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 | 知青·群架·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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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是1968年，我们县城迎来了第一批“重庆知青”，他们是坐轮船来的，当这些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领袖号召，来到我们县“立志扎根农村”的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们背着行囊走上码头的时候，受到了县城人民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的热烈欢迎。对于闭塞的小县城，他们无异于天外来客，倍受瞩目。

小红卫兵  图by  纪录片《中国》

他们到达县城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到晚上大约七点过的样子，这些被叫做“知青”的青少年就和本地搬运社的工人发生了械斗。起因是几个知青在他们下榻的红星旅馆旁边的一个卖香烟的摊子上买烟，一人拿了一包却不给钱，卖烟的女人拉住其中一个知青不让走，彼此发生抓扯，而这个女人的男人正是一名搬运工。冲突先是发生在这几个知青和卖烟的女人及其搬运工丈夫之间，随后便扩大到整个知青群体与整个搬运工群体之间。

搬运工使用了他们的搬运工具，担货物的木杠；知青们一半赤手空拳，一半则拿出了随身携带的三角匕首。从头到尾，本地的搬运工均占据上风，远道而来的知青则处于劣势。知青们被搬运工们追打着，满大街的奔跑。我家的邻居何叔叔就是一名搬运工，他带着自己的木杠参加了与知青的械斗，他的手臂被一把三角匕首刺了一道口子，回家时还流着血。

听何叔叔说，也有一些知青被打断了胳膊，打破了脑袋。后来是“县中队”的解放军出动，才平息了这场械斗。但从这一天开始，本地人对这些知青就没有了好感，加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占比应该是少数）插队到农村后的所作所为（偷鸡摸狗、摸包扒窃、打架斗殴），“知青”便成了“恶魔”的代名词，以至于大人在吓唬小孩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别哭了，再哭，重庆知青来了。

但我记忆中的这场械斗还算不上真正的“武斗”。“武斗”是两派之间“文斗”无果之后的升级，是有“派性”色彩的。比如“小河派”与“大河派”。我们县城由两条河环绕，一条叫郁江，一条叫乌江。郁江小一些，我们管它叫小河；乌江大一些，我们管它叫大河。

所谓“小河派”，就是生活在郁江边，以种蔬菜为业的居民（是的，他们是居民而不是农民，他们的组织不叫“生产队”，而是叫“蔬菜社”）。所谓“大河派”，就是县城里隶属搬运社、铁业社、木器社、造船社以及曙光社（负责乌江航运的公司）的工人。两派都自称是“造反派”，而称对方为“保皇派”。

印象中，小河派的人更多，打斗起来也更凶悍；而大河派虽说是几个社的联合，但人数上并不占优势，打斗起来的凶狠劲也不及那些种蔬菜的人。我那时才几岁，当然也不懂他们为什么而争斗。反正，隔段时间，就听说小河那边的人打进县城里来了，这边大河的人便拿出家伙反击。那时武斗双方的武器和装备，木杠、钢钎和藤帽（用藤条编织，形状类似钢盔的一种帽子）是标配。

两派也有过武器升级的想法，于是才出现了抢枪的事件，跑到解放军的军火库抢枪支和弹药。解放军之前接到过要“支左”（支持左派，即造反派）的命令，因而一开始还表现得很克制，劝说，鸣枪示警。但当这些人不听招呼，不要命地往里面冲的时候，解放军只好开枪射击，来真的了。我读中学之后，学校有两个瘸子，一个是教导主任，一个是我的数学老师，据说他们的腿就是那次参与抢枪而被解放军的子弹打瘸的。

重庆来的知青也有参加这种派性武斗的，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外号叫“小天棒”的人。他插队落户到小河那边的蔬菜社，自然就成了小河派的人，帮着小河派打大河派。所谓“小天棒”，翻译成白话就是：小小年纪，天不怕，地不怕。再往细处解释，“棒”即“棒锤”，是过去对强盗、土匪的俗称，又称“棒老二”。那么，“天棒”就是顶了天的棒锤、棒老二，狠角色。“小天棒”之成为“天棒”，就是因为他的“狠”。

文革中的两派武斗非常厉害

传说在一次与大河派的武斗中，他当了俘虏，大河派的人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死（被枪毙），要么活命，但得把一碗“尸水”喝下去。他选择活命，喝了那碗“尸水”。这种狠劲让他一举成名，到了只要报出“小天棒”的名号，对方就会闻风而逃的地步。但后来他还是死了，死在另一次武斗中，被一支钢钎当胸穿过。奇怪的是，始终都没搞清楚，这根钢钎究竟是大河派的人戳进去的，还是小河派的人（即自己人）戳进去的？据说那是一场混战，天黑，已分不清敌我。

