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华丨从“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谈起——评黄裕生教授《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尚文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基督教神学、中西哲学比较。

哲学是通过概念和逻辑追问存在的学问，于汉语学界而言，基本逻辑区分是最根本的。黄裕生教授对于“自身同一物”和“自在物”的区分对此作出重要贡献。本文在勾画这个区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自由问题和信仰问题，黄裕生的这些论证凸显了理性的基本原理及其界限所在。在这些基本的区分和论证之外，我们应该更加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受自由和信仰。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第289-296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如需查考完整原文，敬请购买《伦理学术》第9卷实体书，或查询知网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伦理学术14——斯多亚主义与现代伦理困境（上）》

2023年春季号总第014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3年9月

《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12月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

副标题：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黄裕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丨2019年4月 

从“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谈起

——评黄裕生教授《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

尚文华/著

▲  本文作者：尚文华 教授

清晰记得，2006年暑假过后，第一次冒昧与黄裕生老师联系。之后，收到黄老师长长的一封邮件。从此，我们开启了真诚的交往。也是在那时前后，黄老师一系列的著述进入了我的思想视野，并在我的心中扎了根。恍惚间，十二、十三年过去了。近日收到黄老师的赠书，并嘱我写一份评论，感慨万千又诚惶诚恐！依稀之间，又回到过去的岁月，是这些作品伴随了我的成长和不断深入的思考。从发表顺序看，《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第一哲学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第一哲学》）中有两篇文章发表于1999年，而最晚近的则发表于2018年，其中也有不少是今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的论文主题。这部跨度达20年的著述不只表达了黄老师自己的心血和思考历程，同样地，它也深深地进入我的生命之中，而成为我的精神历程的一个内在的参照。正是因着这份内在的参照，我的一系列写作和思考亦是有迹可循的。我想，这可能也是黄老师嘱我做些评述的原因吧。

在这部见证我们灵性交往与深厚友谊的作品面前，我既看到黄老师，更看到了我自己。在这里，我想秉承师生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传统，在思想和历史之间表达我对黄老师一些核心工作的概括，并在一些关键点上作出我的评述，以及我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进一步思考。我相信，这既是对这部作品，甚至是这条道路的高度敬重，也是对黄老师对我的造就的最高礼赞。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试着从黄老师最早提出的“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的区分和勾画中呈现黄老师的核心工作，并从如何对“自在物”加以“言说”的角度阐释（主体性）自由与形而上学原则和信仰原则的微妙关系，后者会呈现出我们之间内在的心灵对话和不同的思想见证。

▲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作者：黄裕生 教授

1

”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的逻辑区分与纠缠

亚里士多德之后，哲学作为一门通过概念追问存在的科学开始建立起来。其核心意义有二。首先是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论；其次是通过概念和逻辑“通达”，更恰当地讲是“逼进”存在。在《范畴篇》中，这两方面的意义被表述在“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的区分中。第二实体是普遍者，普遍者之谓普遍者就在于它是共相，是在概念界定中呈现出来的、可以联结于逻辑推论，而有对对象的“本质性”或“经验性”言说。第一实体则是个体的存在，它能够处于主位上被他者（第二实体）言说，却不能处于谓词的位置上言说他者。换言之，无论在它后面加多少谓词，都不能说这些谓词穷尽了它的意义，相反地，它永远在主位上向着其他谓词开放着，因而被保持在一种可能性的状态之中。从存在论的角度看，被概念和逻辑照亮的普遍者或第二实体乃是对象（对象，即意识前面的“一种持—立”）的一种存在者状态，那么永远无法被存在者状态穷尽的第一实体则是对象的存在状态。

无论后续思想史如何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基本区分一直被保持着。尽管中国古典思想同样“经历”了存在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状态——天命、道、佛等既是对其的言说，但由于更多地将之保持在各种情感状态中，而错失了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论的环节，这是中国的古典思想从未真正进入哲学的原因所在。暂且不论是受制于思想传统，还是受制于语言，亦或其他什么，中国学人很难进入严格的、但又有着思想性的哲学领域。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在技术上学习逻辑，也不是说，我们无法对概念作个基本的规定，更不是说我们经历不到存在或天命，相反地，从哪个方面讲，我们可能都能做得很好。但一旦要通过严格的概念界定和逻辑推论追问存在问题，即清晰地表达思想，澄清思想的各个环节，就开始困难重重。甚至到现在，总体上看，依然如此。

