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丨伦理生活与现代性 ——作为福利国家概念奠基者的黑格尔
《道德哲学与人类学·伦理学术8》
2020年春季号总第008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6月
《自然法与现代正义·伦理学术3》
2017年秋季号总第003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17年9月
菲威格/著 李彬/译
▲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
纽约哲学家J.M.伯恩斯坦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标题为《黑格尔论华尔街》的文章中，对受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支配的华尔街资本主义的失败原因做了诊断，并给出了转向黑格尔的想法的建议：“（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主要论题是分析现代个人主义与现代生活之根本制度相汇的确切位置……如果黑格尔是正确的，那么强大的市场调控应该有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层和更基本的理由。”自黑格尔著述以来的这段时间里，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威胁到了民主制的根本基础。1%的人口支配着超过1/5的世界总财富。今天超过十亿人忍受着长期饥饿或营养不良，导致每5秒就有一个人死亡。世界人口的1/6——所谓的“底层的十亿人”注定要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与此同时1826名亿万富翁占有总计达6兆5千亿美元的财富。
黑格尔实践哲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是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市场的理性调控思想。我认为这是黑格尔社会国家理论的基础。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市场的理性调控概念及其社会国家的思想，将会是本文的主题。自由的现代社会和理性的社会国家的概念著作权属于黑格尔。表明这一点需要一个简短的——如果无法简洁的话——对其臭名远扬的哲学杂物间的游览。所谓的哲学中的“黑格尔转向”在这里被提上了日程，因为黑格尔证明自己是迄今为止，为现代性中的自由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基础的思想家。自黑格尔以降，还没有其他与之比肩的思想家站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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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克劳斯·菲威格教授（图为2016年10月28日，菲威格教授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主讲“央美建筑系列讲座”（CAFA a Lecture Series））
黑格尔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争论焦点的，是他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概念，特别是在他的市民社会理论中。在他的法哲学中，黑格尔“第一个在概念中将国家和社会分开”。
他对传统的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等同的克服，为一种“现代政治和社会条件的适当的理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提供了关于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理论的基础。
通过市民社会，伦理生活进入了特殊性（particularity）的领域。一种以家庭为形式的直接伦理关系解体了，直接统一经历了它的第一次扬弃（Aufhebung）——进入反思的统一，知性的统一。由此，具体的个人赢得了他们特殊的自我确定性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于“独立的自由中并且对他们自身来说是特殊的”。与此同时，具体的个人开始失去他们的伦理-公共的规定并且进入偶然性的领域。首先，具体的个人必然意识到并将之作为他们的目的的，不是伦理的统一而是他们自己的特殊性。伦理的内在否定性在其“分裂（diremption）”一词，即分裂成两极中找到了表达。注意到这种“伦理生活的丧失”，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的关键特征总结为：“伦理生活分裂为它的两极并且丧失掉了（商务版：伦理性的东西已丧失在它的两极中）”。在这个“原子论体系”中，伦理性的实体转变成一种关于独立的两极和特殊利益的普遍关系。
黑格尔提出了一个现代世界的理念（idea），一个建立在现代国家概念之上的自由的理念，一个支撑现代生活形式的理念。
我们在市民社会概念中为这个理论建构找到了一块基石。市民社会以两个基本要素为特征：a）特殊性原则，具有特殊目的和包含特殊需要、自然欲望和冲动的具体的人，b)普遍性的原则，特殊的人之间的必要的关系。每个特殊的人只有通过这个普遍性的中介才能肯定自己。将市民社会与国家区别开来的东西是，前者被市场原则所塑造，一个全方位依赖系统，一个需要和理智的共同体，而后者通过同时尊重和克服特殊个体的冲动和偶然，被“扬弃”这一市场原则的结构所统治。
黑格尔告诉我们，市场体系不能充分地调节或控制它自身，它趋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任其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到最后往往会损害甚至毁灭它自己。在黑格尔称之为“知性”那里，因而在一个建立在知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家那里，其结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摇摇欲坠的，它们所支撑的建筑[缺乏理性调控]必然要轰隆一声崩溃。”
