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伊斯兰研究中的犹太因素
美国的伊斯兰研究是一个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伊斯兰教教义、历史、伊斯兰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研究，还包括伊斯世界的艺术、建筑、语言文学等内容，其中一些内容与19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的研究领域相重合，并深受其研究传统的影响。今天，美国的伊斯兰研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的现代历史和当代政治进行研究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其中与现任布什政府关系较为密切、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较大的，却是几位犹太裔的学者，这使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又增加了几分复杂性。本文试选择三位著名的犹太裔学者的观点加以综述，并对其原因和影响做一分析。
爱德华·萨义德曾在其1977年问世的著作《东方学》中，对东方学研究领域里的某类学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到：“尽管他们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研究对象的一种恶意诽谤”。[1]在他看来，当代著名东方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正是这类学者的典型，他“以一个专业东方学家的身份出现在英美中东政治结构之中，他所写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被打上这一领域‘权威’的印记”。此后在萨义德和刘易斯之间发生了一场历时多年的论战。1986年，在北美中东研究学会（the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第20届年会上，两位学者进行了一场直接的辩论[2]。刘易斯在后来出版的《伊斯兰与西方》中对萨义德进行了回应，认为作为纯粹学术研究的伊斯兰东方学研究复杂多样而且专业，门外汉的批评是无意义的。萨义德则在1994年为《东方学》撰写的后记中再次对刘易斯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无所不知的冷静的权威面具”无法掩盖他观点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3]。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
受到萨义德激烈抨击的伯纳德·刘易斯1916年于伦敦出生。193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博士学位，专业为伊斯兰教史。其间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师从著名东方学家马西农。1938年，刘易斯开始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1974年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的联合邀请，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系。因对当代中东的政治问题、特别是阿以冲突、武装伊斯兰兴起的分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刘易斯成为受人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
刘易斯精通阿拉伯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拉丁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秉承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传统，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迄今少人匹敌。20世纪70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来，刘易斯先后出版了《伊斯兰的政治语言》、《伊斯兰与西方》、《现代中东的形成》等著作，表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伊斯兰问题权威。“911”事件之后，刘易斯频频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参加电视谈话节目，发表讲演，并在《大西洋月刊》、《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撰写文章，表明自己对目前东西方关系和伊斯兰世界未来走向的看法。刘易斯的著作《什么出了错：西方的冲击和中东的反应》也于此时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刘易斯声明此书并非针对“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影响所作，但是它立刻成为为当前处境所困、想知道到底什么出了错的人们的指南，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刘易斯被誉为美国中东研究最伟大的“圣人”[4]，《历史学家与历史著作百科全书》称他为“战后关于伊斯兰和中东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5]。
刘易斯的著作《什么出了错：西方的冲击和中东的反应》
刘易斯的上述多部著作都论及伊斯兰教及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他的主要观点有：
