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闭幕了，奥运遗产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后奥运城市的死与生——奥运遗产与白象效应之辨？

作者：vanbratti

东京奥运会终于结束了，这是一届充满波折的奥运会，疫情的背景下，它的开始充满了悬疑，它的过程让人一言难尽，到了闭幕的时候，最终还是让人不舍。

其实奥运会不过是一个华丽的背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每隔四年在赛场之上闪耀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力量与美、人性的光辉和人类的共情。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借着这个时候我们重发一篇以前的推文：后奥运城市的死与生——奥运遗产与白象效应。一起思考一下奥运遗产未来的命运，奥运之后的东京将走向何方。

原文写于 2020-03-27

进入三月份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大陆逐渐得到控制，然而其迅速在全球蔓延：伊朗、韩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先后沦为新冠肺炎重灾区。受“钻石公主号”邮轮上众多感染者的影响，日本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早早破千。两周来日本政府对于新冠肺炎不温不火的态度使得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够如期进行？

三月上旬，日本政府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如期举办立场明确。从日本首相到国际奥委会主席当时一直将奥运会的如期开幕作为唯一目标。

然而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爆发，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先后宣布将不参加2020年举办的奥运会。面对各方的压力，3月24日，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运会发布联合声明，同意东京奥运会推迟至2021年举办。

3月6日，东京为奥运会和残奥会新建的所有八座永久场馆全部完工。其时，奥运会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图片来自路透社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及可见的损失，日本却从未考虑过取消奥运会，其对奥运会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前期投入的大量资金以及奥运会顺利举办所带来的巨额赞助和城市形象的大幅提升正是各界死死守住奥运会顺利举办这一底线的重要原因。

理论上说，奥运会会给主办国经济带来正面的影响。有数据显示，1964年东京奥运会以来的11届奥运会中，有八届显示出了“奥运效应”。

所谓奥运效应指的是在奥运会筹备阶段，主办国大量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与体育场馆的建设会显著拉动经济发展，而在奥运会当年，旅游业与居民消费也会明显拉动经济增长。

奥运会举办前四年与后四年各东道国GDP增速对比。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制图：vanbratti

然而，奥运效应的正面影响在奥运会举办完成的那一刻即告终止。尽管奥运的品牌效应仍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增长却会在奥运会后明显放缓，这一特点在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举办的11届奥运会中的9届都得到了验证。

当我们拿起日本最近四年的经济成绩单，不难发现，奥运准备期间基建与体育场馆建设并未给经济带来提振。因而，奥运商业化收入以及奥运会当年的旅游收入就变得异常重要。

照片中“不起到楼梯作用的楼梯”是日本路上观察学中的一个概念：“托马森”。原意是讽刺1981年加入东京巨人队的美国棒球运动员Gary Thomasson。领着高薪却表现糟糕，让当时的艺术家们联想起了都市空间中“花费了巨额成本，却半途而废、被原地闲置的建筑物或装置”。图片来自赤濑川原平

去年年底，由隈研吾操刀的东京新国立竞技场落成，这个耗资128亿人民币的体育场是否会沦为史上最昂贵的“托马森”？

图片来自JAPANForward

如果说奥运效应更多地带来经济层面影响的话，奥运场馆、奥运村以及奥运地块的后续利用与开发则是每一个举办过奥运会城市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奥运会与残奥会之后，花费巨资建造的体育场馆便立刻转化为政府巨大的负担。这些场馆一方面将长期占有城市中价值连城的土地；另一方面，还需要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维护。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够在短期内拿出有效的改造方案与更新措施，后奥运城市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Bruno Helbling在《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一书中为我们揭开了数个奥运城市在盛会结束后人去楼空的惨淡景象。

2004年，奥运会回到了现代奥林匹克的“故乡”，雅典。这一届盛会留给国人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圣洁的橄榄花枝外，恐怕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一拖再拖的奥运场馆竣工日期。

2004年7月31日，在雅典奥运会开幕仅仅两周前，伴随着最后一个连接市区与机场的轻轨项目完工，雅典奥运会的场馆与相关交通工程才宣告基本完成。似乎赛前希腊官方把过多精力放在如何赶工期按时完成场馆建设上，而忽视了对赛后场馆利用的必要规划。

位于雅典南部法利罗的奥林匹克沙滩排球中心闲置训练场。图片来自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雅典奥运会结束后，盛会召开带来的经济刺激很快散去。如何消化前期巨额的投入以及对奥运场馆及奥运地块的重新利用与再度开发却成为了长期困扰希腊人的梦魇。

