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0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0香港中文大学潘铭基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接觸「文獻學」的經歷
在中小學的時候，按照香港教育的模式，能夠接觸到文獻學的機會並不多。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讀書（本科、碩士、博士），在學校裡，我們把本科生選修的科目分為四大範疇，包括了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古代文獻、語言文字等。當時在三年制的本科生課程裡，除了必修的「古籍導讀」（鄭良樹教授任教）以外，我還選修了「論語」（黃繼持教授任教）、「孟子」（陳勝長教授任教）、「左傳」（鄭良樹教授任教）、「史記」、「漢書」（以上兩科由何志華教授任教）等屬於「古代文獻」的科目。學校裡的科目以專書為主導，在研讀專書之餘，就文獻學的各項議題深入探討。例如修讀《左傳》的時候，就作者、成書年代，以至與《國語》的關係等，都會專門探討。又如在「漢書」科裡，會從互見文獻的角度細緻排比《史記》與《漢書》的文本，探賾索隱，奠定了日後研讀古代文獻時常懷翻箱倒櫃式細讀的心態。今天，我們知道文獻學偌大的範圍，任何事情的開端都很重要，從閱讀一部古籍出發，進而了解她的一切，慢慢將閱讀的範圍擴大，圈劃起一個屬於自己的領域，這是我一直堅持的教研方向。
在學期間，蒙業師何志華教授的細心指導，因得閱讀劉殿爵教授（1921-2010）的學術著作，更是獲益良多。劉教授是何師的恩師，乃蜚聲遐邇的著名學者，曾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中文及中國哲學二十八年，是英國首位任講座教授的華人。劉教授於1978年到敝校任教，在中大渡過三十二年的教研生涯。劉教授著作等身，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已曾拜讀其翻譯的《論語》、《孟子》、《道德經》。至讀研階段，有兩篇論文對我日後的研究影響深遠，一是〈《夏人歌》的拼合嘗試〉（收錄在劉殿爵《語言與思想之間》香港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3年版），二是〈秦諱初探〉（《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88年第十九卷）。兩篇論文都是利用互見文獻排比對讀之法開展，這種不尚空談兩書關係，而讓證據說話的研究方法，成為我日後在文獻學路上的主導。此外，後來我會關注傳統避諱學，亦與此密不可分。
對學習「文獻學」課程的一些想法
不管學術興趣是否文獻學，修讀文獻學的學科還是非常重要的。無論將來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甚至沒有研究的打算，文獻學的學習其實等同打下紥實的根基。在文獻學的講授裡，必然始於典籍的書寫和分類。閒熟於此，便能按圖索驥，打開文獻學研究的大門。清人王鳴盛說：「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在文獻學的學習裡，目錄學極為重要，能明四部分類可說是第一緊要事。在大學本科學習期間，學生要取得佳績，貴乎能否自學。修讀文獻學科目，明白圖書分類，重視基礎工作，知悉校讎之重要性，然後可以培養出自學的能力，面對難題，自可迎刃而解。研讀每一部古籍，了解她的內容是最基本的；文獻學的閱讀視角，教導學生竭澤而漁的了解關於她的一切。讀《論語》，我們可以了解全書486章的內容；有著文獻學的視野，作者、編者、成書年代、版本、校勘、公私書目載錄、歧解等，都納入研究的範圍。簡言之，如果有人提問，說《三國演義》的作者是誰，沒有文獻學的訓練，便會答道「羅貫中」三字。這是中小學機械式訓練的結果。有了文獻學的鍛練，我們便知道有關《三國演義》作者的說法，有不少的爭議，《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亦然。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最後不一定有必然的結論，卻是治學必要的過程。如此，研讀的層次便不一樣了，思考會更為深入，少了無的放矢的狀況，一切都只看證據。這是文獻學訓練最為重要的地方。
