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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 90年前,一个天使来到人间

叶克飞 搜历史 201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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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q1337oy6epv&width=500&height=375&auto=0邓波儿跳踢踏舞

90年前的今天,一个美国婴儿降生。她的童年,正赶上美国大萧条,她成了那个灰暗时代里美国人的最大慰藉。连罗斯福都说:“只要有她,美国就不会沉沦。”她就是秀兰·邓波儿,一代童星,尘世天使,也是一个活出真我的精彩女人。


除了邓波儿,再也不会有一个孩子,能在电影领域创造如此之多的奇迹——

6岁那年,她为福克斯公司赚了400多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2亿美元,是该公司当年90%的收入。

7岁那年,她拿到了奥斯卡特别金像奖,颁奖者说:“秀兰·邓波儿是圣诞老人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那年,她还当选为全美最著名女性新闻人物,被邀请到白宫做客。

8岁那年,她在全球拥有两亿四千万观众。以她的样子为模板的“秀兰娃娃”让玩具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9岁那年,她主演的电影第三次登上全美票房榜首,第一夫人专程来剧组探班。甚至还有人向她的父亲高价求种,希望能生一个像邓波儿一样可爱的孩子。

10岁时,她是全美最具号召力明星,票房第一保证,阳光灿烂的笑容几乎成为美国象征。

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也是邓波儿的粉丝

11岁时,她的片酬达到12万美元,此外还有20万美元红利,而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仅仅为15美分。

13岁时,她已经出演了46部电影,每个月能收到1.6万封信件,有专职秘书负责拆信处理,某次生日甚至收到了16.7万份礼物……

好莱坞如日中天,一代代明星交相辉映。到了网络时代,明星在社交网络上发个自拍都可以收获数万乃至数十万个点赞,可是,谁的人气也比不上这个大萧条时代的小女孩。当然,也有人认为,没有走红于社交媒体时代,是邓波儿的幸运,因为缺少竞争对手,也因为人们只会看到她好的一面,不会对她苛责。


别人还在上学时,她已经开始工作了


1928年4月23日,秀兰·邓波儿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生。六岁那年,她在影院台阶上一边等妈妈,一边蹦蹦跳跳,吸引了歌舞片《起立欢呼》词作者贾伊·戈尼,他决定为邓波儿在影片中安排一个角色。邓波儿一炮而红,并得到一份七年长约。

1932年,邓波儿签署了第一份电影合同

就在此后一年时间里,邓波儿主演了《新群芳大会》、《小天使》和《小情人》等八部影片,并获得第7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

此前并不擅长开发衍生产品的好莱坞,在邓波儿身上开发出了一条无所不包的产业链。从电器广告、香皂广告到汽车广告,邓波儿做了个遍。混合着姜汁与酸果蔓的“秀兰·邓波儿”鸡尾酒,印着她头像的麦片盒和麦片碗,都风靡一时。即使多年后的1972年,十九岁的比尔·盖茨和他的小伙伴们在知道自己编写的BASIC程序演示成功后,用来庆祝的饮品也依然是“秀兰·邓波儿”鸡尾酒。

秀兰娃娃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孩子最想要的玩具

但在11岁那年,邓波儿已经完全发育,身体的曲线使得她无法再扮演那个可爱小女孩。也是那一年,米高梅公司向邓波儿的东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借用邓波儿,希望由她主演《绿野仙踪》。20世纪福克斯公司出于利益考量拒绝了这一要求,安排邓波儿出演《小孤女》。这个安排因为邓波儿的身体变化完全失败,人们认为邓波儿已经不适合再扮可爱了。而《绿野仙踪》却获得了空前成功,童星茱迪-嘉兰一炮而红,接班邓波儿。

此后十年,邓波儿依然在演电影,但她也在学习,寻求人生的转型。这无疑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在那之前,邓波儿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却失去了童年,人生也无法自主。而从11岁开始,当她的童星光环渐渐褪去时,真正属于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失去童年的邓波儿却找到了幸福


邓波儿曾说过:“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他,可他让我给他签名。”

夏天,当同龄人在游泳池中戏水时,邓波儿只能旁观,因为妈妈害怕水破坏她标志性的完美卷发。

她还说过:“我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 那时,她每天必须工作5个小时,周末通常在8个小时以上,此外还要每天跟私人老师学习3小时。为了保持她无忧无虑的形象,公司和妈妈都不允许她随便结交朋友,她没有同学,只有独立的教室和家庭教师。