一直到当年年底，希腊政府才宣布了奥运场馆再利用的三项原则：不出售任何场馆，保持场馆的国有性；注重场馆的社会价值，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不过度强求经济效益；政府绝不让百姓承担一分钱的维护费用。

然而，这三项原则显然过于理想化且不符合希腊国情，场馆高额的维护费用也让雅典政府苦不堪言。一年后，希腊通过了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的相关法案，希望引入私有资金来引导奥运场馆、奥运村的后续开发，结果响应者寥寥。伴随着两年后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雅典奥运会奥运场馆与地块的后续利用和开发基本宣告失败。

雅典南部埃利尼科的皮划艇中心看上去同样闲置已久。图片来自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在Bruno的书中可以看到，改造为经济适用房的奥运村杂草丛生，入住率整体偏低；位于市郊的皮划艇中心与沙滩排球中心长期空置。

改造为经济适用房的雅典奥运村入住率一度只有10%左右。考虑到本地居民的真实需求，奥运村改住宅不是永恒的灵丹妙药。图片来自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由于在申办奥运会之时并未有周密的后奥运时期场馆利用规划，雅典不幸成为了奥运遗产使用中的一个负面典型。

似乎注意了前车之鉴，北京最早在雅典奥运会举办之时便提出了“节俭办奥运”的口号。同年，经过专家的数次论证，国家体育场“鸟巢”临时更换方案，取消了可开启屋盖；坐席数由原来的十万个减少了10%左右；同时对结构进一步优化，减少用钢量1万吨。

在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北京奥运会总成本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同时，超支水平不可思议地控制在0。数据来自 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16: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Games

奥运会后，“鸟巢“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集旅游观光，举行大型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的复合功能性场馆。三大标志性建筑物“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经过较短时间的整修，都最大限度地保留奥运赛事时的场景和设施，于当年的十一黄金周开始向公众开放。

仅仅半年时间，这三大场馆就接待了万余名游客，到201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十周年之际，一项“鸟巢”运营方的数据显示，十年来“鸟巢”共接待游客3500万人次；而算上各类会议和展览的参与者，据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统计，三大场馆接待中外游客超过5亿人次。

少林寺塔沟武校在鸟巢排练，为驻场秀《鸟巢·吸引》做准备。这一演出在2012年-2016年间在鸟巢和水立方上演125场，吸引超过90万现场观众。图片来自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这个数字恐怕是历届奥运会中空前绝后的，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北京奥运场馆赛后良好的运营状况呢？

尽管比起前后的悉尼、雅典、里约的状况好上不少，但是整体上来说，北京奥运会赛后的场馆再利用及地块再开发并没有处理到位。

2016年夏天，全球首场海外曼彻斯特德比战由于鸟巢体育场极为糟糕的草坪状况而不得不取消。地标性体育场中拙劣的球场条件瞬间沦为全球笑柄，也揭开了这座奥运主体育场的遮羞布——在这一刻大家意识到，这座奥运主体育场连基本的草皮维护都没到位。

赛前按要求更换的冷季型草坪，由于无力对抗高温、高湿，又恰逢北京多年不遇的大暴雨，浸泡近40小时的草坪几成菜地。双方教练在比赛当天观测了鸟巢草皮的情况之后，决定取消本场比赛。图片来自BBC

鸟巢平时举行的各类活动与演唱会、旅游旺季期间大量到访的游客至少使得营收不会太难看。相比之下，奥运会期间的一些专业型场地或成为不开放的竞技运动训练馆或被彻底闲置，以凄凉的姿态分布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土地上。

石景山体育馆外的驾校，预示着场馆惨淡的经营状况。图片来自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北京“鸟巢“的运营方在前几年直言不讳“（鸟巢）一年什么都不干，只要一开门，就要小1个亿，水电气热、维护，加上固定资产折旧等费用，一年的支出就要1.9亿多元”。这1.9亿的开销只是最基础的支出，考虑到同年“鸟巢”通过旅游与商业演出实现的总营收也不过1.93亿元，维持这样一个巨型体育场馆的运营实际上是一笔巨大的开销，犹如一头“白象”。

“白象”是指一种其主人无法处理掉却又消耗惊人且与它的实用性不成比例的资产。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一个暹罗国王的故事。暹罗国王将白象作为礼物赠送给那些令其厌恶的人，接受者往往因昂贵的饲养成本而破产。

