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一位文化鉅子的伦理站位！
在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鉅子当中，老舍先生是值得悉心理解的一位。
43年前，先生以中国文化人的传统抗争方式，走向了一区名曰“太平”的湖水。他在用自己极可珍视的性命，去为更可珍视的国家、民族与文化，祈求福祉。
先生渐行渐远。作为一座人文丰碑，其人其作厚重的精神文化意蕴，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愈久，才愈被看得清晰的。
20世纪，是古老中国平添了太多个“史无前例”的特异时段。政治鼎革，社会摇曳，民生浮沉，文化丕变，无一不可称为“空前”。陪伴了该世纪四分之三过程的“写家”老舍，用他一管如椽之笔，由前而后，由表而里，由浅而深，由社会、民生而文化，由大众的日常行止而精神样态，均予以观察、记录、描摹、展示与思考。让人们尤其拍案称奇和流连驻目者，最是其笔底写就的中国人林林总总的精神文化现象。几乎所有想要了解20世纪中国国民精神文化真相真谛以及此文化来龙去脉的愿望，读罢老舍作品，都会得到某些满足。
老舍，是揭示中国人文化心态的圣手，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走势具有神圣忧思的杰出文化代表。
先生离去接近半个世纪，中国的老舍研究者们比较以往，越加深刻地感到，有这样一个话题，值得我们来通力关切与聚焦讨论，它就是——“老舍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构建”。
民族的精神文化构建，分为许多层面，而伦理道德观念，则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基础与核心范畴之一。
追寻老舍毕生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寻觅足痕，能看到他对中华民族道德情状极度上心，也能读出他个人的伦理选择与道德站位。这理当被认作是研讨“老舍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构建”题目的一个前提。
“写家”老舍通过其等身般厚重的作品，持续跟踪摹写国人的伦理脉象,显示出对国民道德衍变的深刻追问。这在五四以来所有文学大家那里，很难找寻出可以与之相比拟者。
《老张的哲学》是二十几岁老舍的长篇处女作，人物各具道德面孔。晚年，他最叫得响的剧本《茶馆》，出场者仍然个个带有伦理色彩。老舍一辈子没有写够中国人的善恶百态。[1]
20世纪的中国人眼花缭乱于各种鼎革与潮流。惟有老舍，在自己认定的摸索建立新时代伦理观念的路上，不知疲倦地跋涉。他有执著也有迷失，有选择也有反省，有教训也有收获。这条路他走得太过艰辛，有时甚而只能踽踽独行。
对于人性之善恶，用作品予以昭示，鞭笞丑恶，歌赞良善，本就应当是文学家之天职。然而，20世纪中国社会光怪陆离，斗争接着斗争，运动跟着运动，兼有抛却一切传统的狂潮于前，视所有民间理念为“旧文化”之“革命”殿后，讲究道德不仅人所鄙夷，甚至成为罪过，追风逐浪的作家们六神无主，大多放弃了文学之道德责任，作品瞩意于他说者甚夥，独独少了“真、善、美”的张扬，关于民族精神上的“善”，或者仅剩个空空躯壳，或者早已被其他理念偷换。20世纪的中国文学，苛刻一点讲，许多作品已是乏“善”可陈。
人们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的当口儿，震惊于国人道德的荡然流失，殊不知，这里面文学也脱不开干系。翻开上世纪众多作品看看，其伦理阐发，或乖离或走偏，比比皆是。
回头来读读老舍罢。在他看来，世间众生之心性，首先是可以用善恶来划分的。老舍笔下人物大约总有二三百人带有清晰的伦理倾向，其中给受众以深刻感触的也当在百人上下。
透过老舍的众多文本描述，我们能体会到作者的伦理观念及倾向，更可看到这位文化鉅子站在他的时代前沿对于构建中华民族新的伦理取势，所作的累累思考。
1
个性使然，老舍成不了决绝的斗士。然而，他在对世间恶人恶行的揭露针砭上，却有些入木三分直击三寸的真功夫。
他说：“老张的哲学是‘钱本位而三位一体’的。”[2]“老张与蓝小山的哲学不同，所以他们对女子的态度也不同。老张买女子和买估衣一样，又要货好又要便宜;穿着不合适可以再卖出去。小山是除了自己祖母以外，是女人就可以下手，如其有机可乘!”“玩耍腻了一个，再去谄媚别个”，“于是你得新弃旧，新的向你笑，旧的向你哭，反正他们的哭笑是自作自受!”[3]在欧阳天风的法则里，“钱就是名，名就是钱!卖国贼的名声不好哇，心里舒服呢，有钱!中国不要他，他上外国去，中国女子不嫁他，他娶红毛老婆!”[4]