在我相对“年轻”的体察和阅读经验中，黄裕生老师可能是第一位清晰地在概念和逻辑层面呈现哲学追问的中国学人。无论更早的“命名和属名的区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及其真理观”，还是“思想的区分：从概念思想到本原思想”，“自身同一物”或“第一陈述”，与“命名”或“本原”的区分在逻辑上得到明确和严格的论说。而在“康德论证自由的‘知识论进路’”和《真理与自由》中，如何根据近代自然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结构“重建”对象的概念性存在，并在概念性之外追问存在问题，黄老师作出了更加严密和出色的工作。理解对象的关联性存在或经验性联结并不难，但对象何以能够被联结在经验之中，即如何追问其关联性的依据，则是更加重要的。在中国社会，“客体”“客观”“本质”等几乎成为我们的口头禅，甚至都沦为了“意识形态”词汇，但我们何尝反思过这些基本术语的真实意义呢？就此而言，这些追问不只是为汉语学界，或用汉语言说的“哲学”清理了根基，并垫上最稳固的一块基石，亦为清理日常的或意识形态的词汇，贡献了最重要的一份力量——这些都是以百年计的事情。

在逻辑上说明“命名”（或“自在物”）、“自身同一物”和经验性联结的区分何以如此重要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多地处于经验联结的世界中，换言之，日常世界更多地是一个“角色”的世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都是对种种角色，以及各种角色应该负起的位置的言说（至于它们是不是“天位”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这些经验联结或角色言说是不是就穷尽了生活世界的全部了呢？试想，在是父、子、兄、弟等等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甚至是我们自己应该是在先的，若我不选择成为这些角色，这些角色又怎么是可能的呢？若我选择退出这些角色，又有何不可呢？换言之，我们在打开一个角色或经验关联的世界之前，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首先是自己，这个角色的世界才是可能的，也才可能是有“真实”意义的。同样地，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人的论证中，对象能够在经验世界中相互联结，亦以其能够作为自身，能够作为自身陈述自身为前提。即：“A是X”本身以“A是A”为前提，“A是A”是第一陈述，是“自身同一物”。对于受制于角色性的传统中国社会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无父无母”可能并非是对个人的贬损，恰恰相反，“无父无母”之前（逻辑和生存起点）和“无父无母”之后（如何在选择上进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追问。

从角色或经验关联退出而回到自身（“我是我”或“A是A”）乃是回到一个绝对的、有着生存真实意义的出发点，在这里，“我”可以从一切现实性中抽离出来，而回到纯然的可能性状态。换言之，尽管谓词上的“我”或者“A”在逻辑上是对主位上的“我”或者“A”的“界定”——也正是因着这种“界定”，它们能够在经验上得到联结，但这种界定乃是一种逻辑和生存上的同一性和原始性“规定”，在这种“规定”之外，主位上的“我”或“A”永远把差异性和新的可能性保持在自身之中——这也是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一再强调的“经验”所包含的一种辩证运动。在笔者看来，这是理解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关键所在。亦即：“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或“属名”与“命名”）尽管在逻辑上可以作出清晰的区分，但在意识或思想中，它们之间构成一个辩证运动的系列，这个系列不单单是认识性的，也是实践性的。

纵观黄老师的《第一哲学》，无论在“思想现场”部分，还是在“历史现场”部分，对“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的清晰区分和分辨，都是黄老师的核心工作。这份工作对于我们理解逻辑问题和思想的各个层次都是意义重大的。但对于“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的深度耦合，对于它们何以能够在意识或思想中展示为一个辩证的运动，则重视不足，而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理解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的关键所在。在或许大多是口号式的“形而上学终结”的时代里，谈“作为形而上学体系的哲学”似乎不太合宜，但至少作为思想传统的一部分（也或许就是思想本身），《第一哲学》没有处理黑格尔，甚至包括马克思的一些“真知灼见”则是稍显遗憾的。这一点也显现在黄老师一直以来都强调的“自由”和“信仰”问题上。