一、世界上存在多种文明，但是只有两种文明是由宗教界定的，那就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关系本质上属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教自7世纪产生以来，就与基督教处于冲突之中，西方一直是穆斯林实现其统治世界目标的主要对手。在他1990年的著作《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他提到西方和伊斯兰的斗争正在聚集力量，在此基础上，他使用了“文明的冲突”一词。后来这一概念在亨廷顿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的阐释和使用。刘易斯认为，根据每个宗教对其他宗教的看法，所有宗教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人类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神诉说，神都可以理解，犹太教和大部分的亚洲宗教属于此类。另外一些宗教则认为只有自己是文明的，其他人都是野蛮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属于此类。因此，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从来未能维持互相交流的状态，其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宗教原则与多元主义不相融合。“他们说的天堂不同，但是地狱却近似。”[6]
二、伊斯兰文明已经全面衰落。西方列强的殖民是伊斯兰世界衰落的结果，并不是引发其衰落的原因。伊斯兰作为一个辉煌的文明，曾经主宰世界近千年，但是自17世纪以来它逐渐衰落。军事上即使不断仿效西方，也是节节败退；经济方面，要不然依靠外援，要不然畸形地依赖于单一的石油资源——而石油，注定也会耗尽；政治方面情况最糟，传统的专制和新式的独裁同时并存，只是镇压和灌输的手段在不断现代化。在数世纪的富足强壮之后，穆斯林现在感到虚弱和贫穷，失去了本来似应属于自己的领导权，沦为西方的附庸。与其老对手基督教世界相比，伊斯兰世界变得“贫穷、虚弱和无知”。西方的主宰地位已经侵入到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伊斯兰世界不仅不再是领先的文明，即使同样作为西方的附庸，他们也远远落在了其他附庸的后面。[7]但是穆斯林们没有认识到、或说拒绝承认的是，不论英法的角色，还是美国的影响，和多个世纪前蒙古人的入侵一样，都是伊斯兰国家与社会内在虚弱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三、“911”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成为了伊斯兰世界仇恨的第一个标靶。作为一个曾经辉煌的文明，伊斯兰世界在落后之后并没有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惯于不断从外部寻找原因。一些人一直追究到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而民族主义兴起后，又给予了他们新的理由，“阿拉伯人可以因为自己的麻烦怪罪统治自己几百年的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可以说土耳其民族的活力被旧日阿拉伯的包袱所阻滞。波斯人可以把自己古代辉煌的失去，怪罪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19、20世纪英法的统治又使西方帝国主义成为新替罪羊。[8]这种归咎于外界的做法及其由此产生的怨恨、仇恨和屈辱，不仅毒害了自己，也使得美国成为了“伊斯兰未能成功现代化这一生存困境的受害者”。[9]因为在伊斯兰世界看来，美国继承了欧洲帝国主义的衣钵，还生产充满诱惑的文化。
四、伊斯兰世界的未来在于走土耳其式道路，最终走向现代化。伊拉克战争是推动中东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刘易斯指出，西方对中东的期望不过有三，市场、能源，还有为确保得到前两者至少在表面上维持的国际公法和国际秩序。为了得到市场和能源，西方愿助伊斯兰世界一臂之力以达到太平。911事件之后，维持和平状态的窗户显然已经关闭。但是，外界对市场和能源的期望却并没有改变，因此中东人民面前还有另外一扇窗户打开着，那就是民主之窗。各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应该借此良机，走土耳其式的道路，实现西方式民主，改革自我，最终走上现代化道路。刘易斯一直赞同西方与以色列和土耳其保持密切关系，认为努力成为西方一部分的现代土耳其作用非常重要。过去它帮助西方抵御苏联势力的扩张，今天则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发展提供了榜样。刘易斯认为对伊拉克战争可以推动中东现代化的进程，最终促使该地区走上土耳其式道路。在伊拉克政权变动后，可以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政体，像当年凯末尔在土耳其所做的一样，从上到下推行再造计划，把伊拉克变成美国安全的防波堤，塑造为地区楷模。[10]他甚至认为，和美国犹太人团体关系密切的伊拉克流亡者、一度成为伊拉克过渡政权核心人物的沙拉比就是伊拉克的凯末尔。[11]因此他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也为入侵伊拉克提供了最有力的知识上的支持。
作为美国伊斯兰问题研究的元老，刘易斯的观点已经对美国处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挥了重要影响。早在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刘易斯就应时任国防部长的切尼之邀，和多位中东研究者对中东的历史和现行政策进行讨论。之后，他一直与切尼保持着密切联系。“911”事件后不久，刘易斯为部分白宫官员、军事助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就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作了报告，阐述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源自其国内而并非由于美国的行为。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称，“伯纳德教我们如何理解中东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并为建设一个更美好世界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12]此外，刘易斯还会晤过美国总统布什、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他是舆论眼中最受白宫青睐的历史学家，甚至就是“布什的历史学家”。[13]2006年5月2日，刘易斯90岁生日前夕，费城国际事务委员会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荣誉午餐会。副总统切尼在现场发表讲话盛赞刘易斯说：“在新的世纪中，政策制定者、外交官、学界和新闻媒体每天都在追寻刘易斯的智慧”。[14]