老舍写恶人，不单写其恶言恶行，写不出他们的恶其所自便不肯罢手。老张，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重新调整后的畸形产儿，有“国学”根底，却染上了新生资产者的贪欲。像所有资产者原始积累一样，他实施金钱拜物观不惜泯灭人性。小说未写到老张作为资产者的充分活动，作者提示：“果然他有十个银行，八个交易所，五个煤矿，你再看看他!可怜，老张没有那么好的基础!‘资本厚则恶气豪’是不是一句恰对的评语，我不敢说，我只可怜老张的失败是经济的窘迫!”[5]再看《茶馆》：先前，刘麻子利用清末贫富分化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进了民国他就走了背字儿，不是社会分化好转了，恰恰相反：“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他只会做老式昧心生意，眼光魄力撵不上时代，乱世枭雄们超越了前清权贵，连选姨太太的标准跟气度，也让他望洋兴叹。而后，轮到小刘麻子这路纤场新人露面，他勾结官场创办起把全城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包圆儿”的公司，才“如鱼得水”了。老张的道德转型与人贩子们的加倍下作，显示了老舍对20世纪前期世间道德蜕变动因的洞若观火。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古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帝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然而，以“天下为公”相号召的孙逸仙派革命党人随即败北，比政治秩序空前混乱尤甚的是，整个社会的伦理秩序随之崩溃，旧的毁了而新的却无人建设。继而又有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横扫，世风日下之速度俨然脱缰野马。老舍写的恶人恶行肆无忌惮，根由盖出于此。我们知道，作家老舍绝非有维护帝制倾向的守旧派，他的作品却记录下了眼前冷酷的真实：
民国到处是有好处的，自己有自由没有吧，反正看见了也就得算开了眼。
你瞧，在大清国的时候，凡事都有个准谱儿：该穿蓝布大褂的就得穿蓝布大褂，有钱的也不行。这个，大概就应叫专制吧!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你要是没在大宅门待过，大概你还不信我的话呢，你去看看好了。现在的一个小官比老年间的头品大员多享着点福……自然如今搂钱的也比从前自由的多。别的我不敢说，我准知道宅门里的姨太太擦五十块钱一小盒的香粉，是由什么巴黎来的;巴黎在哪儿?我不知道，反正那里来的粉是很贵。我的邻居李四，把个胖小子卖了，才得到四十块钱，足见到这香粉贵到什么地步了，一定是又细又香呀，一定!
……自由的搂钱，专制的省钱，两下里一合，你的姨太太就可以擦巴黎的香粉了。这话也许说得太深奥了一些，随便吧!你爱懂不懂。[6]
老舍认为，恶作为不良人品，不光表现为丑恶、顽恶、险恶、凶恶，在20世纪许多人都会讲漂亮话的形势下，恶的人品更巧妙地体现为虚假和伪善。将他写出的众多“恶”人甄别排列后会看到，不带有虚假、伪善特征而一味“恶”者很少。由老舍的书写情绪来看，令他顶憎恶的也是用“良善”色彩将自己涂抹包裹着的恶人。老舍是较早看出道德败坏者在“时尚”下面必用虚假伪装兜售其奸的写家，这也是他在一个世纪前留给后人不曾过时的警告。
拥有两套道德面目，先前一套随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会对社会的正常运作以及伦理价值构成极大伤害。老舍对明里高挂“道德”幌子背地专事丑恶勾当者，明察如鉴。《阳光》，堪称一部上流社会的“道德神话破灭记”，在“文明”社会的“阳光”下，“道德”原来是鸡鸣狗盗之徒祭起的遮羞布。《柳屯的》，浓缩一个乡间女恶霸的发迹和败落史，为一般读者不很注意的画龙点睛之笔在结尾，“柳屯的”突遭捉拿，看似大快人心实则又是一出“道德”丑剧——县知事想讨小老婆，大老婆便逼着他把既有劣迹又是小老婆的“柳屯的”给“办”了——还是似“善”实恶的假“道德”在起作用，还是一幕“黑吃黑”。《歪毛儿》中，作家借白仁禄之口说出对伪善世道的看法：“有时候一个人正和你讲道德仁义，你能看见他的眼中有张活的春画正在动。那嘴，露着牙喷粪的时节单要笑一笑!越是上等人越可恶。没受过教育的好些，也可恶，可是可恶得明显一些：上等人会遮掩。假如我没有这么一对眼，生命岂不是个大骗局!”老舍看到，不少国民的性格都有缺陷，可是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至少不那么虚假伪善。像陈老先生(《新时代的旧悲剧》)、青燕(《抓药》)、王举人(《火葬》)，看似社会上受到尊重的“文化人”，本质上却都是些隐藏很深的下流坯。
老舍大半辈子身处内忧外患的国度，他晓得，内忧与社会的道德失范互为因果，而外患又会使本有道德缺损的国人加倍堕落。
20世纪很不幸，是中国盛产洋奴和汉奸的世纪。一部《老舍文集》，说不清作者为我们勾勒了多少洋奴、汉奸嘴脸。不过，其中阵势最“壮观”者，还得看《四世同堂》里面的一应脚色。侵略者每占领中国一处城乡，都会不期然地得到中华民族的渣滓——汉奸们的迎合，这使敌人更张狂，国难更深重。北平城的小胡同里，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冠招弟、李空山、高亦陀、牛教授……汉奸们摩肩接踵。冠晓荷，“在相貌，言谈举止，嗜好，志愿，心理，各项中，”都是那么天然的汉奸坯子，几年里不懈追求卖身投靠，居然没能奏效，你想这类人在当时得有多少!在旧时代，升官而发财是广受效仿的，人们不关心加官者的权柄是否来自正当途径，正常年月少不了不惜代价趋炎附势的，赶上改朝换代，变卖道德换取高升更是时尚，至外寇入主之际丑剧更会翻番上演。日本军队进北平，冠晓荷异常亢奋：“日本人一时绝难派遣成千上万的官吏来，而必然要用些不抗日的人们去作事。”他有儒雅风度，面对侵略者，会“把脸上的笑意一直运送到脚指头尖上，全身像刚发青的春柳似的，柔媚的给他们鞠躬。”他“钻天觅缝的去巴结日本人”，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低声叫骂：“白亡了会子国，他妈的连个官儿也作不上，邪!”他的太太大赤包，比他官运来得快，这位悍妇的专长是更敢“戏弄文化”，能将卑鄙“整出整入”，弄了个“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以便横征暴敛。蓝东阳，是比冠氏夫妇更等而下的货色，“他丑，他脏，他无耻，他狠毒，他是人中的垃圾，而是日本人的宝贝。”这么一个反文化的泼皮恶棍，竟然开辟了“蓝东阳的时代”!我们从老舍作品里读到那么多的关于汉奸的描写，静夜深思，实在是该当为自己的民族一哭。只有老舍才会这样提示人们，道德的失守必可助长民族和国家的灾难。