研究領域與心得
研究領域總是環環相扣，難以區分的。能夠走進研究之途，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求學路上得遇良師，業師何志華教授是我的啟蒙老師。第一部研究的是在碩士階段時候的賈誼《新書》。很多時候，我會跟學生說，決定研究範圍之時，可以考慮的是一部書、一個人、一個時代、一種學術思想。然後，以這個選定的「一」為中心，慢慢將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大。賈誼《新書》歷來有真偽的討論，辨偽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知識皆不可缺；賈誼乃漢人，研讀漢代文化、典章制度更是不在話下。當時研究的主題是賈誼《新書》與先秦兩漢典籍之互見關係，因此，泛覽先秦兩漢典籍是必需的。專研漢代，《史記》和《漢書》是必讀書，賈誼〈過秦論〉、〈治安策〉見載其中，此乃賈誼《新書》研究的引伸。另一方面，儒家經學與經典是漢代學術思想的核心，賈誼《新書》有著儒家思想的傾向，以及《漢書》之經學特質，成為了我在研究領域上的兩大分支。賈誼《新書》與《左傳》、《荀子》、《鬻子》、《詩》、《漢書》、《新序》、《說苑》等皆有互見關係，擴大了我的研究範圍。從子部出發，因而入經，很快便離不開經部。漢代經學有今古文經的論爭，這在處理賈誼《新書》時已有接觸。經學歷史成為不可不讀的一段。研讀《漢書》，自不離開唐人顏師古注，又因對經學文獻有所關注，研究的範圍便及至唐代。。
《漢書》顏師古注是我在研究路上關注的第二個中心。從《漢書．賈誼傳》開始，逐漸發展至研治顏師古，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漢書》顏師古《注》研究」。又因顏師古參與了五經定本的工作，以至《五經正義》的編撰，研究的重心遂有所遷移，兼治唐代經學。由於有上述研治《鬻子》的基礎，以及關注《漢書》顏師古注以前的舊注，唐宋類書成為我關注的第三個中心。走進了唐宋類書的世界，對《群書治要》、《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皆作研治的嘗試。以類書作為研究的工具之餘，復就類書本身作了不同的探討。唐宋類書也引領我走到域外漢籍與博物學這兩個領域裡面，開拓了我的眼界，所以說研究領域是環環相扣的。近年來，我特別關注魏徵所編的《群書治要》，也就是過去研究中心的延伸。
現在回想，研究從「一」開始是沒錯的，但對初學者來說，不要太早把自己的研究之門關上。可以專研某書，可是不要只關注某書，文獻學的範圍浩如煙海，太早的固步自封對初學者來說實在是一種危害。劉勰說：「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誠為知言也！
「文獻學」是工具還是學科？
這是一個循環往復的問題。文獻學以工具的形式作為研究的開端，鑽研既深，她又成為了一門不可或缺的學科。以《孟子》的研讀為例，在披閱此書之初，學子多不明白何以要關注其作者是誰、趙岐注本的意義、歷代書志的載錄情況，以及其由子到經的升格過程；而一心只想閱讀文本，感受孟子光輝偉大的人格。可是，久而久之，研讀一書，不可能不了解其文獻學的意涵，否則只能了解一書之皮毛。工具是她的開端，學科是她的終結。我們發現，細讀歷代書志，便會得知《孟子》書有內篇與外書之分，今所存者七篇，而外書四篇久佚。趙岐注釋《孟子》，以為此書仿效《論語》，視孟子為亞聖，推高《孟子》的地位，開啟了升格《孟子》的先聲。對著作權的好奇，使我們可更為注意孟子提出「知人論世」的說法，更能深入了解此書，「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也為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似乎都是工具，但當結合了文獻以後，便都獨當一面，極為重要！