▲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书影

2

自由的崇高性与现实性

很难讲，中国古典思想言说过人的自由身位，它更多地把现实的伦理结构论述为神圣的；即使在对天命的言说层面，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它把人的自由存在身位确立起来。而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人更多地从政治和权利角度接受人的自由身份，真正从存在论和生存论角度阐释人的自由身位或许只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这其中，黄裕生老师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

让我们从“自身同一物”与“自在物”的区分开始黄老师对自由的追踪。能够对一切经验关联或角色性存在“说不”，本身证明人可以摆脱一切外在经验物、内在的自然欲望的限制而回到自身，并守护自身，并从自身出发开启一种不同于外在经验物或内在欲望的因果链条。换言之，一切现实性都不能根本性地限制人的生存，相反地，它总是可以抽离于现实性，而回到作为自身的可能性状态，并从可能性中开启全新的现实性。这可以得到意识的见证和严格的逻辑论证。黄老师更多地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立场出发论述这一点，并沿着这条思路论证了权利、爱等等的根基所在。但从意识经验的辩证运动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一方面，意识可以实现对对象的同一性界定，因而“自身同一物”和对象的经验关联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意识在认识过程中对对象和知识（同一性建构）的“不同”所作出的比较，本身证明，不只是对象的同一性建构被保持在意识中，对象不同于同一性建构的“自身存在”亦得到意识的觉识——尽管是以一种“不同于……”的“差异性”或“尚未……”的方式。换言之，意识一开始就是一种“超越性”的意识，它先在地“拥有”对象。这种“先在”的“拥有”或“占据”使得意识自由地超越于一切现成的、已经被建构起来的对象之上，因而意识本身证明人这种存在者的自由。

按照黄老师秉承的康德哲学传统，道德是自由的认识论条件，自由（意志）则是道德的存在论条件，若非人这种理性存在者是自由的，道德行为则是不可能的。但深入分析道德行为，它却是根本性地不能是任何认识、情感或道德心理学的对象，或得到它们的证明，换言之，道德（行为）由以可能乃是依赖于一种意识的深度自觉，并且这种深度自觉本身可能就是在思想史或人类生活史中被“促逼”出来的。但一旦它被“促逼”出来，自由（意志）也就得到证明。而另一方面，这种证明却也不是认识性的（无论理性的，还是情感的）或心理学意义上的。这就意味着，对于黄老师所秉承的这个思想传统来说，道德或自由意志的绝对性难以成为生活中或人的现实生存中的“实在对象”——并不是说它不真实，或不能成为生存的某种有着终极意义的指引，相反地，正是因着它的崇高性，它是生存的目的和动力，也是因着它的绝对的崇高性，它让我们的生存进入一种剧烈的波动、一种生存或许永远无法承受的“外在状态”——一旦我们认为它实在了，或者内在地刻画了人的生存，那么，生存也就非常可能进入一种狂妄、迷狂，甚至完全丧失自身的状态。

亦即，若秉承康德这个传统，黄老师或许需要进一步思考崇高的自由意志或道德如何真实性地穿透我们的具体生活，并与我们有着时间性和实践性的生存建立进一步的联系。而若根据黑格尔或马克思等人对意识之差异或否定维度的体察，自由并非意味着它与生存的现实性那么遥远，相反地，根据意识的一般原理，自由与生存的现实性（或黑格尔意义上的必然性）本就是共同呈现的。这是一种生存与自由的“宿命般”的关系。它能够意识到自己“不是”已经获得的现实性，或者生存的现实性本身无法穷尽它的存在身位；但同时，它又不得不在生存的现实性中“经历”自己的存在身位，因而它乃是在对生存现实性的经受中自己的自由身位。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自由意志或道德性存在的崇高性，但却也在生存中“让”其意志或道德获得深度。换言之，自由并非高高在上的“理想”或“目标”，相反地，它本就是历史和生活的现实：历史是自由的历史，生活也是自由的生活，正是在自由的历史和生活中，生存获得其自由的历史性——尽管哪怕迈出任何一步都很艰难，但这是生存的宿命所在。如此言说历史和生活，并非是说在黄老师对原理的体察中，它们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单单停留在自由意志或道德的崇高形式中，可能是不够的，我们或许更应该在实实在在的生存中经受其独特的存在身位。