2
老舍认为，良善人格应当是人之为人必要的心理支撑，纯厚、朴实、真诚、坦荡、正义、友爱以及秉公从众、舍己护人等等，不仅是旧时代“好人”与“善举”的尺码，也应该是继续成长的中国社会为人处世的规范。
他长于在身边发觉真、善、美的人性。像在《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的贫苦住户里，作家赞赏的国人美德全有展现。透过都市“苦人们”的杂居环境——《龙须沟》大杂院，人们也望得到美好温热的心灵之光。
老舍有时也肯写下层人道德上的“坏”与如何“变坏”，写到这里，他总要附带诸多思忖。下层人的性格弊端，他写得更多的，是懦弱、苟且、敷衍、盲从、自贱与非理性，这并非都属于“善与恶”的道德层次。
作家50岁以前，黑恶势力猖獗至极。他渴求着能有更加强劲的道德力量来阻击险恶拯救社会。老舍曾把这种道德力量认定为人的“义举”或者“侠义精神”。《老张的哲学》写到赵四，《赵子曰》写到李景纯，《猫城记》写到大鹰与小蝎，《离婚》写到丁二爷，《黑白李》写到黑李……“义士”们有所作为的空间其实很小，作者却不屈不挠地写下来，足见一个“义”字，在老舍早期伦理观中所占的分量。
历史已经证实，推行正义于社会，不是靠单打独斗的“义士”们所能完成。老舍通过晚年创作的《茶馆》，对先前持有的“侠义救世”情结痛切反思。常四爷和秦二爷都是“侠义”救世型的好人，几十年里，两人均未放松过自我的精神持守，前者坚持正义人格与凛然正气，后者则卖尽家产去救国从不放弃初衷。晚年不期而遇，却都只能是苦笑着去陈述一辈子的惨痛故事。马克思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惩罚。”作家老舍勇于将多年坚持却已然不能跟进于时代的伦理思维大胆修正，体现了他摸索民族伦理之路的真诚。
什么才是与时并进的善，老舍有他长久不断推进着的寻找。
《二马》把东西方人文精神(也包括道德观念)做了零距离对照。老马是来自北京的“一点也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善良、大气，和蔼，有正义感，珍惜感情，最具中国文化人的性情。可他“善良”起来也叫人惊诧，看到哥哥留给他的店里中国产的小磁壶的定价，他大叫：“合多少中国钱?六十来块!冤人的事，六十来块买个茶壶!在东安市场花一块二毛钱买把，准比这个大!”“自要人家一说中国人好，他非请人家吃饭不可;人家再一夸他的饭好，得，非请第二回不可。”此乃中国式的“善”，在西方资本主义环境下，不仅显示不出人性光彩，还让人感到可悲可叹。这是老舍早期作品，作者从那时起就不再无原则迁就国人传统。《二马》写到了英国人恼人的民族偏见，同时也推许他们爱国自重的民族性，对英国国民懂法守法，以及注重现实、不尚虚华，在公共规范下堂堂正正追求功利的精神，也很尊重。关于工商业高度发展之下人们惜时如金的观念，作品有如下描述堪称神来之笔：“城市生活发展到英国这样，时间是拿金子计算的：白费一刻钟的工夫，便是丢了，说，一块钱吧。除了有金山银海的人们，敢把时间随便消磨在跳舞，看戏，吃饭，请客，说废话，传布谣言，打猎，游泳，生病;其余普通人的生活是要和时辰钟一对一步的走，在极忙极乱极吵的社会背后，站着个极冷酷极有规律的小东西──钟摆!人们交际往来叫‘时间经济’给减去好大一些，于是‘电话’和‘写信’成了文明人的两件宝贝。白太太的丈夫死了，黑太太给她写封安慰的信，好了，忙!白太太跟着给黑太太在电话上道了谢，忙!”小说发表之际，国人读到这里怕是只能体会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伦理关系的冷漠”，其实作者用意已不尽然，经济高度发展，就要力戒疏懒、放弃虚礼，这才是老舍想说的。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总是服从于排斥功利堆砌人情的旧伦理。老舍早就这么准确地意识到了民族伦理文化的扬弃，对应着的是社会经济发育的梯级。
老舍对民族道德的思考，并不局限在纯伦理层面。他注意到伦理与政局更迭、与社会衍化、与国家兴亡、与经济嬗变的潜在关联。
《新韩穆烈德》和《老字号》，涉及到传统工商业经营者面对恶性竞争陷入的伦理窘境。《新韩穆烈德》的田家原是果行中生意红火的大户，可是近二年，东洋桔子高丽苹果把他们“顶得出不来气”，一家人“走到了路尽头!”田老板为了生存，也只好改弦更张怎么缺德怎么办。民族诚信习尚的蚀落，真个是比传统工商业的凋敝更让人揪心的事。《老字号》演绎了商业擂台上的恶战，“三合祥”本是“永远那么官样大气”的老字号，也有了两类营销作风在角逐。钱掌柜讲的是“老手，老字号，老规矩”，维护着“君子之风”和“光荣的历史”，在他手里“三合祥没打过价钱，抹过零头，或是张贴广告，或者减价半月”;而周掌柜主事儿之时却以欺诈为手段，“门前扎起血丝胡拉的一座彩牌，‘大减价’每个字有五尺见方，两盏煤气灯，把人们照得脸上发绿……门口一档子洋鼓洋号，从天亮吹到三更”，拿假货充真货卖，在抵制日货时敢把日货说成“德国货、国货、英国货”，为牟暴利，连把老字号“改成蹦蹦戏的棚子”的念头都有。