乌干达在1892年内战爆发后成为不列颠东非公司的“白象”。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白象效应”无疑就是诸多后奥运综合症的一个浓缩。这个词大量出现于研究后奥运效应的各路学者的文章中，来自清华大学的朱文一教授也将这一后奥运现象称为“白象综合症”。

历史上多届奥运会都存在场馆在后奥运时代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而沦为“白象“的情况。悉尼奥运会之后, 大量比赛场馆闲置、废弃，主体育馆中长满荒草，有部分场馆不得不进行拆除或开始出售废旧建筑材料。同样的情况在南美的里约热内卢也有显现。在一些报道中可以看到，里约奥运会的27 座奥运场馆中，有 12 座在后奥运的第一年完全没有得到启用。奥运会自行车越野赛的场地、举办独木舟赛的场馆等也未能按计划向公众开放。

现代奥运史是一部体育运动得到推广，奥运精神得到发扬的恢宏史诗，但同时似乎也是一出后奥运时代奥运场馆经营管理不善、奥运地块二次开发不利的悲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举办国对于现代奥运会场馆发展规律的认识不足。

新南威尔士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理查德·卡什曼教授在分析了奥运城市的申办书后指出，各个城市的申办书中只有较少部分对遗产以及场馆在奥运会后的发展进行了具体阐述。申办城市一般将奥运会看作一个临时性的、大型的、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来看，工作重心则聚焦于奥运会成功申办和举行。在前期计划中，大部分主办城市对奥运遗产规划都不够充分，到了需要考虑奥运遗产再利用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面临着大量场馆与本地居民需求脱节而无法融入城市空间的情况。

因而，为应对后奥运效应，主办城市应当尽可能早的在规划奥运场馆之时便考虑这些场地在奥运会之后的转变之路。一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白象”有可能变为地区重要的惠民设施以及促进经济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无疑对奥运会前期投入资金的收回是一大利好。从这个角度上讲，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与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均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在筹备期间由于加拿大经济萧条与项目管理问题，建设经费严重超支，短短15天的盛会产生了巨额债务甚至影响到了加拿大的经济。“蒙特利尔危机”成为现代奥运会的分水岭。此后，国际奥委会开始注重奥运的商业化运作以及奥运场馆的合理规划。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由民间承办的运动会，会后由奥组委创立的非公有、非营利性组织LA84 Foundation则持续创造、维持奥林匹克遗产。

除了致力于充分利用奥运遗产，LA84另一个重要使命是洛杉矶地区的青少年体育工作 © la84.org

洛杉矶奥运会的绝大部分场馆都来自现有场馆的改建。对于后奥运时代的场馆与地块，城市无需过于忧虑。LA84的出现却唤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于奥运遗产的重视。80年代末，奥运遗产一词开始在奥运会的申办、筹备和举办过程中逐渐出现。这一点不仅成为申办奥运会的候选城市能否赢得举办权的竞争要素之一，也是衡量举办城市是否成功举办奥运会的一项评价内容。

奥运会举办城市对于后奥运时期体育场馆与所在地块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奥林匹克能留给这座城市奥运遗产还是“白象“。而伦敦则是进入21世纪后在奥运遗产的处理上最为超前的城市。

2012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四年之后，英国经济发展在奥运会前整体趋于平稳。伦敦夏季奥运会似乎重新将老牌帝国带入一个黄金时代——这届奥运会使得世界的目光汇集到伦敦东部衰败的下利河谷区。

借助奥运会这一催化剂，这一地区在奥运会举办前后的10年内实现了原本需要25-30年完成的城市规划。而在奥运会开始之前，伦敦政府就决定为城市留下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公园，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奥运遗产——由奥林匹克比赛地改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公园。

从卫星图上看伊丽莎白女王公园十年来的变化。伦敦奥运会的召开使得这一区域的更新与开发大大加速。图片来自谷歌地球

同时，伦敦奥运会场地在规划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了后奥运时代奥运遗产合理利用的问题。设计师在设计之初就摒弃了传统奥林匹克公园中多个竞技场馆集中分布的方案，其将各部分划分成不同空间，便于奥运会后更广泛的应用。

伦敦奥运公园的规划、可划分为3个区分明显的阶段：赛前（2004-2008年）、赛时（2008-2012年）、赛后（2012年-）图片来自2012伦敦奥林匹克催化剂

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整体规划中，包含着大量的临时设施与临时场馆，这些场馆在奥运会后迅速被拆除恢复原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场馆长期占用高价值城市土地的情况。

