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讨论政治，因为怕和朋友决裂。” | 夜航船·Vol.3
夜航船是一档由自由写作者宗城、纪录片导演赵一静一同发起的文化对谈栏目，不定期更新。你可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宗城的小黑屋”，或在微博搜索“阁楼上的宗城”关注我们，就可以读到最新动态。
这里是“夜航船”第三期对谈，今天，我们来聊聊“身份政治”与“取消文化”。
今年夏天，一封发表自美国老牌杂志《哈泼斯》的公开信引起了美国知识界的分歧。这封信的标题是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关于正义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值得一提的是，乔姆斯基、J.K.罗琳、史蒂芬·平克、福山都是这封公开信的签名人。
他们担心愈演愈烈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限制多元意见的表达，威胁到言论自由的底线。但与此同时，另一批知识分子联名指责这封公开信，批评罗琳、福山等精英消弭了在此背后真正的矛盾，这封公开信虽然冠冕堂皇的去批判今天舆论流行的取消文化，但是却并没有对白人长久以来的话语霸权有过足够的反思。
今天，我们就从这封信出发，来谈论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不可忽略的身份政治浪潮，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纷争。
在本期对谈中，你会听到：
J.K.罗琳为什么因为针对跨性别群体的言论而被抨击；
为什么说罗琳的言论属于性别本质主义；
取消文化作为一种抗争策略的利益考量；
公开信背后白人知识精英与他者的话语权争夺；
身份政治真的妨碍了辩论自由吗；
身份政治的历史脉络，以及它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撕裂背后，是“两个美国”的冲突；
“和而不同”在今天是否注定是一场虚妄？
嘉宾简介
重木：小说写作者，身份问题、性别议题地下研究者
宗城：97年生人，自由写作者。爱好文学与历史。
本文为节选内容，完整版录音和速记需付费获取，需要的朋友可以添加宗城的微信：czc1566，备注“付费”。
《公开信》背后：
温和自由派对取消文化的抵触
赵一静（提问者）：先介绍一下公开信发出的背景吧。为什么你想讨论这个话题？
宗城：今年7月，一封在《哈泼斯》杂志刊登公开信引起轩然大波，标题是 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关于正义和公开辩论的公开信》。乔姆斯基、J.K.罗琳、史蒂芬·平克、福山等知识精英都是这封公开信的签署者。
他们担心愈演愈烈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限制多元意见的表达，威胁到言论自由的底线。这封公开信的背景，表面上是来自于“黑命攸关运动”引起的推倒雕像行为、“取消文化”浪潮，宏观来说，它是美国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对抗的又一次风浪。签署这封公开信的是自由主义内部的温和派，他们担心部分激进左翼或者民粹的行为，威胁到自由、多元协商的氛围，甚至成为特朗普一方可以利用的工具。
有趣的是，这封公开信发出后之后，引起了一些相对没那么知名，但是切身参与到了抗争运动的新闻工作者的抗议。他们也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叫做《回应《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谁的正义？谁拥有权力？》，这两封公开信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在前互联网时代，以政客、学者、作家、出版人、律师等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掌握了社会话语权，他们通过报纸、书籍和金钱交易把控社会舆论，而更多的平民被遮蔽在舆论之外。然而，互联网时代的玩法变了，平民发声成为潮流，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受到冲击。
这背后有一个矛盾现象，就是知识精英呼吁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但互联网式的民主，反过来又削减了他们的权力。借助“黑命攸关”运动，很多底层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知识精英发现，这些声音山呼海啸，却很多是他们不认可的，甚至是他们惶恐的，过去，知识精英管这个叫民粹，有个词就叫民粹主义，它象征着知识精英对“暴民政治”的担忧。所以，公开信表面上是要捍卫言论自由，但内在是一场话语权的冲突，暗含着知识精英对自身地位下滑、对民粹主义的担忧。这封公开信虽然冠冕堂皇的去批判今天舆论流行的取消文化，但是却并没有对白人长久以来的话语霸权有过足够的反思，所以，美国知识界围绕公开信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探讨。
《哈泼斯杂志》的公开信页面，截图转自《界面文化》
赵一静：我们不妨从一个具体的事情说起，在公开信签名者中，JK罗琳之前就因为发表对跨性别群体不友好的言论而被抵制，两位怎么看待罗琳言论引起的争议？
重木：其实，这不是罗琳第一次因为跨性别（trans gender）的话题被批评了。早在2018年，罗琳就曾因为给一篇把跨性别女性称为“穿着裙子的男人”的推文点赞，引起一些批评。2019年12月，罗琳又因为力挺一位“性别绝对主义”的英国学者Maya Forstater而受到激烈反对。这一次之所以影响那么大，是她巧碰上了美国愈演愈烈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浪潮。
