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 | 60年代中国的天堂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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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县城的电影院在下街，我家也在下街，就在电影院的斜对面。我小时候常常有种自豪感，不仅因为住家离电影院近，还因为电影院里卖票的、守门的、放映片子的叔叔阿姨我都认识，而且他们也认识我，因为我父亲在文教局工作，跟电影院是一个系统。那时候，县城的人不一定认得完银行里的职员，但却叫得出电影院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包括扫地的）。尤其卖票的英阿姨，其知名度，受尊敬的程度，毫不夸张地说，超过了县委书记。
图by 《天堂电影院》
那时候能看的电影很少，在“样板戏”出来之前，放映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也有少量外国电影，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乡村女教师》，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越南的（记不住片名了，都是战争片，从头到尾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等。因为新片很少，这些电影会反复上映，观众也就反复观看，以至于很多电影的台词，大家都倒背如流。比如“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在1918》中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对妻子说的台词），背诵的时候还会很滑稽地憋着嗓子，模仿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演员那种低沉的嗓音。尽管是看了又看的电影，但每次放映前，售票窗口下都是人潮汹涌，为买到一张票，常常挤破了头，至少也得挤掉一两只鞋。
如果当晚有电影上映，那么下午三点，英阿姨就会准时从家里出来，去电影院的售票室卖票。英阿姨的家就在电影院对面，正常情况下，她横穿过马路，只需两三分钟时间，就能进入售票室。但每次她都得花上十来分钟，原因是，从她走出家门起，一路上都有人围追堵截，明明知道她不可能半路上将电影票拿出来卖给任何一个人，但一些人还是要追着、缠着、讨好着、甚至哀求着：英阿姨，英阿姨，卖一张给我嘛，卖一张给我……
每个人都期望着有奇迹发生，能侥幸地获得一张珍贵的电影票。回想起她每次在一堆人的簇拥下，艰难地横穿过马路的情景，俨然是一个耀眼的明星，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高傲的女皇。以她这个身份，平常到哪里都会被人优待，比如买豆腐、买肉、买米这些需要排长队的地方，都有人主动要求她不用排队，直接到前面去买。但她从来都会拒绝这样的好意，不欠一分人情，因为她知道自己还不起。
电影院的售票窗口开在临街的一面墙上，离地有两米多高，需要踏上五级台阶，手才够得上。窗口呈正方形，长宽两尺，双开门，门的外面装有几根钢条。买票的时候，人们蜂拥着挤上台阶，挤在前面的人，需要迅速伸出手来抓住窗口的钢条，才不会被后面的人挤下去。抓住钢条的人，双脚便已经悬空，整个身体是依托在其他人的背上、肩上或脑袋上的。如果下面的人使劲往上面拱，而他抓住钢条的手又不那么牢靠有力，很可能就会被拱下来，前功尽弃。
图by 《天堂电影院》
所以，他一旦挤上去抓住了钢条，就要死死地抓住，不能松手，哪怕这时候他的一只鞋被挤掉了，或者他的衣服下摆被人扯破了，都不能松手，只有把钱递进窗口，把电影票抓到了手里之后，才可松开钢条，从人堆上滑落下来。只有一次，我邻居梁叔叔，好不容易爬上了人堆，到了最顶部，终于抓住了钢条，却被另一个人扯破了衬衫的袖子，还在他的手臂上抓出了几道血印子，但是就算这样，他都没有送开抓住钢条的那只手，直到另一个人爬上来，扯断了他手腕上的表带，手表掉下去了，他才不得不松了手，从人堆上跌下来，满地寻找自己的手表。
后来知道，能够拿到售票窗口卖的，只是整场电影票的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电影票直接被县里的各个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按比例瓜分了，美其名曰“团体票”。也就是说，进得了电影院的人，有三分之二是不用去售票窗口拼了命买票的。在那个貌似“平等”的年代，特权无处不在，拥挤在售票窗口前的人群，只是一些没有单位、享受不到特权的“街上的人”，或“社会上的人”。
我的邻居黄幺爸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仅没单位，还是一个残疾人（患有佝偻症，俗称驼背），以在街头摆摊，替人修锁、配钥匙为生。他一家七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幺，小孩们都叫他黄幺爸。他三十多岁，除了驼背，个子矮之外，五官长得还是很周正的。脑子也很灵光，就是人们说的心灵手巧。跟正常人一样，他也很喜欢看电影，但由于没有单位，买不了团体票，又由于身患残疾，不可能到售票窗口去跟那些凶猛无比的人拼抢，只能靠手上的功夫，自己拼贴电影票。
怎么拼贴？看电影的人进场的时候，检票员都要撕掉电影票的一半，这张电影票就不能再递出去给别人用了。留下的半张电影票自己拿在手里，用来进场后对号入座。检票员撕掉的那半张电影票被扔在了检票口的地上，另外那半张，人们对号入座之后，没什么用处了，也都扔在了座位下。心灵手巧的黄幺爸赶在清洁工清扫之前，将检票口地上的半张电影票和电影院座位下的半张电影票都收集起来（能收集多少是多少），然后拿回家里一张一张地比对，总能找到几张对得上的，然后将其小心翼翼地拼贴起来，就成了一张完整的电影票。进场的时候，手指尽量捏住电影票的接缝处，在检票口昏黄的灯光下（最好选择在进场的高峰期），一般都能蒙混过关。
还有一些人，买不到电影票，又没有黄幺爸的拼贴手艺，只能来硬的，就是电影开映后，翻电影院的围墙。这很冒险，一是围墙本身很高，翻上去和跳下来，都有摔断手脚和撞破脑袋的危险；二是电影院有专门的人在围墙下来回巡视，被逮住的几率也很大。后来有人选择在女厕所的位置挖洞。为什么选择女厕所呢？因为电影院的公共厕所是男厕所靠外，女厕所靠里面，靠里面的女厕所便紧挨着围墙。那个洞贴近墙根，像是狗刨出来的，洞口很小，但能钻进一个人的脑袋，只要进得了前面的脑袋，就能拖进后面的整个身子。这个洞存在了多久，有多少人借助这个洞而进到了电影院，没人说得清楚。