對「文獻學」學生的期許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任教多年，重視學生的文獻學知識。能對文獻學重視，不單是對古代文獻學生的訴求，更是所有志於學術研究的莘莘學子皆當視為第一緊要的事情。試想想，難道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語言文字學的訓練就不用文獻學的特質嗎？這肯定是不可能的。研讀任何學問，始於對研究素材有多方面而徹底的理解；沒有充分理解而展開的研究，其所得成果實在不必過分期待。文獻學的學生應該像一隻章魚，伸出八隻手，向四面八方的探索！
由於特別著重基本功的培養，文獻學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很快出現。因此，特別適合沉穩踏實的學生。在別人看來，文獻學的工作極為沉悶，例如校勘一字，翻箱倒櫃，比較眾本，呆坐數天。樂在其中的人，會為解決了一個字而高興大半天；不明所以的，會認為是微不足道。因此，當有研究生入學時，我都會跟他們說，好好享受在研究院的時間，這大概是一生中最無拘無束讀書的日子，尤其是因為在香港讀書的獎助學金支援比較豐厚。能夠心無旁騖，專心致志，走進古人的世界，一點一滴的研讀一部又一部的鉅著。更先不要想畢業後的工作，日後仕途是否順利，無人知曉，書讀得怎樣，卻是自己終身受用。如果終日懷著「書中自有黃金屋」的心態讀書，只會給自己徒添太多無形的壓力。讀書要有一股傻勁，文獻學所需的傻勁更是傻中之極！
近年來，除非研究生已有心儀的研究領域，否則我都叫他們做一部類書的研究。為甚麼呢？因為這是逼迫他們多讀書的不二法門。這些類書包括了《藝文類聚》、《群書治要》、《初學記》、《意林》、《太平御覽》等，無論是討論其中反映的學術思想、版本校勘、引書情況，只要主題是一部類書，便不得不處理類書及其所引書，以及文獻學牽涉的其他問題。曾經，有研究生跟我反映過，他的閱讀量要比其他同學多好幾倍；我說，這就是我的原意。文獻學的學生應該要把自己的研究圈劃得更大，這樣對日後的教研之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文獻學」學生的教研前景
本科生有了文獻學的訓練，能夠培養出處事縝密細心的特質；懷瑾握瑜，求職自不成問題。培養研究生從事文獻學研究，特別重在其閱讀量的累積。如前文所言，讀研階段雖說繁忙，但總不及日後工作與家事兩忙。因此，在研究院階段多讀書，日後得執教鞭，並不見得立刻任教完全跟自己研究方向配合的專科，如有多讀書的基礎，自必更容易找到合適的教席。讀書為的是裝備自己，文獻學的學習更是便利於修心養性。如果求學之時經常懷著問舍求田之心，必有所蔽，猶有未備。「道高則祿來」在今天的社會固然不可能出現，但將求學的中心放在求學，不是更好嗎？
兩岸四地的學術期刊不少皆有接受研究生的文獻學論文投稿。很多時候，自己一頭栽進去某一課題的研究，鑽之彌深，不能自拔。我時常跟學生說，好的論文，貴乎可以小見大，就某一論題作深入而細緻討論，然後可以就此得見普遍的狀況。要就微細的問題抽絲剝繭並不難，但容易流於曲高和寡，只能以小見小，缺乏普遍性，不能提煉出學術高度，這種論文一般很難得到學術刊物的垂青。在香港讀研究院，有一點跟國內不一樣，就是沒有說在學期間要發表多少篇論文的規定。但是，我會鼓勵研究生多參會、多投稿，不單是兩岸四地，甚至是歐美的會議。能夠在讀研的時候增廣見聞，開拓學術的視野，誠為美事！
在香港，要覓得專上院校的教席並不容易，情況跟世界各地都一樣。研究院畢業生有些會到中學任教高中課程，有些會在專上院校或者社區學院裡任教一些語文基礎科目。要一步登天走上研究的路成為教授，並不容易；但不要放棄在研究路上的夢，如有研究心得，必需下筆成文，投稿發表，假以時日，總有機會來臨的一刻。
「文獻學」的發展前景