我们仔细看罗琳的发言，她的观点是性别本质主义者的常见观点，既她认为人的生理性别只有女性和男性，而第三性是后天的，这个观点引起争议，也涉及到整个跨性别群体内部该如何定义的问题。罗琳其实站在一个比较传统的立场，就是很注重生理性。而与她的相对的一派观点，是认为人的生理性别是社会所塑造的，在这一点上，朱迪斯·巴特勒有过详细论述。所谓社会性别，就是人作为一个个体生活在社会中，其实我们的所表现出的性别并不是我们生理所带来的，生理性别本身也是被社会所塑造的。罗琳与跨性别群体的冲突，折射出性别本质主义和社会性别论持有者的矛盾。
宗城：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取消文化”不是公权力的行为，而是市场内一部分人的抵制行为。从跨性别群体的角度考虑，罗琳的言论加深了社会对Ta们的偏见，可Ta们个体又没有罗琳那样的话语权，所以Ta们团结起来，动用抵制罗琳作品这种手段，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今天互联网容易把很多事夸大，但我注意到一个数据：疫情期间，罗琳创作的《哈利波特》系列销量反而是上升的，而我们同样发现，罗琳其实依旧能在互联网上发声、为自己辩护，没有人禁止她说话，她的作品也没有说真的因为“取消文化”而下架，那我认为实际上这件事，“取消文化”让罗琳感受到的是“压力”，是从前的话语权受到挑战的表现，但至少目前来说，它还没有过火，把它和公权力对一个人、一部作品的封杀类比，并不恰当。如果说取消文化导致罗琳无法辩论，我反对这样的文化，但现状不是这样。
其次需要区分的，是什么是“错误的言论”，什么是“冒犯但允许被表达”的。在我看来，取消文化的正当性应该是对“错误言论”的抵制，比如仇恨某一民族的言论、纳粹的言论，但现实的复杂在于，很多时候并没有不言自明的“错误”和“不恰当”，没有上帝评判，也没有大法官裁决，“错误”与否，依靠的是社会共识，以及一个人自己的道德标准，但千人有千面，这就导致了执行起来，“取消文化”容易扩大化，变成对种种“冒犯言论”的取缔，这是我在认为“取消文化”有一定合理性(它是弱者反抗的一种武器)的同时，却也有危险一面的原因。在去中心化的民众浪潮里，“取消文化”注定会扩大化。
罗琳的言论，严格来说不是错误言论，她声明了自己尊重跨性别群体，她自己的作品里也不乏女权主义色彩和对边缘人的理解，这场她与跨性别群体的争论，在我看来更像是女权内部不同流派之争，既是性别本质主义与社会性别之间的，也是自由主义女权与其他女权的分歧，这实际上也折射出身份政治的一个问题，它会不断细分下去，而这种细分既是内部团结所共用的标签，也容易导致更大群体内部的疏离。
身份政治：
当阶级置换为种族
赵一静：二位也谈到了“取消文化”背后，也有“身份政治”的影响存在，那么我好奇的是，在美国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折射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冲突？它的流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重木：“身份政治”流行背后，其实伴随着保守主义的回潮，保守主义回潮进一步刺激了“身份政治”。比如在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对左翼自由主义有相当大的刺激，正是在特朗普当选后，以左翼为主导的“身份政治”和“取消文化”显著升温，它们成为美国少数族裔抗争既有秩序最直接的武器。
今天我们说的“身份政治”，它的起源是来源于少数族群对于自我权利的一个追求，但是伴随着右翼掌握了这套话语，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人之所以会在社会中显现，其实需要一个中介，这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你如果想在社会中显现，你必须经过社会化，所以无论是像黑人诉诸的种族身份，还是，像跨性别群体诉诸的性别身份，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身份概念，然后他们利用了这个身份概念作为自我赋权的一个行动主体。
西方现代启蒙运动的民主理念本身是建构在普遍性之上的，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基本的天赋人权，但这种普遍性有时候遮蔽了特殊性。西方人普遍重视个人主义的主体意识，相比之下，中国人可能更重视伦理身份，一个人在家庭乃至宗族网络里的身份，中国人也喜欢强调民族，但一般都内置于“国家”之下，比如先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再强调自己属于什么民族，美国非裔黑人会先强调 “我是一个黑人”或“非裔黑人”，然后才是“美国公民”。
与此同时，身份政治也和整个西方近代以来流行的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有些同构。民族这个概念，它本身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的“身份政治”，你之所以出现你是一个民族之人，其实也是一个生物性的基础，加上一个历史建构的产物。我出生在中国，我是一个黄种人，我是一个汉族人，这既和我的整个出生的背景有关，也和我出生在这个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有关。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有一本书叫《神圣人》，他说现代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身，等于你的民族，然后这个就构成了我们民族国家公民的最主要的身份，所以你看其实他背后的整个逻辑和身份政治是很相似的。我有一个历史构成的一个身份，在支撑着我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其实这就是很相似的。
作者: [意] 吉奥乔·阿甘本
出版社: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品方: 三辉图书
副标题: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
原作名: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译者: 吴冠军