马丁·克雷默1954年生于华盛顿。1971-1973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2年获博士学位，专业为近东研究。伯纳德·刘易斯是他博士论文的两位指导教师之一。
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
自1981年起，克雷默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摩西·达扬中东非洲研究中心工作，1995年起担任中心主任。从2002年起，克雷默成为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并于2006年任以色列沙利姆中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2007年起任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还任中东和美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中东季刊》、《中东国际事务评论》等数家主要地区研究刊物的编委。
克雷默写作和主编的著作共九本，其中最著名的是“911”事件后出版的专著《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15]。这本书对以美国中东学会为代表的美国中东和伊斯兰学术研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很多学者理论脱离实际，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缺乏真实了解和客观评价，这使美国人对伊斯兰运动的兴起缺乏必要的警惕，因而对“911”恐怖袭击缺少必要的准备。他还指出，在过去20年里研究学者们没能预见和解释中东政治和社会演变的重大事件，学者们一次次被他们的研究对象弄得不知所措，他们的研究范式一次次被中东发生的事件所抛弃。[16]他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对美国伊斯兰研究的影响，以及所谓伊斯兰世界市民社会的研究为例，指出美国的中东研究依附于社会科学，沦为最新社会理论的试验场，已经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这本书的面世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对“911”事件之后伊斯兰问题的研究风向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沙滩上的象牙塔：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
近年来，克雷默对美国是否需要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改造计划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综合起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21世纪能够繁荣的是那些基于民主的国家，民主是现代文明的先决条件。伊斯兰世界专制主义盛行，是当代最少自由的地区，而专制正是恐怖的滋生源。现代历史上所有形式的专制主义都鼓励甚至是助长反犹主义。伊斯兰世界具有天然的缺陷，不具备推行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基本要素不是选举、政党或自由言论，而是对政治异议的宽容。伊斯兰世界一直缺乏宽容，不仅政治权力方面缺乏宽容，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和历史记忆所累，阿拉伯人具有一种思维定势，可简单地表述为：要么统治，要么去死。[17]这是决定今天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的根本原因，也是伊斯兰世界无法真正推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
二、推行民主，无法消除伊斯兰主义运动和恐怖主义的影响。有美国学者指出，政治伊斯兰就是民主，打开政治参与的大门，把伊斯兰主义者纳入体制之内，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吸引力就会消失。而克雷默认为，伊斯兰主义运动是阿拉伯世界各种社会运动失败之后所产生的。它们是穷人的市民社会，是市民社会可怜的替代品，其参与者本质上最缺乏宽容。同时，伊斯兰主义运动恰恰是政治多元的环境下产生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运动繁盛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其政治多元因素和民主色彩均比其他伊斯兰国家更为浓厚。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运动就出现在这些国家，不断把中东地区推向战争的边缘。因此，政治多元并不是政治伊斯兰的解毒剂，相反，“政治体制越多元，越容易出现一些极端危险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18]