黑格尔的国家并不取消市场。它尊重资本市场的秩序并在规定的范围内授予它一个角色。然而，国家必须保护市场免于它自身固有的自我毁灭的力量。它的任务是去调节这个领域，为它提供一个框架并且监督它。
黑格尔的国家有责任恢复那已经“消失在它的两极”中的伦理生活，从而将知性带向理性。国家不能让自己被市场原则决定。
市民社会的三个环节
1、经济学的“需要体系”
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
需要和他们的满足在一个全部需求系统中被中介。
不平等的领域。
2、作为宪法的法律（司法）
自由普遍性的实现和权利的保护。
人的法律平等。
3、监督和管理——社会关怀与保障
预防遗留在各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的善好来实现，一个社会国家的基础，对个人福利和生存权利的普遍保障，创造公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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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0-22日，由《伦理学术》主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右三）和菲威格教授（左六）联合组织、复旦大学哲学哲学学院承办的欧亚第一届国际黑格尔论坛：“黑格尔实践哲学中的行动与正义”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
个体的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的特殊性和他们的自为存在，并把这些当作他们自己的目的，用黑格尔的话说，就叫“原子论体系”。这是独立特殊性的原则，“个体的自我存在的内在地无限人格原则”。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就主体而言的特殊性的权利，主观自由的权利。按照黑格尔，只有在现代世界，我们才能找到这种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生活形式，即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只属于现代。行动者的特殊性，他们的利益和目标，形成了他们自由的一个不可逃避的方面。市民社会的这一构成性原则，即个体的特殊性和他或她与共同体的相关的和不充分的联系，代表了一个自由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任何政治或经济组织以任何形式对这一原则的拒绝，都意味着自由的毁灭。因而黑格尔不能被解读成一个市民社会的批评者，市民社会对他来说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也不能被解读为一个现代性的批评者。相反，黑格尔以一种自由哲学为一种现代性哲学提供了决定性的基础。
然而，现代性的另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是自身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特殊性的环节。黑格尔的进路对市民社会自身造成的威胁和它在国家中的合理扬弃提供了一个理论分析。因而，作为一个撕裂的伦理生活体系的市民社会一定会在这里盘踞我们的思想。具体的人作为利益和需求的总和，只有他或她自身的目的，但是他或她生存于与其他个体相互的关系中，在一个具体的人的共同体中，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个体应该是平等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我们发现了获得生存的自私目标，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的权利、福利和生存与全体的权利、福利和生存息息相关。私人努力去满足他们自身的特殊需要和倾向，但是也需要其他私人。他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他们处于一种与他人的外在必然性的关系中，存在于一种“偶然的必然性的需要”的情况中。
当黑格尔谈论建立在“知性”（Verstand）之上的国家的时候，他指的是它的逻辑地位，指它的形式普遍性，它的知性普遍性，指一种确立知性的统一。在这里，“知性”是一个普遍性出现于其中的有缺陷的形式。特殊性有权赋予自身普遍存在的自我实现，有权全面发展自身。
人的一切可能性都能被发展，包括所有出身或财富上的偶然性和不平等。另一方面，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形式中，我们以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的形式具有一种不可逃避的语境。
黑格尔告诉我们，欲望、冲动和主观的愉悦的无限制的满足，是一种无限的过程，一种坏的无限，它概括知性自身的逻辑难题：欲望、冲动、意见和需求全都是无限度的（boundless）。市民社会依靠其自身不能设定任何合理的尺度或界限；它受到无限度（boundlessness）的多种折磨。在工业化的市场经济持久的不稳定性和充满危机的本质——它伴随着一种对其稳定性和自我修复无处不在的神话——中，我们看可以看到上述这种看法的深刻预见。无限度的实际原因，恰恰是人的特殊性，而人的特殊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原则。在一个全面依存和任意的体系中去满足特殊的人的需要，本身就是偶然的；在个人看来，其自身就是一种神秘的、隐藏的力量的作品，是命运，是一张带来或喜或悲结果的彩票。在市民社会的这种必然的特征中，其满足人的需求的任意性暴露无遗：我们的需求可能顺利满足，也可能没有如此。特殊能够与普遍等同，或者与之背离。假定的自由可能转变为宿命论，转变为一种对外部必然性的信仰，而市民社会变得像一个必需品的聚合体。
这台巨大机器的各个部分，事实上，包括整个机器本身都可能会崩溃，因而妨碍或阻止需求的实现。经济危机的持续可能性，对黑格尔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本质特征。市民社会由此涉及到特殊性的自由设定，它作为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人私利的战场”，一个“放荡和痛苦的舞台”而出现。