就像霍布斯鲍姆说的，传统可以被发明，他说其实传统是一个发明的东西，民族国家更是发明的东西，尤其在一战之后，随着西方以奥匈帝国为代表的老牌帝国的崩溃，大国内部的离心力变大，奥匈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内部不同种族、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离心力过大。我们都知道其实奥匈帝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甚至种族的一个结合的大帝国，但是在一战之前他其实是完好无损的就是说他有一股凝聚力，把它凝聚在一起，不会出现分裂，但是在一战后以及一战期间就出现了各种民族自我认同，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奥匈帝国的人了，从此以后我是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每个人出现了一个关于自己民族的认同。
宗城：身份(Identity）这个词在词源上起源于拉丁语的限定词“idem”，大意是指代人或物的同一性。1950年代，由它而产生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一词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流行，它建立在一个启蒙主义信仰瓦解、个人主义流行的年代，20世纪的一个大主题，就是人类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身份认同这个概念被提出，可谓恰逢其时。
早在上个世纪，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很早就意识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说：“谈论现代意义上的认同，对我们几个世纪以前的祖先来说，是无法理解的。欧洲中世纪乃至近代早期的道德谈论，都是在普遍主义的框架下展开，所有人类的行为标准都有一个确定的指向，人们通过这种指向获得一种绝对的行为指引。启蒙运动试图解构人生活的超验维度，在个体主义基础上建立一种普遍主义人性，从而打造一种世俗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的冲击下，这种个体性和普遍性的微妙组合瓦解，浪漫主义对个体感觉的强调，夸大了个体差异，从而使得普遍术语变得毫无意义。”
在泰勒看来：“当代人信仰缺失的原因，是后浪漫主义对个体差异、现代性对自我表现强调的结果。启蒙时代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强调自主和主体性，浪漫主义者不是试图通过教义，而是通过个人想象力，通过个体情感，重新把握超验的道德和灵性真理。它没有走回普遍主义，而是走向了相对主义，制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形而上系统的现代认同困境。”(引自论文《身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作者孔元）
身份政治走红，爱凑热闹的福山也站了出来。他写过一本书，就叫《身份认同：对尊严的要求以及愤懑的政治》。福山认为身份认同“来源于一个人内心的真实自我与外部世界的社会规则、规范的差距，内心的价值或尊严没有获得外部世界的充分承认，从而产生了对于承认自己身份的要求”，
他进一步指出：“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不过，身份政治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转移了进步人士对一些问题展开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该如何扭转近30年来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
我们再介绍一位思想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他写过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叫《身份政治与左派》，中文翻译版刊登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01期，由易晖老师翻译。
霍布斯鲍姆从后殖民视角和左派建设的角度来看待身份政治。他认为身份政治虽然在特定时期有利于左派的抗争，但它们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左派的政治规划是为全人类，而身份政治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这也就是左派为什么不能以身份政治为基础。”(全文见“保马”公众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
霍布斯鲍姆讨论的时候，身份政治已经在美国流行了，无论是抗争者还是统治者、左派还是右派，都在使用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成为一把变色龙式的武器，怎么顺手怎么用。比如美国非裔黑人利用身份政治，团结黑人群体，从而扩大民权运动的杀伤力。但统治集团也可以利用身份政治，反过来瓦解抗争者的阵营，将原本同一个阶层的诉求，分化为大大小小零零碎碎的不同身份阵营，使他们彼此嫌疑、各自为战。我们今天常常看到左翼抗争者内部的分裂，无论是女权主义者内部的，还是工人与左翼自由派，亦或是左翼激进派与左翼温和派的疏离，背后不只是政见的不合，也有一个身份政治的大背景。人们越来越关心和自己同一的阵营，疏远于意见不合的人，哪怕他们可能在反抗的对象上是一致的，他们也无法团结起来。
