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达 | 索尔仁尼琴与斯大林：硬币的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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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逝世十周年，他一生与斯大林恩怨纠葛，从崇拜到痛恨再到理解，其实，从俄罗斯本位主义的视角来看，他们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

1、解冻的“一天”

1961年11月的某天，莫斯科《新世界》杂志社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收到了一篇从梁赞州寄来的小说，作者是一名中学数学老师。

用了一个通宵，特瓦尔多夫斯基就读完了这篇不足十万字的小说。文学本能让他欣喜若狂：俄罗斯文坛有了新的果戈里；不过政治本能又让他神经紧张：看看这部小说的名字——《854号劳改犯》——实在是太敏感了。

斯大林时代虽然已经结束，中央正在默许解冻，但谁知道中央的底线在哪？正面揭露劳改营的黑幕，这还属前无古人，政治风险不可预估。

最终，特瓦尔多夫斯基将作者邀来莫斯科，告诉他，若不经过一定的和谐，小说将永远也不能发表。这位最反感编辑修改的作者不得不让步，他们共同为小说商定了一个将让世人永远牢记的新名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版单行本

这正是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登上文坛、发表自己成名作的情景。对他这次勇敢的投稿经历，索尔仁尼琴后来表示：“终于，在我42岁的时候，秘密写作开始令我厌烦……我决定走出来，并抛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并且，他认为这是一次冒着“失去手稿，并带来自身的毁灭”的危险。

危险固然存在。但索尔仁尼琴事先有过精心算计：不久前的苏共二十二大上，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言讲到：“有必要以一种完全忠实于生活的方式来表现我国人民的辛劳与磨难。”索尔仁尼琴肯定了解这个发言，意识到机会的来临，况且，他还“有一个很可靠的预感：身居高位的乡下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最高当局的乡下人赫鲁晓夫对于伊凡·杰尼索维奇这个乡下人不会无动于衷。”

他猜对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果然上达天听，赫鲁晓夫听人朗读了该书稿，大为感动，在接见特瓦尔多夫斯基时，告诉他，中央同意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当然，赫鲁晓夫有他自己的动机：60年代末的苏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亟需加强宣传，来证明自己去斯大林化政策的英明。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种看上去仅是聚焦在个人命运不幸、可以推诿于斯大林而非制度的劳改营文学作品，自然就比较容易过关。

就这样，当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刊登出这篇连钳工也能看懂的杰作时，整个苏联轰动了。《小说月报》迅速加以转载，不久又推出了单行本，总发行量达到惊人的数百万份。无数人争相传阅《一天》，在图书馆里预定的借阅者需要排队数星期之久。无数读者给索尔仁尼琴写信：“您描述的就是我当年的情景！”“小说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岁月”……

索尔仁尼琴一战成名，还获得官方肯定。年底，他作为文艺界知名人士被高层接见，顺利加入了俄罗斯作协，从此获得了护身符。

然后，这位带着俄罗斯农民式小狡诈的作者，才继续放出早已备好的更猛的料：《第一圈》和《癌症楼》，并且开始构思一部将会震撼世界的巨作：《古拉格群岛》。

写作中的索尔仁尼琴

2、从斯大林的迷弟到阶下囚

读过索尔仁尼琴长篇小说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斯大林的刻骨铭心之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在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之后：“这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早在大学时代就祈求盼望的时刻！是古拉格群岛上全体囚犯（除正统派分子外）所祈求盼望的时刻！亚洲的独裁者死掉了！这个恶棍‘蹬腿儿’了！啊！这时刻在我们那里，在特种劳改营，会发出什么样的公开欢呼啊！”

在这里，他撒谎了，至少到大学时代，索尔仁尼琴都还是一个忠实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中学时代，他和大多数苏联中学生一样，是领袖斯大林的迷弟。1936年，17岁的索尔仁尼琴被当地政府奖励了一辆自行车——原本是要授予他全市优秀中学生的称号，但他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刷了下来，在当时价值不菲的自行车，被作为安慰奖。第二年毕业时，索尔仁尼琴就骑着这辆自行车，和几个同学进行了两个月的毕业旅行，目标正是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

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可以算是索尔仁尼琴和斯大林第一次命运的接触。但至少在这时，索尔仁尼琴还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斯大林的。在记录骑行之旅的札记扉页，他工整地抄录着斯大林的格言：“我们的祖国将是战无不胜的。”