三、推行民主，将会使美国面临更多的威胁。克雷默反对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他认为，推行民主是一个善意的政策主张，但是美国的政策不是要博取别人的喜爱，而是要让别人惧怕，因此善意与否并非关键。问题在于，推行民主这一善意的政策会削弱伊斯兰世界各国本来就脆弱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会对美国敌人的政治结构发生冲击，还可能会伤害到美国的盟友，甚至促成那些作为美国盟友的专制国家（比如埃及、沙特）的政权变更，使美国面临更多的敌人、而不是盟友。
四、推行民主不是伊拉克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美国的目标是在保持最远距离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代价维护和推进自己的利益。当存在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美国可与之互动的情况下，这一目标最易于实现，所以维护伊斯兰世界的稳定乃是最重要的。但是伊拉克战争之后，威胁地区稳定的最主要的三个因素是什叶派问题、库尔德问题、难民问题，而这三个问题都不是推行民主所能够解决的。[19]
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案在哪里呢？克雷默指出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什叶派认同、库尔德人认同等种种看似应该次于国家、实际上却高于国家的认同，而且这些认同比现有的国家认同更有凝聚力[20]。因此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以前截然不同：过去的挑战来自那些试图侵吞其他小国的侵略性国家，比如纳赛尔时期试图吞并叙利亚的埃及，萨达姆时期试图侵占科威特的伊拉克，这些侵略者可以被引诱、阻止或是受到惩罚。但是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来自这些国家内部的变动，其主要行动者是那些运动、起义、难民和分离论者。[21]因此，美国如果仍然致力于在一战后由英法划定的伊斯兰世界地图中活动，仍然按照西方所谓“多元文化”的观念来理解伊斯兰世界，就忽视了这些认同和它们的要求，忽视了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他所暗示的解决方案也许是，为了在该地区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美国应该“尊重”或说积极扶持各种以次国家认同为意识形态的实体，比如库尔德人组织、什叶派组织等，促使伊斯兰世界日趋分裂，以更加细小和分裂的单位出现在21世纪的政治地图上。恰在前不久，美参院通过一项非约束性决议，提出把伊拉克按照民族和宗教派别划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个实体，在首都巴格达的联邦政府仅负责掌管石油收入和边界安全。我们不妨将之视为克雷默上述观点付诸实行的一次尝试。
丹尼尔·派普斯，其家族为波兰犹太人，二战期间逃离波兰。其父理查德·派普斯是哈佛大学著名的俄国史专家，曾是前总统福特B纵队的核心成员，并任前总统里根的政策顾问。派普斯生于1949年，1971年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开罗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三年，之后返回美国，在哈佛大学攻读早期伊斯兰教历史的博士学位。派普斯毕业之际，正值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美国亟需伊斯兰问题的专家，派普斯的研究范围主要在现代伊斯兰问题。1978年至1986年，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海军军事学院任教。
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
1986年，派普斯来到费城，加盟保守主义的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8年之后，他创建了中东论坛。这是一个亲以色列和土耳其的智库组织，目前共有正式成员16人。派普斯除主持中东论坛的工作之外，还不断受邀任一些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主持“伊斯兰与政治”等研究生课程。2003年4月1日，布什总统提名丹尼尔·派普斯担任美国和平研究所理事，遭到了一些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穆斯林民权机构美-伊关系委员会（Council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在全美发起大规模的签名抵制活动，布什总统不得不推迟任命。2003年8月，派普斯最终成为该研究所理事，任职到2005年1月。
丹尼尔·派普斯迄今为止出版有关伊斯兰教和中东问题的著作12部，其代表作为出版于2002年的《好战的伊斯兰抵达美国》[22]。他在报刊杂志撰写的文章无数，不断接受一些主要杂志和知名电视节目的专访，被《华尔街日报》誉为“中东问题权威评论员”，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很大的埃及《金字塔报》称他为“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领军思想家”。他近年来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所谓伊斯兰主义及其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相关观点如下：
《好战的伊斯兰抵达美国》
一、伊斯兰主义（Islamism）及其特征：伊斯兰主义是西方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词语，也是派普斯在著作和文章中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没有对此给出专门的定义，但是根据他的表述，“伊斯兰主义者”是那些要在“自由的土地上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人，也就是所谓“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因此他又称之为激进伊斯兰（radicalIslam）。他认为，伊斯兰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化的意识形态，类似于20世纪曾经盛行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而不再是强调内心信仰的宗教。它是近现代伊斯兰世界衰落所引发的反应之一。它排斥外部世界，抵制西方的一切影响，包括西方的习俗、哲学、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但是在现实中又不得不吸收西方的种种因素，比如科技成就、政治话语。伊斯兰主义的特征在于，它是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行动计划，带有极权主义的特点，同时、它又是反现代、反西方、反基督教、反犹的，带有恐怖主义的特点。[23]