在批评身份政治的文章中，霍布斯鲍姆这一篇最为提纲挈领。他其实是满怀关切地为左派抗争者建言献策，因为他意识到一个危机，左派这个原本可以团结大多数的存在，正日益被视为社会中的少数派，左派原本最基本的票仓——工人和农民，这些在社会中占据大多数的群体，却有相当比例的人群在选举时把票投给了右派。而我们看到，在特朗普和鲍里斯·约翰逊当政的时期，这个现象更明显了，大量的红脖子底层美国白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约翰逊虽然是撒切尔路线的捍卫者、一个骨子里的新自由主义吹鼓手，依然有很多英国中下层人民把票投给了他，而工党对此无能为力。
霍布斯鲍姆说：“自从197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一种趋势——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把左派本质上当做少数群体——诸如种族、性别、性取向或有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偏好的群体，甚至由从前干脏活的产业工人阶级转变而来的经济上的少数群体及其利益联盟。这虽然可以理解，但也很危险，起码说来，赢得多数并不等于少数的相加。”
作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见识城邦
副标题: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译者: 贾士蘅、张晓华、郑明萱、王章辉 等
在左翼精英流失自己的基础票仓时，保守主义者正越来越熟练地运用团结牌、底层牌乃至反政治正确牌，把自己包装成站在民众这一边的代表。他们用他们亲民的表现、嘲笑政治正确的言论，让人们以为他们站在反建制一边，但实际上，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精英群体的一员，他们在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地产商、金融寡头、世袭团体等既得利益者的巩固，贫富分化没有在他们任期内减缓，反而逐渐拉大，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在增加，寒门死于冬天的事情不再是奇闻，在瘟疫中，我们更清醒地看到迎合民粹的保守主义者到最后如何抛弃底层民众，他们会坐视一个个缺乏话语权的老人在养老院死去，放任贫困的少数族裔在缺乏医疗保障的社区感染直到病死，而富人依然安坐于比弗利山庄，优雅的政客和艺术家们在英格兰的草坪上议事，当选举游戏日益沦为话术之争，不同党派都在利用身份政治包装自己，身份政治成了一场虚假的真人秀，却正如我们时代的热搜一样，挤占了人们最多的关注。
今天国内互联网热衷于谈论身份政治，在我看来也跟信息的筛选与话语权有关。第一个是国家/资本力量对网络平台的掌握，决定了什么被鼓励讨论，什么被遮蔽。第二个是九十年代以来教育、专业侧重点的改变，关心和了解民生问题、真正下沉入基层，同时又有话语权的知识人少了，了解的没话语权，有话语权的侧重点不在这。而那些与娱乐有关的问题、与身份政治有关的问题，是审查缝隙中留存的能引起人们讨论热情的问题，在被选择的看见中，就成了讨论的主流。
重木：一个人自从他诞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决定了他自己本身的局限性。身份政治的问题，福柯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指出了。福柯晚年时候写了一本最主要的书就是《性经验史》，福柯在那里边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尼采的谱系学的方法来研究。很多我们以为自然的天生的东西，本身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福柯在里面其实主要研究的就是像同性恋身份，他举了19世纪末期医学建构身份的例子，这种身份建构的出现，它本身其实是一种医学的话语，但是当这个话语进入到了整个社会政治层面，他就形成了一把双刃剑，第一就是他给了一些那些曾经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或者是表现自己的人一个标签或者是一个身份，让他们浮出整个水面，说我是谁，我来通过我这个身份在现实政治场域中来要求我的权利。 但是福柯同时也指出了，身份政治其实也是画地为牢，当你认为你自己是a的时候，a既可以作为你争取权利的一个工具，也可以成为把你束缚在其中的一个牢笼。像马克·里拉和福山，他们这些人反对身份政治其实就延续了福柯的观点，身份政治这个身份本身它既带有一定的社会建构性和历史性，它还有带有很大的主观选择性。 我们说一个很简单的一点，尤其是黑人，我们说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白人男性。黑人男性自己照镜子，首先看到自己是一个男人或者是人的概念；但如果他和白人比的话，白人男人一定是一照镜子就觉得我是一个人，但是黑人男性一照镜子，他就会觉得我是一个黑人男性，所以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没默认了，我属于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有主观选择性，你可以选择把自己纳入哪一个群体，正是这个群体本身，它既让你有了归属感，让你有了在实际政治行动中可以作为政治主体，但另一方面这个群体本身就是你的牢笼，你很难突破出去，也就形成了我和他者的对立，这就导致了马克·里拉说的离心力太大。 如果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小群体过多，而且这些小群体的自我认同是向内认同，我只认同我全体内部的价值观的话，他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和其他群体之间的联系造成一定的脱离，就会产生离心力。 我们会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左翼运动和女权运动以及性少数运动是可以互相产生联系的。前几年英国拍了一部电影叫《pride》，讲的就是在80年代撒切尔执政的时候，因为撒切尔的私有化导致好多矿工抗议，当时帮助矿工的就有性少数族群和女群族群，所以他们是形成连接的。80年代过后，旷工也帮助同性恋争取权力。但是到后面我会发现这些群体彼此独立和分化就渐渐出现了无数个小群体，产生了无数个我和你的对立，不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也导致了在身份政治上面的分裂。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增订版