具体的人只能将自身提升到形式的自由和知识与意志的形式的普遍性，他们只能在反思和知性的意义上自我教化。然而，教育获得了一个无限的价值：在其“绝对规定”中，它是通向自由的唯一途径。因而，对具体的人的教育或教化（Bildung）是通往自由之路的一个基本的里程碑——只有受过教育因而可以自我决定的自由公民（Burger）才能保证一个自由共同体的存活。因此，现代市民社会必须不仅以市场和福利为基础，也必须立足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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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28日，菲威格教授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主讲“央美建筑系列讲座”
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说，市场的运作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即看不见的手所保证的；在这一过程中，自利的和利益把常常相互冲突的个体经济行动者聚集在一个稳定的和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中。出于无数个人决定的无序（chaos）产生了秩序（order）。由该理论衍生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关于一个自我平衡、自我修复、有效市场的神话——“坚信自由市场本身产生经济财富和增长”或“市场自我调节并且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保证了市场的正常运作”。
黑格尔尊重作为现代经济基础的市场，但是他发现在其中没有自我调节的结构。相反，市场涉及了一个任意和偶然的领域，一个需要理性的组织（通过国家）和不能依靠自己正常运作的语境。黑格尔指出了市场机制的危机倾向特征，并解释了它们的原因。根据鲁比尼（Roubini），显而易见的是，“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一个无摩擦的、隆隆作响的、自我调节的框架。相反它是一个极端地不稳定的系统”。与那种在近几十年变得广泛传播的、关于市场的稳定性和合理性的错觉相反，也与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布道相反，市场结构被证明是高度脆弱、不稳定、充满风险和危机频发的。
黑格尔提出的解决方案和他用以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系列概念工具证明（而且他的解决方案被当今的经济理论证实了）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状况的一大贡献。这里的关键词是：调控而非放松调控，监督而非任意和无序，法律框架而非“自愿的”自我调节，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而非市场原教旨主义，合理的国际市场组织而非对地球的剥削和数十亿人的贫困化。这些是一个受调控的市场体制，一个合理的和由社会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大纲。只有借助精心设计的调控机制，一个现代市场才能完全运作。与黑格尔一道，人们能够说，市场的理念需要受到保护以免遭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该主义的信条会直接导致市场结构自身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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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3日，菲威格教授应邀在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题为“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的讲座
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的相对统一在各种各样的命令和调控机构中获得了。这里也相关的是基于多种多样的职业、利益和场所的“公共福利”和组织的形式。社会不仅有义务尊重特殊主体的形式的权利，也要帮助实现这些主体的福利权。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自由人的集合不仅须是一个市场经济，也须是一个基于团结的共同体，不仅是一个基于个体的执行的经济，而且是一个基于福利的共同体，一个孤独个体和团结者的联盟。只有在这种综合中它才能繁荣，即，只有这样它才能形成一个自由存在者的共同体，并且保证他们的自由。市民社会的有意义的运作意味着社会的团结。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黑格尔的社会国家理论的基础，它直接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谈论社会正义是一种异端邪说，而给予国家一种福利功能将会毁灭市场。
黑格尔理论的核心是监督、调控和社会帮助这些观念。应该强调的是，它们是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条件，构成性地交织在一起，成为黑格尔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畴要素。然而，直到现在，黑格尔对这个领域的重大贡献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了。但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的实践哲学的一个主要成就：一个被调控和社会化地组织的现代共同体的构想，一个基于市场体系的宪政的和社会的国家的基础。黑格尔坚持权利和福祉（well—being）的统一，并且推进那个想法，即我们不仅要处理形式的权利，而且诸权利必须要有内容——这个内容是市民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善（common good）。