后来，钱掌柜回到三合祥，老规矩是恢复了，生意却重蹈萧条，“过了一年，三合祥倒给天成了。”小说在今天仍能激起读者的心头波澜，在以商品经济杠杆全面启动社会发展，“商场如战场”的道理终为人们接受的当下，国人却不得不再度屡屡发问：商品经济坚挺了，商业道德就得垮塌吗?作家于半个多世纪前，曾站在历史主义判断与道德主义判断不同趋向的路标跟前，踯躅彷徨并苦苦思索。这两部作品所提出的，正是东西方无数哲人在人类步入现代生存之后每每长考的大命题。七八十年前，老舍就以他滚烫的人文忧思和冷峻的艺术笔触写了出来。老舍早就察觉，现代商业竞争一旦离开章法失去节制，便会如千里长堤毁于蚁穴般地出现尽吞民族诚信美德的滔滔洪水。怎样调控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社会其“利”与“义”的天平，是老舍切盼找到答案却又极难给出答案的严峻选项，时至今日，中国人纷纷如梦方醒地在关注它争议它，但依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说到现代社会经济管理涉及的伦理话题，《不成问题的问题》的个案启示也很醒目。作品写于1943年。嘉陵江边的树华农场创办三年亏损严重，农场主任丁务源对职工疏于管理，对股东们则采取以实惠封嘴来搪塞;他大搞裙带关系，懈怠、营私、贪污盛行。股东们派来了在国外学过园艺学，善管理能吃苦的新任主任尤大兴。尤才能过人唯独不懂逢迎交际，刚把农场引上正轨，就被丁务源使小动作赶走了。丁重新上台，尤大兴培植的果树多结了三倍的果实，“果子结得越多，农场也不知怎么越赔钱。”作家第一次将对国人道德的考察与现代企业管理挂钩，是对未来经济发展中人的伦理素质的聚焦。写此作品时战乱未已，老舍已经注意到，国家的出路在于日后经济起飞，而民族的道德劣根性却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力量，如不能使现代的科学管理与健康人文精神结合，企业必面临危机。《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中国经济真的走向大突变的今天，仍然葆有其深刻的现实价值。
老舍时常将道德的错位以对比来表达。《大悲寺外》的矛盾双方，是仁爱宽厚的黄学监，和受人挑唆害死黄学监后陷入心理恐怖，继而以怨报德、诅咒学监亡灵的丁庚，作品议论道：“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伟大。”这是对善良遭受荼毒的叹息，更是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学当中善恶交手最后总要不负责任地写出善必胜之结局的纠正。老舍的小说结局是，善者在精神上威慑了对方，可是自己生命完结了，而恶人在肉体上消灭了善者，心灵却遭受着20年的折磨。究竟谁是胜者呢?这恐怕是老舍为读者留下的一道人生思考题罢。
探讨民族伦理趋势，《黑白李》值得特别提及。作品中有两个性格处在对峙地位上的人物，是一母所生、长相酷似的哥哥黑李和弟弟白李。二者都不是负面角色，代表着同时代两种伦理习尚，“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小说里的车夫王五，对黑李(二爷)、白李(四爷)有感受，提起黑李，他说：“二爷是个好人，不错;可究竟是个主人。多好的主人也是主人，不能肩膀齐为兄弟。他待我真不错，比如说吧，这老热天儿，我拉二爷出去，他总设法在半道上耽搁会儿，什么买包洋火呀，什么看看书摊呀，为什么?为是叫我歇歇，喘喘气，要不，怎说他是好主人呢。”对比黑李，王五觉得：“他们哥俩的劲儿——心里的劲儿——不一样。二爷吧，一看天热就多叫我歇会儿，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儿。所以你看，二爷来的小，四爷来的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王五的话，融入了老舍对两种道德人物两种文化精神的探寻和把握：传统美德归结为面对民瘼悲悯体恤，却仅限于此，这种道德是完善的，又不能对改造旧秩序做出什么;而革命者呢，对捣毁不公正社会付诸行动，在否定旧秩序的同时，他们却要连带着趟倒了传统的道德标尺(就像白李在多热的天里也照样叫车夫拉上他飞跑)，也不在乎短期内是否能立起新的道德标准，又要引起人们的忧虑。老舍当时的社会位置和思想感情，可能是偏向于黑李群体，但是，对传统伦理精神落伍他已然失望，对新型的时代风习则既有诚恳憧憬也有些许微辞。老舍后来说：“我到底看明白了，黑李该死，而且那么死最上算。”[7]此话好像是在知会人们：传统美德尽管完美却已不合时宜，它有必要为新生伦理的出现和成长让路——虽说这新的还远不“完美”。
3
老舍身后有一片满族文化土壤。他一生的伦理站位受满族观念影响颇深。满族在历史上，养成了特有的古朴浑厚、真诚坦荡、急公近义、舍己从众的民族性情。这种带着古典主义色调的性情，经历千百年的锤炼磨砺，植根于民族成员的集体无意识，也给了老舍以人文底色。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为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终，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这是1938年，老舍在“不惑”之年写下的“自传”。[8]看去略显幽默顽皮，展现的却是他那遍阅人生况味又难得示人的胸中块垒。此前的老舍，不肯轻言自己的民族出身，连生父曾是战死于“庚子之乱”战场的八旗士兵也不谈。