原作名: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译者: 佘碧平
出版年: 2005-9-1
美国政治极化的背后：
两个美国的冲突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
宗城：在美国，“身份政治”大讨论背后也反映了“两个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美国，和一个作为世界灯塔的、讲普世价值的美国。美国虽然在价值倡导上是普世的，是自由主义的灯塔，但在实际治理上，它又流淌着保守的底色。
纵观美国独立运动和宪法起草，资产阶级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美国的革命是开明贵族领导的，其中白人贵族占据了核心地位，而少数族裔，那些白人之外的群体，他们虽然参与了革命，但在立法过程中被排斥在了核心之外，这就决定了美国宪法是一部资产阶级之间妥协的产物，尽管由于贵族的开明，它一定程度上为平民争取了一些利益，但在实质上，《1787年宪法》及美国的政治现实仍是以白人资产阶级为核心、对少数族裔有种种限制的。
法国历史学家勒费弗尔(Lefebvre)在对比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就指出:美国革命的成功“建立在土地贵族与金融家、商人、船主和制造商等上层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的基础上”，“革命领导人闭口不提权利平等，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不承认合法特权的国家这样乃理所当然之事，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原则能够为下层阶级的种种要求提供口实”。
美国最初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精英治国的国家。美国提倡民主，但恰恰最警惕民主的暴力，在耗时一百多天的费城会议里，美国国父们争论的焦点，就是自由与民主的权衡，是对采取怎样的民主形式的争论。
费城会议催生了《《1787年宪法》》，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框架，最终，美国采用了三权分立、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直接民主，美国用它一整套的制度设计来防范民主的暴力，捍卫精英治国的纪念，因为在美国国父看来，自由的敌人不只是极权，也是不加限制的民主，民主暴力发展到一个极致，就是极权的另一种形式。白人新教徒们渴望建立的国家，首要的价值是自由，美国的政党无论多么撕裂，但他们首先认可的都是自由，是让每个人决定自己的命运，而民主，是让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命运，民主和自由，并不总是一致，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美国国父选择的是自由。
回过头看，这套表述在现实中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美国漫长历史中，统治者对黑人、华人、墨西哥人等少数族裔的歧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自由，要每个人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却又通过一系列限制，让少数族裔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自由。但客观来说，美国的政治机器的确在捍卫着自由主义的底色，它一方面防范极权，另一方面防范民粹。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美国的精英阶层，一边在道义上支持少数族裔发起的民权运动，一边又忌惮运动过火，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害怕运动演变成民主的暴力。
实际上，相比美国建国之初，今天的美国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上的左倾，自从威尔逊主义确立以来，美国就不满足于光荣孤立，而是要做世界骑手、做自由主义的灯塔，为此，美国不得不调整它的策略，更多输出普世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它的保守主义底色。学者高全喜在《移民、归化与宪法——论美国移民法中的“归化”问题》就指出:
“建立在二战和平红利基础上的美国现代政治意识，其主流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被一种‘政治正确’的普世意识形态所征服，因此，在美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人权，成为美国主义的核心诉求。基于大众民主的压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倡导，美国在移民政策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少有的开放性与民主性，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各种方式迁徙到美国，平等主义、多元主义、福利主义、大众民主、少数人权利等美国社会的公共议题多少都与移民问题有关，很多转化为‘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以至于美国成为移民者的‘天堂’。”