与这个基本理解相关，信仰问题或许更加确切地描述了笔者与黄老师理解的差异。

▲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作者：黄裕生 教授

3

信仰：理性的边界，还是生存的现实？

在逻辑学和实践哲学这条主线之外，黄老师的系列作品也一直隐藏着一条宗教之线。从近二十年前的“不是额外问题的问题：如何理解上帝？”，经对奥古斯丁之时间问题和自由意志等问题的系列论说，到对阿奎那的一系列阐释，上帝问题，宗教问题都实实在在地是黄老师关心的核心议题。

与直接从信仰出发的基督教神学家的工作或言说方式不同，黄老师的这条上帝-宗教之路更多地是反思性的。这是因为，无论从对“自身同一物”和“自在物”的自觉的区分来说，还是在康德式的自由意志-道德哲学的思路中，上帝的存在问题，亦或宗教维度的打开都是不可避免的。从经验关联或角色性存在退出之后，我们不再以分辨者或判断者的身份出场，这是“自在物”或存在自身向我们的敞开。“自在物”的敞开可以，甚至必定“让”我们与一位绝对的存在者、一个完整的存在领域、一位在自身位置上的自由存在者“相遇”。在黄老师看来，这不是一种证明——能证明出来的只是理性相关物，而是一种在内心（“心学”）中的见证。另一方面，作为道德性的存在者，人总是要生活在时间之中，其意志的纯粹性和坚定性需要在时间和实践中操练，这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只有一位知人心的至善者才能保障它的完成。就此而言，道德存在者的真正实现需要依赖于上帝，其道德性或伦理性的生活需要在真正的教会中展开。

无论如何，从“心学”见证思路言说上帝也好，从道德之终极实在性（至善）方面言说上帝也好，上帝的存在，以至宗教的意义都指向了人之理性存在的边界。在理性边界之内，一切都是可以分辨和判断的，它是由意识完全照亮的相关物；而对于理性边界之外的存在者来说，理性仅仅指向了它的存在，理性也仅仅在于守护它的存在。正如上帝之绝对性，这条边界的存在亦有着绝对性。一旦试图模糊了这条边界，理性便会滥用，看似它占有了上帝，实则乃无限地压缩了它自身——一切都沦为智识的领域，神圣性也就消失不见了。于汉语学界和当下的中国社会，以及古典的中国文化来说，能够清晰地作出这种理性的论证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目前的宗教乱象来说，这种论证就显得更加可贵。但无论如何，只要这样的论证被作出，我们就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从理性及其边界意识方面言说上帝和宗教问题，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它更多地通过理性言说信仰。但从更具历史纵深和生存实际效应方面看，信仰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单单是刻画出一个边界就终结了的事情，相反地，它本就在思想的历史和历史的思想中发挥着现实的效力，并一直会是主导生存的现实和可能性的重要力量。通过理性及其边界意识，我们能够看到边界之内的事情可以不是信仰的对象，但它同样也可以是信仰的对象。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生存的现实性中经历信仰、经历理性与信仰之间深深的争辩；并在这种深度的争辩中，看到理性的根本局限性，看到边界之外、信仰之中上帝给予生存的荣耀。

如同上述对自由和道德的现实性和历史性的讨论，信仰和宗教问题同样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亦会是历史之未来的“事件”。换言之，只有人是一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存在，自由与信仰问题就会不断地纠缠着人之生存及其历时-历世，并在生存之现实性中开启着全新的可能性。这是生存的宿命，也是思想的宿命。能够在汉语世界清晰地阐释自由和理性的原理问题，并不断地在原理中追问它们的边界，是黄老师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但能够使这些基本原理穿透有生有死的生存之现实，则需要包括黄老师在内的“我们”的共同努力。

行文至此，愈发感受到黄老师对我启发和造就。这种启发和造就愈深，我们之间的差异和争辩也就愈加明显。这些不算是严格书评的评论文字，既展示了我对黄老师的工作的基本认知，也展示了我在黄老师思考基础上的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凡是严正的思考都是与思考对象的深刻对话，甚至质疑。我希望汉语学界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对话和质疑，我相信，这也是我一直敬重的黄老师的希望。末了，向亦师亦友的黄老师致敬！

▲  《摆渡在有-无之间的哲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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