还有一种武斗，是一大群人围殴一个人。我六岁的时候随母亲在离县城15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生活，母亲是镇上小学的老师。我当时已上小学一年级。那是1969年，“文革”开始三年了。镇上的农民成立了造反派，学校里也有老师参加了造反派，其中就有我的班主任吴德斌。有一天，镇上来了许多人，要把吴德斌带走，其他老师不同意，与之发生争吵，最后还是被带走了。这些人是镇上的造反派，他们是要把吴德斌带到镇政府（当时已更名为镇“革委会”）去批斗。

我一直搞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要批斗同样是造反派的吴老师？事隔多年之后，我问母亲，母亲说，她也不记得具体原因了，那个时候很混乱。这些人把吴德斌带走后，学校的老师们不放心，也跟着去了镇政府，并一再声明，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领袖的最高指示。我也跟在母亲的身后去看热闹。吴德斌被推上镇政府礼堂的一个讲台，弯着腰，接受台下一大帮人的批斗。吴德斌的身高在那个年代是比较罕见的，一米八几，又很瘦，像一根晾衣杆。那是夏天，他穿着一条西裤，上身穿的却是一件白色的篮球背心，就是肩带很窄的那种褂子。

他年纪轻轻，应该没超过三十吧，却已经有些秃顶，加上他的五官，细细的眼睛，很多人都说，他长得像蒋介石。那个年代，长得像“蒋光头”可不是什么好事。开始还只是言语争执，算是“文斗”。吴德斌虽然弯着腰，埋着头，像只大虾米，但嘴巴却很硬，下面说一句，他就顶一句，这样争执一番之后，一个男人突然大喊一声，吴德斌你不老实，从台下跳起来，冲着台上的吴德斌狠狠地打了一拳。这个头一开，台下那些人像打了鸡血一样，纷纷涌上去，对着吴德斌拳打脚踢。吴德斌抱住自己的头，从台上跑到台下，又从台下跑到台上，嘴里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唤声，还想冲出礼堂的门，但被抓了回来，背心右边的肩带都被抓断了，露出一个光膀子。他最后是被老师们用一块门板抬回学校的。

吴德斌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造反派，但他还不是我们县城最有名的造反派，最有名的是“猪马羊”。“猪马羊”不是一个人，是三个人，即一个姓朱的（名字我忘了），一个姓马的（马康渝），一个姓杨的（杨彪）。三个人是我们县城的风云人物。姓朱的我没什么印象，但马康渝和杨彪我在县城是经常看到的。马康渝文革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杨彪也是文革前毕业于重庆大学水电系，一个戴着眼镜斯斯文文，一个如其名字，身材敦实，一脸络腮胡。两个人都很有才，是各自领域的业务骨干，文革开始后，加入造反派，并成为带领造反派“夺权”的头头。夺权成功后，两人都被结合进了“革委会”。

我曾经在县委大院里看见杨彪手里抓着一张大字报，拦住县委书记（当时身份已是“革委会”主任）对他进行质问。县委书记是我同学的父亲，平常去他家都很怕他，很威严的，但在杨彪面前，却一下变得那么软弱，完全招架不住对方言辞的进逼。而马康渝，别看他样子斯斯文文的，却也是干过惊天大事的人。据说他曾经骑着一辆摩托车，只身前往北京告状，受到了中央文革领导的接见。

1976年，所谓粉碎“四人帮”之后，县城灯光球场外面的一圈围墙上就开始贴出了一张连着一张的大字报，矛头都是对准这三个人的，并创造性地将三人的姓氏组合成“猪马羊”三个字。还有一些漫画间杂在大字报中间，姓朱的就被画成一头猪，马康渝被画成一匹马，杨彪被画成一只羊。大字报细说他们在文革期间的一条条“罪状”，引来全县城的人围观。杨彪自己也去看那些大字报，还跟旁边的人谈笑风生，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很多人因此更加佩服他，说他有膀子，承得住。

70年代，武汉地区的武斗图

但马康渝的表现却出人意料，他居然跑到郁江大桥，从桥上跳了下去，很明显是想要自杀，但居然又没死成，被刚好在桥下的一只打渔船将他从水里救了起来。两人的结局是，先是被逮捕，关了一年多，由于没有命案，就放了出来。马康渝回他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当了一名老师，杨彪据说也回到重庆大学，也是当老师，后来还评了教授。

前面说过，偷鸡摸狗、摸包扒窃的重庆知青，在整个知青群体中的占比只是少数，像“小天棒”这样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重庆知青是比较安分的，即使受不了那份苦，最多就是磨磨洋工，把日子混过去，主动惹事的很少。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多才多艺，画画，唱歌，跳舞，搞乐器，打篮球，这些人都被作为人才，充实进县里的一些文体团体（县文工团的大部分人员就是重庆知青）。

父亲所在的文教局，也吸纳了两名重庆知青，他们从普通科员做起，一步步往上走，到最后，一个做了直辖后的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一个做了重庆市教委副主任。另外，我的一个邻居，两兄弟都学拉小提琴，而他们的小提琴老师，就是一名重庆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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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这是第 413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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