正是在二战以后，历经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还有美国不遗余力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推崇，左翼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知识分子中的潮流，也成为一代美国青年的信念，在黑命攸关运动中，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是运动的主要支持者，而民主党为了争取选票，在口号和政策指定上也势必朝左翼自由主义乃至“平等主义”倾斜。相比之下，共和党则代表了保守主义的回潮，特朗普被民众选上台，美国的战略收缩，乃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在美国政坛的流行，背后都伴随着一个保守主义的幽灵，他们是一个认为“政治正确”过火后，急于捍卫美国保守主义传统、WASP纯正性的阶层，从特朗普的支持率可以看出，他们在美国有相当大的比例。
美国保守主义者警惕“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其实也隐含着这一层面的担忧。我们注意到，保守主义者非常反感运动人士推倒雕像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看来，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罗伯特·李这些雕像，不只是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也象征着美国光荣的历史遗产，他们虽然来自不同党派，但他们都参与到美国的崛起之中，是整合社会不同资源，树立社会共识的精神符号，但是，政治正确的泛滥、身份政治的裹挟，消解了这些符号的精神力量，让本就撕裂的美国社会陷入到更大的分化、敌对之中，保守主义者质疑，如果他们都算是种族主义者，那美国国父们就没有一个不是种族主义，那些发表过歧视黑人言论的，就都会被“推翻”，毕竟，美国建国以来，本就烙印上了种族主义的底色，打种族牌，最终其实是对美国政治正确性的消解，这才是美国保守主义者担忧的源泉。
所以，美国骨子里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严格来说，是一个烙印着古典自由主义色彩、保守主义色彩的国家，即便在向世界广泛输出政治正确观点的后冷战时期，美国以白人至上文化构建的保守底色仍会在关键时刻踩刹车键，美国在政治正确流行后掀起的反政治正确浪潮，以及特朗普的当选，都可以从中找出原因。特朗普表现上是一个煽动民粹、反建制的非主流政客，但他的施政方针很大程度上在效仿美国的老派保守主义者。
在19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组织NAACP领䄂马丁·路德·金一度在伯明翰沦为阶下囚，并在其著名的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指出他希望公民抗命能成为黑人「放弃」及「暴力之间的中间路线。同一时期，马尔科姆·X走上更激进的道路，他相信黑人应该独立建国。他在一次访谈中道﹕「黑人是想要更多法例条文保障吗？难道美国的法例条文还不够多吗？」对他而言，在现存体制下，黑人白人权力落差过大，再多的法制改革也无法保障黑人权益，黑人独立，是唯一出路。（援引自《简析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史：怒拳为何而握？战火为何而燃？》，作者Alex和Samuel）
宗城：诸多媒体，不仅是国内媒体，也包括欧美地区的媒体，在报道“黑命攸关”运动时进行了一种选择性叙事，它们侧重于报道运动“打砸抢烧”，选择性忽略大部分运动者“和平示威”，他们滚动播放运动者推翻罗伯特·李将军雕像的行为，却很少关注运动组织者的社群运营、在社区互助上所做的努力。在保守派叙事中，“黑命攸关”运动被描绘成无序混乱、通往暴动、导致“政治正确”扩大化，甚至可能威胁美国立国之本的运动，但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因为运动而遭遇重挫，反而取得了比预想中更好的数字，“黑命攸关”运动没有让美国“天下大乱”，也没有动摇白人显贵们的统治地位，它甚至还没达到1960年代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X等前辈领导的运动声势，就已经被污名化、被瓦解，要知道，1960年代的黑人运动真真正正地迫使联邦政府推动了司法改革，而“黑命攸关”运动，它还没有引发任何实质上的立法改变。
在这些对黑人运动的“暴动”叙事中，隐藏着一种“文革恐惧”。实际上不只是黑人运动，近年来诸多民众自发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保守派的担忧，这些运动无一例外被作为“文革”的预演来报道，参与者们被对号入座为“红卫兵”的翻版，保守派叙事诱导读者认为:如果不加以遏制，社会运动就会朝向文革发展，必须遏制运动，才能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繁荣。然而运动只有文革这一种想象吗？五四运动、1968五月风暴、光州民主化抗争运动等等都是社会运动，它们各自开启了不同的可能性，可是保守派叙事遮蔽了它们，而选择性地提供了“文革”，通过恐怖的历史记忆引起大众对社会运动的反感。它背后的另一重话语是:动荡引起的变化是坏的，而守成带来的稳定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可是不要忘了，究竟是什么点燃了民众的怒火，是什么让千百万劳动者被遮蔽、被损害乃至在寒冬中孤独死去，是运动吗？不是，而是加剧了贫富分化、让寒门看不到希望的社会机制，这样的稳定，真的是亿万平民想要的吗？
有两种暴力。一种是无缘由的暴力，另一种是社会变化的表现形式。后一种是必然出现的暴力，因为它与社会矛盾息息相关。在许多运动发生时，我都谴责针对无关路人的暴力行为，那些暴行，正义不是它们的庇护伞。
