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赌场：中国父母不能承受之重

一位北大教授的犀利观察：中国父母不能承受之重

文/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教育被异化为阶层逆袭的杠杆

中国今天已经嵌套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框架之中，中国精英阶层的子弟同样也希望到投行、律所和咨询公司就职，这一群大学生很清楚地规划好了自己未来的每个步骤：如果他们的就业目标是香港投行，就要规划暑期拿到什么样的实习机会，本科毕业时直接入职顶尖机构。

另外，顶尖专业职位的招人标准、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标准同样在强势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无论是爬藤的“西城家长”、鄙视链条上端的“顺义母亲”，当然还有设立在中国的海外留学机构，他们传递的都是这样的标准和视野。同时，这种选拔标准也会影响中国高校的选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家对于“英才”的绩能的预期。

美国式精英往往分不同的场域，比如经济精英、学术精英、政治精英……这些场域彼此区隔，有不同的实践逻辑，因此他们有不同的成长路径和选拔规则。

但相较而言，中国目前的各个场域发育还有待更充分，仍有一家独大和赢家通吃的危险。

此外，在具体的选拔层面，美国的客观化考试权重比较低，越精英的学校越重视招生官的主观判断，譬如，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筛选的是人格资本（personal capital），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譬如进取心、好奇心勇气、持久力等性格特征；而在中国，还是客观性考试占绝对主导，无论是高考改革的谨慎放缓，还是自主招生的小心刹车，都是在重申考试的客观性。

这样看来，我们会觉得教育有一些功利，但现代社会通过教育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教育的筛选功能使其成为社会岗位分工、社会地位分层的代理机制，因此，一定的竞争和功利是正常的。

但我必须强调教育的有限性，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角度如同月亮从属于太阳一样，是社会结构决定了教育制度，教育很难去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所以也不应该被异化为利益分配的工具、阶层逆袭的杠杆。

换言之，教育解决不了社会结构的问题。

中产父母的不能承受之重

教育的终端是竞争激励的社会，那么“成功者”的竞争力从哪儿获得呢？

不加区分的平等和减负并不能直接培养孩子的学习主动性，学校减负与课程改革之后，仍然要面对竞争性极强的选拔性考试，那么核心的教学究竟在哪儿发生？在哪儿习得？（难道由学生自主探索获得，由孩子率性成长、自然生出吗？）

核心的教学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校外辅导和家庭。也就是说，减负一面拴住了公立教育的手脚，另一方面则壮大了校外教育市场，学校教育与校外培训嵌套在一起，学校教育降格为学习资源的供给方，不再负责学生德智体美的整全发展，不再是一个家长把学生交给它就可以放心的专业机构。

市民和家庭开始成为教育的主角，“家长群”变得越发重要。学校教育仅仅缩小成一个部分，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在精英家庭的父母眼中，孩子是需要精心培育、妥善照顾得以成功的“项目”。

他们积极参与孩子的学校教育，直接与学校行政人员交涉，为孩子争取更好的成绩、更优秀的老师、进入学业发展的快车道。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家庭都全面参与其中。

学者杨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一个概念：“母职经纪人”，即母亲需要有效地把学校的资源、校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成为孩子学习、成长的经纪人，成为在充足的课程、项目超市中精明的CEO。

与中产阶层教育孩子的焦虑一体两面的是家庭关系淡漠缺失的农民工家庭，比如留守儿童他们生活在各种经验的碎片化以及关系的缺失中，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渴求关爱和陪伴等情感上的支持。

工作的强度、竞争的压力吞噬了城市和乡村的父母，所以现在既有“母亲经纪人”，也有大量完全忽略孩子的“失职”父母。

中产父母的不能承受之重

我一直希望强调，教育有它独特的功能，教育能够培植人性、安顿人心、奠定社会基本的秩序。教育也是专业领域，如果它不再有专业的门槛、专业的权威，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均可博弈的场域，听任各种舆论、意见、冲突的民意，只会把教育内部的逻辑搞乱。

教育需要在多重诉求、多重张力之间维持一个“谨慎的平衡”。追求教育平等，不是要出一份人人都能考到一百分的简单试卷，也不是把不同资质的孩子都卷入到全面竞争当中。

而如果要以教育的平等去实现其他方面的平等，更无异于螳臂当车。就像 “龟兔赛跑”，乌龟跑输了，并不会去追问比赛规则的问题，而只会去责问自己的天赋低劣、努力不够，或者运气不佳，进而建立起对成功者的崇拜，对规则的遵从。

人各安其位，相对的强者能够来庇护弱者，而不是一部分人在高位上赢得一切竞争，另外一部分人则在陪跑中不断体验挫败。

来源/芊霓的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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