二、激进伊斯兰分子或说伊斯兰主义者由三部分人构成，占全世界穆斯林的大多数。第一类是伊斯兰好战分子的核心，即本·拉登、基地组织成员、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导之类。第二类是同情基地组织激进的乌托邦理想，但未直接参与的好战分子，此类人数远大于第一类人，比如那些在阿富汗战争开战后，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游行示威对美国表示憎恨，支持对美国进一步采取暴力袭击行为的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大致人数在1到1.5亿人，占穆斯林总人口的10%到15%。第三类是那些不接受武装伊斯兰组织具体活动的穆斯林，他们在反对美国、仇恨美国方面，与前两类人没有差别。第三类人的比例应该占全部穆斯林人口的50%。这三种人都属于伊斯兰好战分子。除此之外，穆斯林中仅存一些持亲美态度的堡垒，比如土耳其的军队，前苏联的几个共和国，伊朗的不同政见者，以及亲身体会了激进分子统治的普通穆斯林。[24]
三、所有伊斯兰主义者的目的都完全一致，就是在所有地方实施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伊斯兰主义者内部的区别仅在于有些人主张采用武装、暴力的手段达到目的，而另外一些则主张采用合法的手段（如劝人皈依、政治活动等）。前者构成所谓“好战的伊斯兰（militant Islam）”，后者就是那些“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的威胁更加隐蔽。早在20世纪80年代，派普斯就发表文章，提醒警惕激进伊斯兰逐步增大的危险。“911”事件之后，他“好战的伊斯兰”的观点得到政界和民间的广泛认同。近年来他更加强调“非暴力”伊斯兰主义者的危险，因为后者的行为往往披着“合法”的外衣，其威胁更容易被忽视。因此，美国现在不应再区分所谓“好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坏的伊斯兰主义者”，而要对付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不论他们是主张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
四、激进伊斯兰构成问题，温和伊斯兰（moderate Islam）乃解决方案。[25]与所谓伊斯兰主义相对的，是“温和伊斯兰”，其特征表现为热切地接受西方式道路，有信心向外界学习，热衷于民主，随时准备融入世界。能使伊斯兰变得温和、改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关系的关键因素是穆斯林能否实现现代化。如果穆斯林确实实现了现代化，他们将有良好的机会变得有文化、富足，并在政治上保持稳定。他们就不再需要训练恐怖分子或用导弹瞄准西方，不再需要移民欧洲和美国，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也不会再抵制一体化。”不过，根据他的标准，当今遵循温和伊斯兰之道的人是少之又少。因此，批评者认为，在派普斯看来，所有遵循伊斯兰主流传统的穆斯林都是激进穆斯林，美国美-伊关系委员会全国联络主任易卜拉欣·胡珀不无讽刺地说，“如果一个穆斯林妇女想带上头巾，派普斯就认为这是西方文明的终结。”[26]
与伯纳德·刘易斯和马丁·克雷默不同的是，自1986年后派普斯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推广自己意见的“政策企业家”。他的主要工作在于1994年创建的智库“中东论坛”，以及以此为平台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对近年来的舆论、美国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以及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东论坛在其宣言中公开声明，论坛设立的宗旨在于通过与以色列、土耳其和其他任何出现的民主国家加强联系，致力于改善中东地区的人权状况；寻求稳定而低价的石油供应；促进地区和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以维护美国在中东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此，论坛须不断对重大事务发表意见，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环境。论坛成员和联络成员每年要在电视和广播中亮相多次，定期接受媒体采访，写作文章、出版著作。2001年至今，论坛主要成员在欧美知名大学所做演讲已经一百二十多场，2007年以来仅派普斯一人所做的演讲已经超过10场。另外，论坛成员还向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通报情况、在国会作证，承担国防部和其他联邦机构的研究工作。
论坛办有刊物《中东季刊》，前述马丁·克雷默长年担任该杂志的编委。中东论坛的网站开办于2000年10月，当时的浏览量在每月1万人左右。“911”事件后浏览量不断上升，目前的单月浏览量在百万以上，派普斯本人的所有文章被翻译成25种语言放置在网页上。近年在派普斯的主持下，论坛的两项影响最大的活动是校园观察和伊斯兰主义观察。