这份“自传”却同时触及到了这两件旧事。“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披露了身为八旗为国捐躯将士子弟的点滴讯息;而“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则证实了帝制解体是在他的少年求学阶段。两样终于诉诸笔端的事件，都不是无关轻重的：父亲战死教他童年雪上加霜，家人生计几近崩溃;而清廷覆亡，对被捆绑于八旗制度的满族更是沧桑巨变，满人有了自由，却又长时间跌入更其悲苦的深渊。个体遭逢和满族际遇，借助这寥寥数语都有披示。这里引述以上“自传”，所关注者是在老舍表露的观念，即他于“无君无父”境况下道德理念的依归。作者笔底存有这么一层意思：如若一直“有君有父”，则出循“君”旨入遵“父”命，是无可改变的——这刚好是清代旗籍满人的伦理行为准则。老舍身为满族之后，深知倘若不是童年承受了“刘善人”义举去念书，不是“大清朝”退出历史，他的人生还会跟先辈与父兄一样。但是，“无父无君”的时代降临了，他不必再走前人老路。按照世间习见的感觉，老舍此处的“无君无父”，颇像是取一语双关含义，撇开老舍真的“无君无父”之外，“无君无父”在旧时文化语境里，尚有“无法无天”乃至“揭竿而起”的话语指向。民国初期，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排斥既有制度文化及精神信条的年月。而“躬逢其盛”的老舍却不愿跟随潮流走，他的选择是,既然“无父无君”，便要在家中“特别孝爱老母”。他不做“发财”梦，即便辛苦操劳“糊口四方”，也总是“甘为寒贱”，以至于“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这篇“自传”，透露出老舍葆有的满人道德观。满人崇尚纯朴、忠义、豪爽、正派，人生在世只要不是战场迎敌，待人总讲究利他精神，处世多宽厚隐忍。加之世代受八旗制度辖制，他们还养成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服从号令、重视纪律、遵守秩序、乐于礼让、不怕吃亏的禀性。世间说“旗人多礼”与“满族家庭特别地尊祖敬老”，也跟这些民族观念有关。根除了旧制度，老舍却未萌生趁乱世火中取栗之心，不肯在“自由”、“反叛”的旗号下追求一己私利，甘愿走“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路。
20世纪初期，排山倒海般的狂涛席卷域内，世上一切都在变。政治上，帝制退出历史，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政体开始创建;经济上，“士农工商”旧模式失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经济合法化;文化上，封建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规范被丢弃，代之以渐趋彰显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倾向;而社会性的伦理观念亦出现裂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欲望抬起头，取代了束缚人们的“纲常礼法”……这一过程社会状况异常复杂。就总的情势来判断，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人的价值有史以来首次被凸显出来。
而老舍，一个与20世纪几近同龄的年轻人，却有着超常的冷静。如果说帝制坍塌之际他尚属少年，没有政治倾向情有可原，那么到五四运动爆发，他已是京城一个获得个性人格的青年文化人，照样做他的“旁观者”，就有些让我们费解。其实从老舍自述看，直到“不惑之年”即20世纪30年代晚期，他照旧笃信“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信条，就益发教人觉出他在人文价值上有其超出一般的守常持衡。这在当时，恰好是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衡。
20世纪前期，满族人对社会的感受，与其他国人不大相同。他们从封建专制和八旗体制下挣脱，本是幸事。可是，旗族迅即跌进从生计到名誉的双重噩梦，又让他们的社会判断和情感取向拐了陡弯儿。“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9]悖反的逻辑折磨着他们，教他们认不清社会进步。加上帝制虽逝，道德失范伦理无绪的场景却到处彰显，习惯于秩序生存的满人，耳畔有“自由”“民主”的鼓吹，眼前军阀政客“暴发户”的狡诈、贪婪反倒甚嚣尘上。他们想不通，也就要和各类“时尚”拉开距离。
前清的满洲营房里，旗人们谈论较多的是生生死死的故事，为国捐躯在他们来说世代不绝、家家皆有，说到死就如说起一日三餐那么寻常。以达观心态看生死的人，活在世上也要活得“硬朗”、“有骨气”，长辈勉励后人常用的话是“要强”。他们顶容不下的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两桩。久而久之，满族人恪守道德气节在外有了影响，人们衡量谁“像不像满人”、“是不是满人”，就直接去看他的品行端正与否，或者有没有道德尊严。自尊，就其本体意义去看，主要是伦理层面的自持。满族看重人生的自尊度——处于盛世还是乱世都应有的自律。他们通过德行养成完成对一己名誉的看护，同时支撑起对于民族声誉的守望。他们的道德主义，在某些场合显得不合时宜，常被批评有道德泛化倾向。局外人习惯挖苦满人“好面子”，其实，“好面子”的人才经得起睽睽众目的监督。