多年后,老去的邓波儿曾出版自传《童星》。在书中,她记录了许多暗面:她曾在好莱坞被人欺负,甚至殴打,当然,这一切都背着她的父母。12岁那年步入低谷时,她还和母亲一起被公司高层性骚扰……

邓波儿也曾像张爱玲那样说出“成名需趁早”的话,可在“我想给那些想做出伟大成就的人一条建议,就一条:尽早开始”之后,还有下半句——“除非你能够忍受更多的人生快乐尽早地结束,甚至从未开始。”

一个失去童年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并不真实的成熟。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独立性强,早早融入社会。但实际上,失去童年使得他们的心智和性格有残缺的一面,并以武断、多疑、缺乏安全感等呈现。邓波儿就曾经受困,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具体呈现。

17岁那年,她嫁给了中学同学的哥哥、美国空军军官约翰·阿加。请留意这段婚姻的三个关键因素:17岁,严格来说尚未成年;中学同学的哥哥,熟人,邓波儿于15岁那年认识他,两年后便与之结婚;空军,一个让女孩子颇为憧憬、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的职业。

少女时期的邓波儿

失去童年的人往往会有类似的婚恋选择。一方面,他们自以为成熟,所以往往决定草率,结婚极早。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潜藏的安全感匮乏,又驱使他们早早结婚,并惯于选择熟人,美其名曰“知根知底”。同时也因为不成熟,他们会对某些职业抱以谜之好感。

这段婚姻十分不幸,阿加酗酒无度,多次因醉驾被捕,他还一心想进入娱乐圈,将邓波儿视为跳板。五年后,二人离婚。

离婚后的邓波儿前往夏威夷散心,遇到了时任夏威夷某公司总裁助理的查尔斯·布莱克。这是一次神奇的缘分,因为以邓波儿的家喻户晓,美国民众对电影的迷恋,一个美国人对邓波儿一无所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可查尔斯·布莱克就是这样,他并未看过邓波儿主演的任何电影,甚至没听说过她。换言之,邓波儿于他并没有什么光环。

邓波儿遇到了一生挚爱查尔斯·布莱克

有过一次失败婚姻的邓波儿比当年谨慎得多,她请自己的老朋友、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调查了查尔斯的背景。胡佛恭喜她,因为查尔斯“像苹果酱一样毫无杂质”。

1950年,邓波儿步入第二段婚姻,随后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电影生涯。

2005年8月4日,86岁的布莱克因病去世。在布莱克的弥留之际,邓波儿唱起了布莱克追求她时唱的夏威夷情歌。她将丈夫称为“生命的挚爱”,在此后九年中,她一直保留着丈夫的电话录音,直到2014年,邓波儿辞世。

英国《经济学人》曾经写道:“秀兰·邓波儿的生命中必定有着黑暗的一面。传记作家和采访者一心想把这一面挖掘出来。他们心里在想:当镜头关闭时,这位能歌善舞、一头卷发的可爱天使肯定会流眼泪……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邓波儿标志性的甜美微笑

我倒是觉得,邓波儿一生中虽宠爱无数,但也有跌宕,不再走红、第一次婚姻失败,都是她人生中的坎儿。每次迈过这样的坎儿,她都会有一次蜕变。

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丈夫查尔斯·布莱克也是幸运的,因为他见到了邓波儿最好的一面。晚年的查尔斯曾经说笑言:“她是心理学研究的灾难。你可以在半夜里无理唤醒她,她还会是你认识的那个邓波儿。未曾改变。”


最令人称道的“后童星生活”


那些早早在聚光灯下得到赞许与荣耀的童星们,不知是因为缺乏动力还是容易活在过去,人生道路往往艰辛,甚至沦为酒鬼、伪君子。他们无法正视自己,反倒因性格缺陷而步履维艰。也正因此,“过气童星”往往会成为被嘲讽对象。

邓波儿则堪称典范,她去世后,BBC报道里称:“她是一位罕见的在演艺生涯结束后仍然能开始新的生涯的童星。”

她第二次成为时代符号,是因为病痛。早在1952年,邓波儿的哥哥身患多发性硬化病后,她就参与创立了国际多发性硬化病学会联合会。1972年,她不幸患上乳腺癌,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她在电视节目中向公众袒露病史,成为第一个公开并倡议防治乳腺癌的名人。她还建议患者“不要害怕,不要坐在家里等,要去医院积极治疗。”用当下的话来说,邓波儿所体现的是“公众人物的责任感”。