校园观察（campuswatch）：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内关于伊斯兰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马丁·克雷默《沙滩上的象牙塔》一书更是引起了舆论对美国伊斯兰学术研究的质疑。派普斯于此时启动了“校园观察”项目，根据其自述是推动北美的中东研究，对中东研究、伊斯兰研究进行评论和批判。校园观察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有关研究者五个方面的问题，即分析失败、混淆政治与学术、排斥异见、护教的观点、对学生滥用权力。校园观察宣称尊重他人的言论自由，但是保留对这些言论进行评论的权力。实际上，该活动的参与者遍布全美各大学的校园，对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进行监查，并在中东论坛的网站上列出了认为存在问题的学者和著作的名单。校园观察项目因而被批评为“干涉学术自由”，是“麦卡锡主义”的复活。
伊斯兰主义观察（Islamistwatch）：该项目开始于2006年4月21日。其宗旨是把反恐战争从反对武装敌人扩大到政治敌人上来，对抗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那些不采取暴力手段、但是激进的伊斯兰观念和伊斯兰组织，揭露伊斯兰主义的终极目的，努力削弱它们的力量，加强温和穆斯林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追踪互联网和其他媒体，通过深入调查、甚至是秘密活动来监测合法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活动；以国会作证、互联网、书籍、纪录片等不同形式，就伊斯兰主义观察的结论向公众提出警示；与政府官员、记者、制片人、学界和其他人私下会面，向他们解释美-伊关系委员会、北美伊斯兰协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真实面目，防范可能提高伊斯兰主义者地位的一切活动。
由于派普斯的观点和他的社会活动，一些左派组织和媒体称呼他为“反穆斯林宣传员”，美-伊关系委员会称他患了“恐伊斯兰症”。英国一个名为伊斯兰人权委员会（Islamic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组织连续多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最厌恶穆斯林的人”年度人物。派普斯在2004年和2005年两次被提名。[27]
上述三位学者在具体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具有很大的共通性。
首先，对伊斯兰世界、或说作为一种文明的伊斯兰认识高度一致，都认为伊斯兰世界具有一些天然的、难以改变的缺陷。比如伊斯兰世界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天然处于对抗状态；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现状没有责任，这完全是伊斯兰世界自己衰落的结果等等。也就是说，他们不同程度地带有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所激烈抨击的那种东方主义的成见或偏见。
其次，在政治主张上，三位学者都属于近年来影响美国政坛的新保守主义阵营。所谓新保守主义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是对当时所谓自由主义“过度”的一个反动。其最初的核心成员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才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人子弟[28]。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者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跃。马丁·克雷默所供职的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都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
第三，在相同的学术旨趣和政治态度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相同的利益。刘易斯、克雷默和派普斯都是犹太人。他们在伊斯兰研究中带有很强的主张犹太人利益和以色列利益的色彩，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及其军事霸权，认为以色列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也是美国反恐战争的坚定盟友。同时，他们都具有极强的政策偏好，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观点的主张，近年来一直利用和布什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关系，推动自己所倡议的政策。2003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说“犹太人通过代理人统治世界。他们让别人为自己打仗、为自己去死”[29]， 这激起了丹尼尔·派普斯的强烈反应。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反应出犹太人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可能并且已经产生的影响。
犹大国与以色列国
“911”事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许多美国人认为伊斯兰主义已取代共产主义成为美国面临的首要意识形态威胁。这为上述人物观点的推广和流行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反过来又证明和强化了这些观点。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近年来西方各国穆斯林公民人数不断增加，其文化和政治疏离感却日益增加，并由此引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以上学者的言论激化了近年来本来就敏感的穆斯林公民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穆斯林公民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