耗资近4亿人民币建造的伦敦奥运会篮球馆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大的临时建筑。尽管花费居大，至少它不会为城市留下任何“白象”。图片来自LOCOG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伦敦遗产开发公司，奥林匹克公园及其场馆赛后利用全权由这一公司负责。成立于筹备阶段、由市长办公室直接管理的公司，专门负责为奥运公园及其设施进行长期规划、开发、管理和维护。这种模式出现很好地避免了奥组委作为临时性组织无法对奥运赛后场馆的利用与二次开发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一系列考虑周密且超前的设计使得伦敦迅速步入后奥运转型的轨道。

除了奥运地块的二次开发之外，后奥运城市面临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便是体育场馆的再次利用。这其中又以主场馆最为特殊。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主体育场改造自著名的马拉卡纳体育场，这也是最近几届奥运会中的一个特例。让我们再往前看，主办城市对于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处理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交由当地体育俱乐部使用或将其打造成复合功能型的场馆。

亚特兰大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以及伦敦奥运会主体育场在赛后分别成为了美国职棒联盟亚特兰大勇士队、希腊足球联赛帕纳辛奈科斯队以及英超西汉姆联队的主场。

西汉姆联队方案。凭借一个底层伸缩看台的概念，使得“伦敦碗”的跑道得以保留，英超西汉姆联队也借此战胜了同城对手热刺获得了“伦敦碗”99年的租赁权。保留的跑道使得未来“伦敦碗”仍有机会举办高规格的田径赛事。图片来自西汉姆联俱乐部

主队的入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运动场赛事的频率，从而确保了体育场馆的营收。然而，这种情况下，奥运主体育场作为最重要的实体奥运遗产，其价值难免面临着缩水的窘境。

与之相对的是悉尼奥林匹克体育场以及“鸟巢”。这两座场馆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国家属性”。

然而这种“国家属性”往往是一把双刃剑：“鸟巢”官方名字“国家体育场”中所带有的象征性，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又令其背负上额外的使命感，这使得其在平时的运营中难免作茧自缚。

而追求场馆收支平衡与维系奥运遗产价值之间的矛盾目前看来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

相比主场馆，奥运会中的其它竞技场馆，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比赛场馆在二次开发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在后奥运时代，将这些体育场馆纳入城市公共配套之中，然而从雅典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一设想较难得到实现。

归根结底，专业性的体育场馆的后续开发与利用与大众体育的需求间存在着天然的阻隔。而伦敦奥运会上大量使用临时性场馆的措施似乎是眼下较合适的解决办法。

“奥运会的花费代表了一种机会成本，也赋予了城市一个机遇。”除了奥运会给城市带来的巨大的声望之外，由奥运会带动的城市大规模基建同样具备着极大的诱惑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奥运会申办、筹办过程中，城市发展的目标是否发生了偏移。如果借助奥运会召开前的建设高潮，加速推进城市的整体计划；尽早为奥运场馆与奥运地块的后续使用制定规划，使之早日回归城市发展的正确轨道，那么，即使在后奥运时代出现了“白象“，奥运会的主办仍然能够为城市带来长远的利益。

如果主办方仅仅聚焦于运动会本身的成功举办，一系列的城市建设也只是围绕着奥运会的召开展开，那精彩的盛会必定会让奥运城市付出惨重的代价。

简而言之，奥运会的顺利召开不应是一座奥运城市的最终目标。

在悉尼奥运会与伦敦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未来计划中，承办尽可能多的高规格体育赛事是延续奥运遗产寿命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为何不再举办一届奥运会呢？

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中总共规划了12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其中8个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遗产，此外颁奖中心将临时建在鸟巢与水立方之间。大部分场馆经过改造后将直接投入使用。

除了新建的国家速滑馆与冬奥村之外，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地块中原有的08年奥运场馆与场地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再次承担功能。图片来自奥运之家

“一象二吃“是北京给出的答案。

参考文献

1 Olympic Realities —— Six Cities After the Games

2 The Oxford Olympics Study 2016: Cost and Cost Overrun at The Games

3 London 2012 Olympic Catalyst

4 A Legacy for London

5 浅谈奥运长期影响——以悉尼城市规划为例

6 1972年以来夏季奥运会场馆赛后开发与利用研究

7 奥运主体育场与“白象综合症”——奥运场馆赛后利用问谈

文章作者：vanbratti  “博狗一枚”、城市星球研究所 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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