计，到20世纪90年代推动研究计算机公共课知识结构，到新世纪倡导建立独立的课程体系和规范化教材，史先生始终与广大教师并肩战斗，不遗余力。几乎每一次学术年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每一本年会论文集中都能读到他的文章。1989年他离开成都回上海定居。在接受华东理工大学返聘的12年间，史先生连续承担计算机公共课教学改革的多项研究，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高校理工科计算机公共课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研究报告”与“高校理工科计算机公共课系列教材的研究”等10余篇论文，被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学会评为优秀论文，并多次获得上海市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等奖项。正如史先生自己所说：“积多年之经验，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追求目标，即‘从知识结构入手研究建立高校计算机公共课课程体系，努力促进公共课主要教材的规范化’。这些研究耗费了我多年的时间，它们与编写教材相辅相成，成为我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遍历艰辛终不悔
我与史先生相识20年，他长我10岁，既是师长，又是挚友。因此我经常听到他谈及对某一门课程的想法和观点，例如加快普及结构化程序的设计，就要学习一种数据库语言，要重视环境知识和软件工程方法的学习，以及大学计算机教育的第一门课应成为沟通大学和中学IT教育的桥梁等。我们也经常探讨基础教材的特点，编写教材的体会。总之，他言简意赅的理论阐释使我获益匪浅。遍历各种艰辛，史先生始终无怨无悔，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不论在军在民，顺境逆境，我主观上总是干一行爱一行，一心把工作做好。”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坚定地奉行“甘当绿叶、不争红花”的信条，还把这一点概括为从事计算机基础教育教师应该具备的思想品质。现在他担任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荣誉副会长，四川省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上海市计算机基础教育协会顾问，继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贡献才智。这里祝愿他和徐嫂皓华健康长寿，并用他所作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束：
欣逢盛世喜连连，不觉笔耕鬓已斑。折翅雏鹰犹有悸，奋蹄老马岂须鞭。传播科技为兴国，遍历艰辛未改弦。莫道人生总苦短，晚霞夕照倍鲜妍。
史济民教授（右）与作者刘瑞挺
史济民先生1927年4月20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6年，升学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50年2月6日，作为电讯毕业班通过交大校党委借调学生报到上海防空处，1950年5月，雷达营（当时称为电讯营）成立，他与20名同学毅然参军，任技术组长，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雷达连机务组长和通信修配厂雷达组组长。1953年5月上调空军司令部，在雷达科和空军雷达兵部任参谋，直至1958年4月回国转业。1952年曾荣获朝鲜人民军军功章，1953年与1954年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4月转业四川，到三线国防工厂从事雷达兵器的研制生产，历任工程师、设计科长、职工大学副校长等职，1978年，调入成都科大（与四川大学合并），主持筹建了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应用硕士点，担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点导师组长，主讲计算机原理、软件工程、结构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等课程，直接指导过硕士生3届6人。1984年以来，编写或主编了教材23种，其中21种已经在高教、电子、邮电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出版，共累计发行250万册，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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