老舍既然来自满人道德范畴，最初作为一个自然人走进社会，免不了要按照习惯的能给心灵带来宁静的做人方式面对生活。他的伦理观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既有值得尊重之处，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好在他还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他懂得道德都带有其时代属性。他苦心孤诣地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最初的引燃点，正是早年间满族式的精神养成。自幼重视伦理情怀的人，才会在一生中敏感与执著地辨别伦理道德的时代方位。
老舍早期人格塑型，除了有母亲那样“把吃亏当作天然的”教师给他以生命教育而外，还有两个满人——后来出家作和尚的“宗月大师”刘寿绵和基督教宗教职业者宝广林——对他影响很大，以至于老舍要牺牲自我为社会做事的情感达到了宗教的热度。1922年上半年，老舍领受洗礼成了基督教徒。他启用了为自己所取的表字“舍予”，坚定着为大众而舍弃自我的信念。
老舍的道德光华为外界广泛感受，是在中华民族的艰难时世之下。抗战时期长长的八年里，他那热诚、真挚、人缘特别好而且肯于奉献自我的精神范型，获得了文艺界各派一致的信任。大家推他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首席负责人，是出于对他道德文章的由衷认定。老舍在抗战时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创建了多少功绩，坚持抗敌活动的文艺家们心里有数。1944年 4月，在“老舍先生创作生活廿年”的纪念活动中，郭沫若写诗唱道：“我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交游肝胆露，富贵马牛风。脱俗非关隐，逃名岂为穷!国家恒至上，德业善持中……”[10]盛赞了他的道义精神。茅盾、胡风等人也都对老舍的做人风范给与极高评价。老舍向抗战输送了巨大心血，却了无私心，从未想过胜利的那天会换回什么个人权益。抗战一经宣告胜利，他便想宣告“文协”解散，重回书房写他的作品。他以为，自己在国家危亡关头该尽的义务已然尽到了。这与不少人的习惯思维，很不相像。若将人生和创作相比照，人们会发现：老舍在作品中张扬的精神品质，头一个坚持的就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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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老舍的思想并不激进，甚至带有保守因素。而始终关注和思索民族伦理发展暨文化建设的他，在随后的实践中却日益显露出现代启蒙主义的进步宗旨。他发掘国民性的创作也因而走向纵深。启蒙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领域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老舍在推行文学启蒙主义这一点上，与同时代其他杰出的文化人声息相通。
不过，老舍的启蒙主义又与他人的启蒙主义有所不同。他从未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采取“一风吹”的态度，他是在充分继承中华传统优长的前提下来认识和扫除其中的糟粕。他瞧不上无端否定中国文化的横蛮，警惕打着“启蒙”旗帜来推行“洋化”的倾向。老舍的启蒙主义与他人的启蒙主义在表达上也不尽一致，他不喜欢“金刚怒目”似地去当民众的教师爷，而习惯于用他那温热的心去感化与规劝同胞。
《英国人与猫狗》，是老舍30年代写的一篇杂文。我们不妨来体会一下什么是老舍式的启蒙主义。作者以赞许的口气写了英国人自来具有善待动物的习性，对猫狗乃至牛马鸡猪都很友好，“他们对牲口们是尽到力量去爱护，即使是为了杀了吃肉的，反正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总不受委屈。中国有许多人提倡吃素禁屠，可是往往寺院里放生的牲口皮包不住骨，别的畜类就更不必说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是我们特有的哲学，可也真够残忍的。”老舍推介西方人的泛爱观念，也不是把乐于放生的国人说得一塌糊涂，他用几句自家人埋怨自家人的话，就把个挺大的道理说了。
在研究老舍探索民族伦理观得失的时候，让人们感到特别有价值的，还在于作家对满族自身道德衍变的痛下针砭。