而她自己所认为的一生中最快乐时光则与从政经历有关。60年代,她以共和党发言人的形象复出,进入政界,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74年担任美国驻加纳大使,任期两年。她曾回忆,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80年代末期,在冷战之墙崩塌的风云激荡时代,她出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见证了天鹅绒革命,也见证了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和平分手。

1969年,秀兰·邓波儿以美国代表身份出席第24届联合国大会

她有段自述说得极好:“我希望广大热爱秀兰·邓波儿的人们不要把她想象成还认为自己是神童的中年妇女,而要想象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她找到了时间和热情来培养新的兴趣和开始新的生涯,如政治生涯和外交生涯。”


大萧条不仅是邓波儿的机会,也是美国的机会


人们提起邓波儿,总会说她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人的最大慰藉。连罗斯福都说:“只要有邓波儿,美国就不会沉沦下去。”也有人认为,邓波儿生逢其时,若非那段经济危机,她也无法得到美国人如此广泛的认同。

有人曾拿出一个数据,指1939年美国电影总票房为7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家庭是25美元,在当时可买60磅肉。对于窘迫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笔极大的支出,人们将之归为“口红效应”,也叫“低价产品偏爱趋势”,指在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种现象的成因是经济低迷,但人们仍会有强烈消费欲,通过关注某些非必需低价消费品,可以获得感情慰藉,分散注意力、排解压力。

但事情未必如此简单。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就会发现经济危机没有我们的历史课本说得那么恐怖。经济危机也不等于个体贫穷,即使是大萧条时代的最低谷,美国人的生活也过得去。虽然失业人口众多,但只要有工作的人,最低限度仍可拿到《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的“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而当时电影票价仅仅15美分一张,换言之,电影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而言,也许连廉价的口红都算不上。

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1935年,彩色电影出现。技术的进步使得拍摄电影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但同时因为大萧条带来的资金困境,投资方十分谨慎,好莱坞开始探索规范化的生产机制,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以及环球、哥伦比亚等著名电影公司纷纷涌现。同时,也因为找到投资方十分不易,导演只能竭尽全力,因此成就了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

那个年代,除了邓波儿,还有克拉克·盖博、费雯丽、英格丽·褒曼、葛丽泰·嘉宝、凯瑟琳·赫本。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有电影史上最伟大作品之一的《乱世佳人》,有《小妇人》和《蝴蝶梦》……《米老鼠和唐老鸭》、《猫和老鼠》,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也在那时诞生。

更重要的是,当欧洲渐渐陷入泥潭时,美国人抛弃对欧洲精神的膜拜,开始寻求本土意识。邓波儿的踢踏舞,几乎是对欧式审美的一种颠覆。

如果仅仅把邓波儿视为“大萧条的安慰”,就会低估美国人在这段时期里的高涨情绪。那个时代的电影展示了美国人的高涨情绪,甚至有人说,那时电影里的美国,“每个人都很有钱,或者即将很有钱”。他们也相信邓波儿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将之视为“三位一体”旁的第四位。

她是上帝派来的小天使

所以,邓波儿的笑容几乎无所不能。在《小上校》里,她扮演小上校,母亲因爱情与外公决裂,离家出走,几年后迫于生计返回家中。外公对女儿冷眼相对,小上校凭着自己的机灵可爱,打破家人间的怨恨与尴尬,弥合了外公和母亲心中的裂痕。那明朗笑容,能够弥合的绝不仅仅是代际矛盾。

在《小公主》里,她饰演一个原本出身贵族家庭的女孩,在学校被校长视为公主,但当父亲在前线失踪时,她被校长赶出房间,从小公主变成小佣人。从云端跌落的她并未向命运低头,而是以笑容和希望面对,并最终创造奇迹。她在片中所说的那段“我是公主,所有女孩都是,即使她们住在窄小的阁楼上,即使她们穿得破破烂烂,即使她们不聪明不漂亮也不年轻,她们还是公主,我们全都是”,也早已成为影史上最经典台词之一。

结语

有人曾这样形容秀兰·邓波儿以及那个时代的歌舞片:“这种需求颇像彼时的一种流行食品——罐头午餐肉,经济衰退中的人们买不起肉,商家就推出这种罐装肉,是打开就能吃的精神食品。”

这当然是客观而平实的说法,但我更喜欢另外一句看起来十分玄学的话——“每个灰暗时代总有些星星般闪耀的人物出现,这让人相信,上帝或许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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