然而我们同时要警惕一种针对运动的“完美受害者”想象，运动不是纯洁无瑕的幼童，运动一开始就是吞咽愤怒降临到人世间的，运动对既有秩序的反抗，本身就是暴力的易燃装置，但那些反抗和愤怒不是无缘由的撒娇，而是已经被既得利益者镇压许久的苦痛。回望历史，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1930年代的反日游行，亦或是第三世界反抗殖民者的斗争，哪一次暴力缺席了？实际上，对运动的去暴力想象是一种自欺欺人，即便是非暴力运动倡导者马丁·路德·金，在晚年都加入了暴力运动的浪潮。因此，当我们看到一场社会运动发生，固然要谴责针对无关路人的暴力，但也需要警惕那些对运动的污名化和单纯想象。
重木：谈到“黒命攸关”运动，绕不开对“政治正确”的讨论。如同政治学者刘擎老师所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说法起源于大约40年前，起初是左翼人士圈子内的一个‘自黑’的讽刺用语，用来嘲笑那些过于僵化地维护左派的‘政治正统’的同道。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个术语被保守派劫持了，用来批评新左派在公共领域中施加的主张规范性强制。‘政治正确’的用法后来变得多样复杂，但多少都有贬义和讽刺的倾向。”围绕“黒命攸关”运动的争论，主要也是“政治正确”与批评“政治正确”者之间的争论，而这背后的两股主要力量，是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右翼保守主义者，在美国，他们本质上都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只是对自由的理解、对如何实现自由、如何促进社会进步有较大的分歧。 其实，“政治正确”的流行与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民权运动有很大关系，而在那个时候，黑人的抗争也早已经诉诸“身份政治”。自从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对主体的重视、自我的迷恋，带来了人们对自己的身份的重新认知。过去，可能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经济身份、阶层身份，现在，种族、肤色、性别，这些更加难以改变的存在，成了“身份政治”的焦点，而阶级议题相对淡化了。 与启蒙主义时期对比，现代社会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越来越从外部进入了我们自己内部，人重视内在的自我，就是每个人觉得我的内心有一个self，就有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就可以作为一个核心的部分来组成我这个个体，但在前现代社会，很多人更依赖的是外部权威的指引，比如宗教，比如一个共同体的善恶标准，但今天权威的力量削弱了，很多人真的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 自我扩大后，你就可以发现我自己属于什么身份，你就可以通过你自己选定一个无论是在阶级、种族或者是性别，甚至是性取向这些问题来界定你自己，这当中很重要的实践案例就是美国非裔黑人运动，他们诉诸自己的种族同一性，来唤起同样身份人的共鸣。在南非，“身份政治”是争取选票很常用的手段，诉诸身份在黑人社区是最有动员能量的。
©️ Laurence Bouchard
在中国和美国的语境里：
政治正确是不同的
宗城：我注意到“政治正确”在中国和美国的语境还不一样，不但具体含义天差地别，就连应用的情景也不同，所以当国内网民批评“政治正确”时，会有一些错位感，因为国内严格来说是“政治正确”都还没有深入人心，一些基本的善的观念都没有成为共识，还谈不上对“政治正确”的反思。而在美国，确实存在“政治正确”过火的情况，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重木：在我们国家，相比于反思和嘲讽政治正确，可能建立一个共同的善的标准，提倡对少数群体的宽容更为重要。
现场提问：想回到我们最开始引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哈泼斯》公开信引发的争议。因为这个让我想到了在讨论所谓的政治自由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看似强势的群体，会被赋予了一种思想枷锁，就是所谓的原罪论。比如说当“黒命攸关”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有一些白人，他们也许他们只是想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们提出他们的一些比较理性或合理的质疑时，却遭遇了一种他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激烈的反击或者是反射。就是说你们这些精英过去压迫了我们这么多年，你们在历史上犯下这么样的一个重罪，现在你们竟然要求要跟我去客观的去实事求是地去平等地探讨这个问题，或者比如说像女权主义问题之于男性，当可能有些男性从他的理性角度分析，他可能的确不谈立场，它只是个人觉得像所谓的女权运动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些过激了，她想提出一点它的合理质疑，结果却遭到了很强烈的反射，似乎就是因为你是男性，你们过去压迫了我们几千年，所以你就是有原罪的。所以你就没有资格要求我们用一种理中客的态度去探讨这个问题。二位这么看待这种观点？
宗城：首先，在黑人运动里面，黑人通过他们对自己苦难的一种叙述，他们相对一些旁观者，在这个话题上会更有话语权，当我们这些所谓的旁观者进入的时候，我认为一个尊重当事人的态度，是不要急着判断，而是先去了解，去感受，去听听黑人他们自己怎么说，也同时看看不同立场的观点。包括这次我准备活动，我也会专门阅读像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书籍，或者说像黑人民权运动者，他们自己怎么说，但同时我又反对那种黑人以外、其他群体没有资格评判的观点，我同时警惕原罪论。