选择这句话，或许就已经能说明少年索尔仁尼琴为什么如此崇拜斯大林了。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斯大林的领袖地位，而是斯大林这位领袖能带着他的祖国战无不胜。旅途中这些少年曾路过一家肺结核疗养院，索尔仁尼琴为此感慨：“两种东西导致了肺结核，贫穷和医学的无能，革命已经消除了贫困。医学，为什么你还这么落后？”抛开幼稚的政治见解不谈，即便是单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他理想中通往幸福的路径，是有赖于国家的强大，而他又被长期告知，这正是革命和斯大林的伟绩，那他又怎么会不对革命和革命领袖感恩戴德呢？

实际上，索尔仁尼琴此时这种对斯大林的崇拜之情，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也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情感，一种贯穿了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更早的俄国精英的情感。他们对祖国有一种迷之忠诚和热爱，对让他们祖国强盛发达的领袖有着强烈的崇拜。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忠诚和热爱来源于宗教。当东正教在和俄罗斯本位主义结合后，就诞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文化优越感，一种让俄罗斯知识分子自觉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是世界上特立独行“第三新罗马”。正是在这种优越感下，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具有一种典型的俄式双重性：一方面他们会基于宗教，在人文关怀和终极真理追求方面有着强烈的愿望；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俄罗斯在世界上地位的看重又是根深蒂固，当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便往往会表现出一些令旁人感到尴尬的矛盾。

当然，此时的索尔仁尼琴还意识不到这点。或许在此时的他看来，苏联这种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农国家”，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第三新罗马”，只是宗教因素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正是这种独特的国际地位，这种巨大的建设成就，让他拜倒在斯大林脚下。随着年纪和见识的增长，才逐渐让他对斯大林的做法产生怀疑。

最终，在战争期间，他因为和同伴通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而被内务部门盯上，在深入调查时发现他们搞了一个政治性的《一号决议》，将斯大林统治的某些方面比作封建主义。

因为这个决议，索尔仁尼琴被判了八年劳改。

3、谁都不欢迎的被驱逐者

1953年2月9日，在整整八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的关押期结束，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的江布尔。经历八年的古拉格的教育，此时的索尔仁尼琴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领袖的迷弟了。古拉格的现实让他看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另一面，而他目睹的一切都让他坚定地认为，正是斯大林和苏联摧残了他心爱的祖国。因此，此时他已经从政治上转变成了苏联最坚决的反对者，同时深恨斯大林。

比起政治上转变来，对索尔仁尼琴来说更重要的转变是精神上的。在古拉格期间，他患上了癌症，后被治愈。虽然，索尔仁尼琴和许多人都有意无意想把这次治愈神话为神迹。但很显然，即便有上帝，那它也是通过苏联医生的化疗、手术和输血来实现这次神恩的。不过这不妨碍索尔仁尼琴从这次经历生死过程中体会到强大的宗教力量，将其视为神谕，投入了上帝怀抱。

对上帝的信仰从此成为索尔仁尼琴思想中不容忽略的一部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流亡西方，这始终没有变。在苏联时，索尔仁尼琴站在宗教的角度，成为极权体制的激烈批评者，获得了当时海内外一致好评。苏联异议人士和西方一些人，在反苏大前提下将他封为先知和圣徒，但一旦剥离了这个背景，当他最本质和核心的思想暴露出来的时候，人们就会意识到，满不是那么回事了。

1970年，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将当年的诺奖颁发给索尔仁尼琴，理由是“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借着它，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传统。”不过，此次获奖并不是因为《古拉格群岛》，而是《癌症楼》以及其它在西方面世的作品。也正是到此时，苏联政府才忍无可忍，决定在1974年2月13日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到联邦德国。

关于驱逐索尔仁尼琴的报告

刚来到西方的索尔仁尼琴大受欢迎，很多人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兴奋，特别是美国人。他们迫切地希望从索尔仁尼琴口中听到对西方的颂扬和对苏联的痛骂。然而他们注定要失望，索尔仁尼琴踏上美国第一次演讲，居然就是痛斥西方在堕落，已经染上一种“心理瘟疫”，美国资本家“利欲熏心”，并且正将美国引入歧途。不仅如此，他还高声宣布，“西方文明在各个方面将陷入绝境”，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因此，俄国人需要的不仅抵制马克思主义，还有抵制西方的消费主义毒害，回到真正的俄国传统上来。