這個問題可從深度與廣度兩個方向討論。先論深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接續下來的研究將後出轉精，更深入探討文獻學各方面的議題。在新見資料不斷湧現的情況下，包括出土文獻以及一些過去未能得見的鈔本、稿本等，必可令文獻學有新的發展。舉例而言，傳統文人在強大記憶力的驅使底下，對校時使用的異本，他校時使用的互見文獻，在版本校勘時都可以順手拈來，成就斐然。今天，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跟古人比拼記憶力，唯有出奇制勝，以電子數據庫和檢索功能另闢蹊徑，開創新途。善用電腦，彈指之間可解決許多問題；當然，不少學術研究上的問題有待研究者深入的分析，並非電腦可以解決。只是我們有前人學者沒有的工具，可以在文獻學的研究路上得到嶄新的輔佐。近世地不愛寶，出土文獻甚夥，更為文獻學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百年以來，傳統文獻的研究有了出土文獻的支援，昂首邁步，長足發展。上世紀二十年代，王國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主張以「地下之新材料」，以印證傳世文獻的記載。八十年代以來，饒宗頤先生提出了三重證據法以至五重證據法，將各種證據靈活運用，構成了文獻學研究進一步的深入發展。
再論廣度。在現在的研究情況看來，由於互聯網使用的方便，研究的無遠弗屆已經出現。其中，域外文獻的研究更是前人所不可奢盼。舉例而言，近年來我多關注唐人魏徵所編的《群書治要》，此書在宋代以後，即在中國散佚，至清嘉慶初年，方從日本回流。《治要》引書較少改動原文，故能呈現典籍在唐初的模樣。如清人盧文弨抱經堂校定本《逸周書》無緣參考《治要》，而王念孫嘗就《治要》引文批評盧校，後出轉精，據此可見《治要》的校勘作用。然而，嘉慶初年回傳中國的尾張本《治要》，嘗經回改，未能保留《治要》存舊之真。近年來，隨著域外文獻資料庫的出現，以及互聯網使用的便利，日本所藏諸本《群書治要》，包括平安時代九条家本（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其全文影像可在「e國寶」網站上瀏覽）、鎌倉時代金澤文庫本（1989年日本東京汲古書院嘗影印出版，現於宮內聽書稜部圖書寮的網站可以瀏覽）、元和二年活字駿府刊本（日本各圖書館多有藏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可供瀏覽）等，皆可多加利用，且無地域限制，極為便利。得見諸本《治要》，不但可以深化前人的研究，更可就前人未嘗關注的課題加以討論。
「文獻學」必讀書推薦
如果只能推薦一種的話，那便會是程千帆、徐有富的《校讎廣義》（齊魯書社1998年第二版）。此書有四冊，分別是「版本編」、「校勘編」、「目錄編」、「典藏編」。此書內容豐富，涵蓋了文獻學的各方面，遇上了不同範疇的疑難，看看目錄，幾乎都可以找到解決方法。看原文的時候不要忘記翻查原典，或者是此書的資料來源。這樣按圖索驥的話，自必大為豐富有關文獻學的閱讀量，所得匪淺。以「版本學」一冊為例，全書分為七章，各章標題為「版本學的名稱與作用」、「文獻載體」、「紙書的裝式」、「雕印本的品類」、「雕印本的鑒定」、「非雕印本的區分與鑒定」、「對版本的記錄和研究」，每章以下又有若干小標題。觀此，而版本學的主要議題皆嘗作討論，讀之而必有所得。
此外，還有幾篇論文我覺得應該細讀。除了上舉劉殿爵教授的〈秦諱初探〉以外，還有（1）劉教授的〈揚雄《方言》與《孟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92年第三十二期），（2）吳宏一教授〈溫庭筠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相關問題辨析〉（《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學刊》1997年第一期），（3）陳勝長教授〈《說文》所說字義或非本義考辨並論所謂「微辭」問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3年新四十三期）（4）何志華教授〈《尚書》偽孔《傳》因襲史遷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0年第四十期）。這四篇論文都是刊登在香港出版的期刊，其中處理文獻的方法，考證之細，推敲之妙，適足為有志於文獻學之學者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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