湖北黄石冶钢电影院的电影票
但这个秘密，却因一个叫石赖子（头上不长头发）的人而被泄露。此人四十出头，光棍，无职无业，靠在码头上打“望天戳”（做搬运之类的零工）为生。有天晚上，他也钻进了这个洞，当发现里面是女厕所之后，就打消了看电影的念头，在女厕所里埋伏起来，等着偷看上厕所的人。也不知他这样干了有几次，但终于有一次被逮住了，判了他三年劳教。而墙根下的那个洞也随之曝光，马上就被堵住了。
因为父亲在文教局工作，我属于想看电影就能买到票的人。一般都跟着父母去看，但有时候父母忙，便一个人拿一张票去看。有一次，我一个人去看电影，还没进检票口，就被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大哥哥拉住，他想要我把他带进去，也就是，他拿我这张票，带我进去。那时候，一张票是可以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的。我一看他的穿着打扮，以及说话的口音，就知道他是重庆来我们县城插队落户的“知青”。
小时候，对“重庆知青”有一种神秘感和恐惧感，这是第一次当面接触，感觉又兴奋又害怕，完全来不及考虑，就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他就拿着我那张电影票，搂着我的肩膀，像带他自己的小弟弟一样，一起走向检票口，并顺利地进了电影院。开映之前，他还跟我聊天，问我叫什么名字，上小学几年级了，学习成绩怎么样，长大了是想当科学家还是像他那样下乡当“知青”？态度温和友好，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么“凶恶”。为了感谢我带他进来，他还给了我两颗水果糖，是县城里买不到的重庆产的带牛奶味的那种水果糖。
我还记得，那天放映的是罗马尼亚故事片《多瑙河之波》。这是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黑白片。一个罗马尼亚游击队的军官化妆成流浪汉，在多瑙河码头上找到了一份水手的工作，混上了一艘为德国人运送军火的货轮。他的任务是伺机炸毁这艘货轮。该货轮的船长刚刚在岸上的教堂举行了婚礼，并带着新婚的妻子上了船。船长是个其貌不扬的罗马尼亚中年男人，但妻子年轻而又漂亮。年轻漂亮的妻子很快就注意到了船上这个游击队军官伪装的水手，因为他长得很帅。
满载军火的货轮在多瑙河上航行，其间遇到几次险情，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河段上漂着许多水雷。很恐怖的水雷，个头有四个篮球绑在一起那么大，水雷的表面还布满了锋利的小尖角。当一只水雷漂浮着即将撞上货轮的时候，那个游击队军官伪装的水手跳进了河里，用自己健硕的身体（赤裸着上身，的确是个肌肉男）将水雷和船体隔开，并慢慢用手向外推着水雷，直到它远离货轮。新婚的妻子目睹了这一幕，眼中流露出崇拜与爱慕的神色。当她无意中发现这个水手准备在船上对军火做手脚的时候，她替他守住了这个秘密。
这部电影还有男女接吻的镜头，是船长与新婚妻子接吻，还是新婚妻子与水手接吻，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似乎都有），总之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男女接吻，心里很紧张，很不自在。船长后来被押运军火的德国兵打死了（他从被动到主动，最终站在了游击队军官一边），新婚妻子和游击队军官在战斗中都活了下来，但他们并没有（如观众所愿的）在一起。当胜利之后，那个曾经伪装成水手的游击队军官，穿上了军官服，带着一队罗马尼亚士兵，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行进在刚解放的城市街道上，而那个船长的妻子则站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军官举起右手，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影片到此结束。
图by 《多瑙河之波》船长和妻子
有关电影院的记忆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继续展开了。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是想再交待一下我那位会拼贴电影票的邻居，即黄幺爸的结局。
在我小学毕业，即将上初中的时候，黄幺爸被公安局抓了起来，但罪名并不是拼贴假电影票，而是流氓罪。这个流氓罪，当然不是躲在女厕所里偷看，而是制作淫秽幻灯片。
前面说过，黄幺爸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用木箱、锡箔纸、玻璃片和灯泡，自制了一个幻灯放映机，然后用从电影院放映员那里要来的废弃的电影胶片，制成一张张幻灯片，把家里的白粉墙当银幕，放给像我们这样的小孩看。也由于他心灵手巧，不满足于用现成的电影胶片做幻灯，开始自己用水彩在玻璃片上画画，画一些风景，也画一些人物。
这个其实很好玩的，我们（好几个邻居小孩）都跟着他学，也自己制作了幻灯机，自己画幻灯片。但黄幺爸毕竟是成年人，思想比我们复杂，竟然心生邪念，开始在幻灯片上画男女光着身子打架的图画，还放给我们看。这种事当然是纸包不住火，终于被街道居委会的人发现，上报给公安机关。
黄幺爸被抓的那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站在远处看，心里很害怕。由于他是驼背，没法把他的手反剪着绑在背后，公安人员就用绳子在把他的两只手绑在前面，然后拉着他在街上走。我的父亲听到消息后，回家突击检查了我的箱子。还好，我箱子里的那些幻灯片，除了鸡和狗，那种光着身子打架的一张都没有，侥幸逃过一劫。
其实不是我不想画那样的画，而是我压根没有黄幺爸的高超技艺，那种画我想画也画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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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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