《骆驼祥子》男主人公的道德变异即为一例。了解京旗历史文化的人们会了解，祥子尽管“来自乡间”却带着旗人青年的性格特征。[11]小说开头的祥子与末尾的祥子，灵魂判若两人。末了在精神上一败涂地的祥子，是被他所处的社会推搡着，走向了道德与心灵的总崩溃。祥子的悲剧有双重：第一重悲剧是与贫穷作战的惨败;而第二重悲剧则是与自己灵魂里滋生蔓延的卑微丑陋抗衡，败得更惨。双重悲剧叫他个人奋斗的梦想化作泡影，还把他的人性瓦解殆尽。初进北平的祥子，代表着原初且本色的旗人精神，重伦理、尚淳朴，葆有创造型的心态，愿以劳作来开辟生活;而刘四、虎妞、二强子们则代表着彻底市俗化了的堕落市民观念，轻道德、贱创造，以没落消费型的心理维持扭曲的人生价值。祥子本与他们格格不入，却终被他们的价值观所俘获，将心灵的洁净变为肮脏，将品格的淳厚变为“精明”。祥子的蜕化，浓缩进去了旗人精神文化由本元类型向市俗类型滑落的脉息。祥子虽有过18年纯正的心灵模塑，一旦面对异己精神强大的“绝户网”，遇到灭顶般的市俗文化逼仄，也只能一败涂地。足见老舍对弥漫于都市上空的蛮悍的市俗精神力量的忧虑。《骆驼祥子》发端于作家对满族道德情状的观察，却具备了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任何民族都经历过心灵的纯真时期，也都难免会有精神衰败过程。忧思于此便是成熟。老舍非凡之处在于能洞察自己民族丝丝缕缕的文化变异，将它清晰地投影于多民族的精神文化之屏，教来自八方的民族观摩到自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历史的特殊性起步，触及大千民族历史的一般规律，老舍扩充了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含量。
1949年共和国建立，在党派政治方面一向游离的老舍，再难恪守“独立不倚”的处世规范;与大众共进退的情感又督促着他，成了描绘社会变迁的“劳动模范”。他被安排到惹眼的社会地位上。共和国初建的十七年，文艺领域“批判”、“斗争”无时或已。他勉为其难地参加其中，形象一定程度地被异化。
1958年，他发表《悼念罗常培先生》，谈到自己与密友罗常培当年的做人风格，有一番对独立不倚处世态度的否定。这其实反映了他也有过的精神迷失跟心理危机。气节、操守、尊严、风骨，无论何时都该属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人;独善其身，不趟混水，是人的优长而不是罪愆。共和国不是社会发展的至美圣境，国家基础还是当初的那个基础，中国人也还是那些中国人。社会制度的变异不可能教有价值的人生取向黯然失色。
好在老舍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伦理站位。他跟民族传统到底是有着那么深的渊源关联，他对20世纪国人伦理价值的失落到底是有着那么多的观察，他不会随便抛别传统，也不大情愿去说比起政治需要和社会进步道德其实算不得什么一类的轻巧话，他比身边所有人都更懂得良善对于不断成长的社会的支撑作用。因而，他才在一生中发出那么多那么强烈的道德呼唤，有着那么多关于国民道德重建的沉思与构想。
老舍的道德呼唤在其生前没有得到重视。20世纪上半叶，人们在忙于政治;20世纪下半叶(直到老舍辞世)，人们还在忙于政治。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场景下，伦理让位给政治，政治遮蔽掉伦理，是天经地义与不由分说的。老舍的道德呼唤被视为“自由主义作家”的别有怀抱，长期受到冷遇、误读甚至指责。
老舍是个生而打下爱国家爱民族深深烙印的人，一向对西方观念半信而半疑，不经过深思熟虑不肯轻易追逐时髦丢弃传统。早年，他曾状写自己这类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及面临的尴尬：“他们对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属他们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们，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12]晚年，他明白了环境不能见容于他的精神文化价值，他对外国友人谈到：“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13]
万幸的是，老舍道德文化的告诫没有像“断魂枪”绝技般地被他全然带走。兜了多大的一个圈子，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玩笑，世人才看出，伦理道德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所具有的绝对必要性。是真金子终不怕土掩火焚，老舍的道德文化告诫，将被人们理智地捡拾回来。[14]
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席卷而至。老舍回应以自杀。老舍之死带有鲜明的伦理气节特征。他的一生不但用作品阐述他的气节观，还用掷地有声的行动为这些阐述做出佐证。1937年抗战爆发，他只身南下时说：“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15]抗战胜利后，老舍说：“我们除了一条命与一支笔，还有什么呢?……我们的命与笔就是我们的资本，这资本的利息只是贫困，苦难，疾病;可是它是投资于正义，而那些不利的利息也就完成了我们的气节。”[16]老舍坚信，人活着还是死掉，都在其次，只要三寸气在，用来“投资于正义”的气节，就断断不可以丢弃，气节没了，生和死都会一文不值。
老舍的作品与他的人生互为表里，老舍的生与他的死互为表里。他通过一死，回归了自我的道德尊严和心理安宁。人生的最后一刻，他应当快慰。他主动截断了本来可以维持的生命，为自己找回了文化战士和民族良知的形象。