每个个体的生存和福祉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出现在需要体系的水平上，其实现取决于自然特殊性和偶然的条件。但是那些使福祉的目标偏离正轨的偶然性必须被克服，特殊的福祉必须被看作一个人人都有的权利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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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第一个维度包括以安全保障的形式进行的法律监督和干预，以及一定的对集体公共行为的控制和管理，例如商业或市场活动。它涉及到“必须具有公共权力的一般机构”，而它们之所以必须具有这个公共权力，恰恰是因为整套市场关系和中介都不能被个体单独观察或控制。首先，这些必须是相关和合理的干预，要与产品的技术的或健康使用的检验和批准相关；它们由卫生主管部门、建立规划办公室等那些对技术安全、食品安全、消费者保护等事务负责的机构承担。第二，干预针对的是市场的规则——涉及对工业市场、银行和交易所等所有买卖领域的监督。
在这两种情况下，干预都是关于制定合理的程序，防止违法或不公的案件发生。医疗保健系统和基础设施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些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由这些公共机构执行的任务，表明了对市场的内部监督的不足以及国家的合法化和调控——由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监督——之不可或缺。像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等一个共同体存活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事务，必须让其免受市场原则的影响，这是一个与当前的私有化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想法。分享公共财富的权利必须保证给一切个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权利加入市民社会，而每一个被从市民社会和公共财富排除的行为都应该被视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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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时，黑格尔在自然的可持续性意义上，发展了关怀（Sorge）和远虑（Vorsorge）的观念；现在我们移步到关于社会可持续性的社会关心与关怀（social concern and care）领域。我在这里可以给出一个简短的例子，即社会帮助的三个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主观帮助作为第一种形式，产生于个人感受到诸道德义务，如仁爱、仁慈、慈善和个人团结作为道德义务，在他人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社会帮助的第二种形式是慈善的或非政府的帮助，个体以一种互济和团结的类型聚集在一起，这是一个公民慈善参与的领域。这里“慈善的（gemeinnutzig）”一词恰恰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是关于普遍的用法，一个人利用普遍、从而服务于一般的善（general good）或共同财富（common wealth）。这种帮助形式不在市场原则的保护之下，但也不是一种国家救济的形式。然而，尽管极端重要而且未被低估，这种主观帮助的诸形式仍然是随机和偶然的；它们没有持续下去的保证，并且对那些受害者的福祉的充分保证也是相当缺乏的。帮助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偶然的原则，并且可能会失败。
出于这种理由，危急中的个人也有权享有普遍的、公共的帮助，由此产生了一整套超出市民社会能力的救济和福利机构（例如社会福利机构、儿童和青年福利组织、照顾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团体——这些都是公共政府团结的形式）。今天人们也能够找到主观帮助和公共帮助的特殊结合，这些结合由他们的参加者的责任感和各慈善机构——自身受到公共的、政府的机构的支持——所维持。
在黑格尔看来，对社会帮助的管理和资源来说，决定性的事情是税收和税收制度，特别是一种累进所得税模式，藉此，相对其财富的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进入集体的大锅中，这使得集体的义务被公平地承担。以上提及的所有社会帮助的类型形成了一个社会国家的基石，一个现代社会中运作的市场秩序的决定性条件——正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指出的，“精心设计的福利国家”，支持“一个创新型社会”，它是现时代中自由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
但是若无特殊的具体的人的展开——带着他们所有的矛盾，特别是他们在创新和破坏的潜力之间的矛盾，以及进步和不安之间的冲突——一个自由共同体的理念就不能被充分地建立或奠定。
至少自从黑格尔的时代以来，人们可以理解，市场尽管构成了自由共同体的一根重要支柱，但不能单独——正是由于它的确定性——产生出合理的结构，因此必须被理性地组织，这就需要合适的调控框架。“调控扼杀创新”这句市场激进的口号现在也失去了吸引力。市场既不能被妖魔化也不能美化。尽管它是自由的一个重要促成条件，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将市场自身描述为“自由的（free）”。
根本上说，接过黑格尔的计划就是要致力于一个新的构想，即一个就环境和社会而言可持续和公正的社会，和一个相应的世界秩序。这就要进一步推进黑格尔的自由哲学。现在是在思想中进行这样一个根本转变的时候了，是在哲学中发动黑格尔转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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