仅仅根据肤色，或者对方的某一个身份属性，就说对方身上负有原罪，因此没有资格讨论，这首先落入了身份本质主义的窠臼，也对一个人生而为人的复杂性缺乏理解。实际上，我们如何去界定原罪，谁就真正是毫无罪过，这实在是一个太难以自证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底层的受欺负的白人，或许比迎合上流社会而大富大贵的黑人更能亲近底层黑人，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促使我们理解他人处境的，不只是肤色，还可能是经济地位、社会位置，乃至一个人的性格敏感程度。
现实是，美国仍然是一个白人多数的国家，如果黑人运动需要更进一步，提倡原罪论，拒绝他者进入反而适得其反，无助于中立者对运动的支持。他们会感到一种压迫感，让他好像不太适合去参与到这个东西，但其实如果他们参与进来，这可能形成一个更大的团结力量。
而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原罪论，如果回到一个历史的语境里面，他是也存在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开始在美国这片土地的人，既不是非裔黑人也不是白人，而是已经被白人厮杀、被白人驱逐的印第安人。我们如何看待印第安人在美国所处的位置，当印第安人被驱逐被屠杀，或者被限制在一片土地，然后在这边土地里面那些移民，白人、黑人还有其他移民占据了土地的时候，固然白人至上者占据了更高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实有些很微妙的地方是其他移民群体，他们也在参与到对这个空间的占据之中，美国早就不是他最开始的原住民所在的那片土地，美国现在就是一个不同移民共同构建的国家，这个时候如果单纯的诉诸原罪论，把双方定义成我在这里是没有原罪的，然后对方是有原罪的。在我看来，它其实只是把历史简单的缩减成了一个白人的奴隶主，压迫黑人这一段历史，但它不是全部的历史。
我们甚至可以说到更极端的观点，所有活在这个世上，现在仍然在这里的活人都是有原罪的，为什么？你可能没有屠杀，你没有去真正的压迫，但你可能参与到沉默的恶，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你也参与到一种所谓的秩序性的恶行里面。
原罪论如何看待这种沉默的恶呢？我个人认为与其提倡说有一部分无罪，另一部分有原罪，不如让更多人去参与到对一种整体的的反思之中，不只是对显性之恶的反思，也包括更广阔的沉默的恶。
重木：每一个个体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问题，而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他其实想让你注意的并不是你这个人的问题，而是你在整个性别结构或者在种族结构或者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以我熟悉的领域来讲的话，如果男性去批评女权运动中的某些东西，女权运动反过来批评他的时候，其实她是在想提醒你注意，你作为一个男性本身在整个性别结构秩序中，你是在一个既得利益者的位置上的，当你在这个结构中的时候，你必然会分享或者是得到它带来的红利。
当然，这一个性别红利又会随着你作为在男性群体内部中的不同的等级而出现不同的状况，所以与其说是原罪，不许你介入，倒不如说她是想提醒你思考一下，你在整个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怎样的一个位置，当你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位置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进行自我反思或者是自我思考？
如果你能够进行这一项的话，你就会注意当你表达一个言论的时候，你言论背后所透露出的意识形态是否值得继续反思？很多人表达一个意见的时候，他没有对自己的问题或者是观点进行自我反思。好多人顺口就说了一下，说的可能是一些老生常谈，当你说老生常谈的时候，你自己首先就要去反思一下你的观点背后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以及它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一个位置。
宗城：我想补充一点，身份政治的进一步出路并不是反对身份政治，而是一种具有反思气质的身份政治，这种反思不只是基于上流阶层的人群对自我身份的反思，同样也是压迫者群体内部的自我反思。比如如果你是一个白人精英身份的人，你会意识到你所得的并不是天然所理所应当的，它可能会涉及到了一个很长期的你对其他群体的压迫，这个时候这种反省的“身份政治”会有助于你对那些受压迫的群体产生共情。而受压迫群体内部的反思是一方面他意识到他与其他人的联结，非但可能不会说真的影响到他的反抗，而且可能会建立一种更加普遍性的社会联系，会更有助于整个社会运动推进。
另一方面是受压迫群体内部的反思，也是基于一个共识，就是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每个人在解释道路中都可以担任压迫的一方，就是我们不要把压迫跟被压迫讲的一个非常二元对立、非常静态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是在动态中发展的。你比如即便是在黑人群体内部，他们也有权力关系对吗？有权力关系就有压迫，就会涉及到压迫跟被压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无论是压迫跟被压迫，还是边缘跟中心，它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它是在不停的运作的，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到这些词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它是一个不断流转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用原罪论，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是流动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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