那么，索尔仁尼琴口中的这个真正俄国传统到底是什么？在他眼中，这个传统既不是列宁以来的传统，更不是西方文明传统，而是基于宗教的“古老的、具有700年历史的俄国正教”传统。在这种传统下，索尔仁尼琴认为，俄国应该停止工业化和城市化；放弃“西方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用东正教拯救俄国的心灵；取消列宁斯大林式专政，但也不要民主，而是恢复到沙俄之前的“罗斯宗教会议、诺夫哥罗德谓彻、哥萨克人选举和农村公社集会”的俄式“民主传统”……

剥开反苏的外壳之后，索尔仁尼琴构想的原来是一个自治的、反工业化的宗教乌托邦。他激烈反苏，只是因为苏联体制残害了他理想中的乌托邦，在他看来，西方腐败的文明也好不到哪里去。

1974年2月14日，索尔仁尼琴在德国科隆

这就让人很尴尬了，因为对于大多数西方政客来说，他们捧索尔仁尼琴只是因为他反苏，但现在居然发现他同样反现代化、反城市化，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反，完全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这么一来，大家下不了台。美国总统只能装作有事，根本不见索尔仁尼琴。其他政治人士也都悻悻而归，只是在某些需要的场合，才让这个怪老头出来说两句。

就这样，索尔仁尼琴成为了东西方谁都不欢迎，但又都拿他没有办法的被驱逐者。他就这么一直遗世独立地在西方待着，直到苏东剧变。

4、先知的另外一面

1994年，在叶利钦的盛情邀请下，终于撑到胜利的索尔仁尼琴高调举行了隆重的“回归之旅”，他从美国回到俄罗斯，先是横跨太平洋登陆海参崴，然后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沿途一路宣讲。然而，正如当年他被驱逐到西方的那样，这次“回归之旅”也经历了一个从热烈欢迎到陷入尴尬的过程。

1994年夏天，索尔仁尼琴在海参崴的火车上，此时他已经流亡了近20年

由于苏联已经不存在，这次“回归之旅”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索尔仁尼琴痛骂民主派的专场。从1917年的民主派到1990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结果到了最后，大多数人都认为索尔仁尼琴已经与俄罗斯现实隔膜，只会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一切人。

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甚至就连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多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

这次“回归之旅”似乎成为了一个预兆，鲜明地说明了索尔仁尼琴从神坛逐渐跌落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反苏光环加持的索尔仁尼琴，越来越暴露出一些令人尴尬的侧面。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人文关怀，本质上都是基于他心目中的俄罗斯传统，带有浓厚东正教色彩。在这种传统中，被“上帝选中”的与众不同感和民族主义相结合，诞生的必然是具有强烈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思想。

事实上，仔细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就能明白，在他看来，俄罗斯传统是神圣高于一切的，即高于苏联，也高于西方那些文明，在他眼里东西方体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唯有那个俄罗斯传统才是王道。

但问题是，这种俄罗斯传统的本身，就蕴含着一些令人难以忍受东西。2000年左右，这位“人文关怀”的大文豪，突然抛出了两大本有关俄罗斯犹太人历史著作，人们惊愕地发现，书中具有极为强烈的反犹主义色彩。但只要了解所谓的俄罗斯传统就能明白，反犹就是其中一部分，索尔仁尼琴仅仅是在继承而已。

不仅是反犹问题，索尔仁尼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本位主义，更有领土扩张、帝国霸权、以这些根植于俄罗斯传统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追求。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索尔仁尼琴认为对俄罗斯最大威胁的既不是苏联，也不是西方，而是中国。他一直在奇怪地担心，中国会利用人口优势和俄罗斯争夺西伯利亚，为此还说了一句名言：“意识形态给他们（中国），我们不要；但土地一点也不能让。”而在科索沃战争时期，他又站在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立场上，强烈谴责北约和美国。

看来，只要一涉及到俄罗斯核心利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的索尔仁尼琴，就开始在精神上和沙皇君主同步了。

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是普京的热情支持者，不难理解，这正是这种俄罗斯主义和大国情结发酵的结果。甚至，他突然转变态度替斯大林说好话，“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在转折关头》，1996）。

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会面

毕竟，对俄罗斯传统来说，反对的只是暴君，而不是强大的帝国。

——尽管它们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就如同索尔仁尼琴和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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