在我们的被称作“民族良知”的精神宝库当中，道德，永远该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经历了不少歇斯底里的民族心理迷乱之后，人们才又遍体鳞伤地找回到认识的原点：正义，道义，信义，执义，在任何社会里都值得肯定与歌颂。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民族，如若弛废了修身，长期地轻视伦理、拆解道德，放逐良善，玩忽诚信，最终必然自取其咎。老舍死了，他的精神他的作品没有死。重新来翻翻老舍的作品吧，自会真切地看见，那里头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每个人活脱脱的道德造影。一个想要寻觅和重塑不朽文化魂灵的中华，也许我们每一个民族成员的精神担当，都该从端正伦理站位开始。
也许在本文结束时应当稍加说明的是，老舍是人不是神，他也是个曾经生活在国人之中活生生的有其个人经历和精神活动的人。笔者与所有爱戴老舍的人们一样，从来不想将他送上神坛，更无意于把他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塑造成干瘪岸然的“道学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在20世纪中华民族出现的为数不很多的文化鉅子中间，更深刻地来认识卓尔不群的他。诚如冰心先生1992年在写给首届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的感言中所讲——“我想说，‘您安息吧。’但您不会安息。您永远是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
[1] 在辞世前约4个月，老舍探望女作家王莹时，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的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过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写以北京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指王莹丈夫谢和赓)说，这三部反映旧北京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可见老舍仍然在计划着写他的“善恶”。
[2] 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1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 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1卷，第1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 老舍：《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卷，第3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5] 老舍：《老张的哲学》，《老舍文集》第1卷，第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6] 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文集》第9卷，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7] 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文集》第16卷，第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8] 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文集》第14卷，第110页，1989年版。
[9] 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0] 诗题为《民国三十三年春奉贺舍予兄创作廿周年》,原载昆明《扫荡报》1944年4月16日。
[11] 对于祥子出身于满族的考释,请参见拙作《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相关章节。
[12] 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 转引自徐德明编《老舍自传》，第28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4] 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樊骏在《认识老舍》一文中曾经一语破的：“他所留恋珍惜的旧派人物的那些道德品质，尽管在很长时期里普遍为大家所忽略轻视，甚至遭到嘲弄唾弃，而失落于历史的尘埃中;却不正是近年来为不少人热切地呼唤寻找的，被肯定为有价值的传统美德吗?”(《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15] 老舍：《八方风雨》，《老舍文集》第14卷，第229-2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 老舍：《痴人》，《老舍文集》第14卷，第2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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