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丁 | 沈从文：不合时宜的老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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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的K站在女性的K身前，结结巴巴地向后者口述一份将要呈送给区领导的公文，女K打字机的敲响与停顿，和男K的口述频率吻合，同步到这间办公室的每个人都能注意到这一进程的不顺利。也因为这不顺利，每个人都屏气敛息，以免自身被卷入这尴尬万分的气氛。这一切合谋构成了屈辱，即使女打字员K不时抬起头，表示等待的下巴也能使这屈辱无声息地叠加。更何况她“在这种时候总会特别活跃，挪动座椅，咳嗽，手指在桌上敲敲点点——”

卡夫卡在日记中记述了这段经历，在他做小职员期间，这是几乎每天都在经历的经历。卡夫卡说他身上的一切都为文学创作准备着，他把写作视为“神仙般的消解”，和“真正的生命活动”，而眼前这些事，这些琐碎的、机械的、无意义的事，则是“不得不从有能力获此幸福的躯体上割下一块肉来。”

比起来他来我要幸运得多，我多次拒绝了那些导致“自割其肉”的事，算是相对早地意识到活着得做些自己喜欢的，哪怕因此而窘迫。卡夫卡的前半生，活在横蛮的父权下，和冷硬的机构中，该是“割了不少的肉”，这大概是他看起来比所有作家都更消瘦的原因。

2  

黄宗羲说“深一情以拒众情”，本指涉诗，也有傻乎乎的妙人拿来规诫爱情与婚姻。我拿来奉为做事的圭臬，只做喜欢的，不做了无生趣事。

3

“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尼采说的。倒是与卡夫卡的阅读建议相互印证——

“我觉得我们应该阅读那些伤害我们，甚至捅我们一刀的书。”

4

喜欢这种孤绝的清醒——“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的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地打破，把监视感情的理性也扑倒了。”

“这时候”指的是如火如荼的五四革命抒情风，在这种全民脑浆滚烫的时间点，梁实秋茕茕孑立，端一盆冰水当头泼下，后果当然是顺理成章地被扣上了一顶“保守主义者和落后文人”的帽子。

5

沈从文说：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可真是个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人生苦短”除了指人类生命之迅忽易逝，更多地还是指向“无常”。近日脑子里偶然浮出这两个字，就倍觉沮丧，功利心蠢蠢的时候，这沮丧就跟沥青似的粘稠沉重，不及时刹住，就演变成绝望了。

是宿命，是敌不过的无常。因为无可消解，所能做的，也只有“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

沈从文说的。

1949后，沈从文几乎再也没有将他的“内丹”转化为文字，虽然也去过井冈山“朝圣”，虽然也尝试过写些“青词文章”，却最终弃笔，转而去研究古代服饰。好在他发现：那些纹饰、色彩、质地、触感也是一种生命之“凝固”。

“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减。”这不是一位作家的达观，而是一个文人退避到文物，也即死者的世界之时，真真切切的发现。

6

“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我说出来时，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这个句子就是被凝固下来的一段生命的、情绪的延续，读到时在高铁上，我身边的人在熟睡中放着连珠的屁，是这句话把我从屁阵中解救出来，穿过时间与空间，与那个叫沈从文的人，彼此生命流注，再无阻隔，他的无望与忧伤因为这个句子有了质量与形体，那一瞬，就真真切切地站在我身前。推车售卖的列车员吆喝着德州扒鸡穿过他透明的身体，却不能使那老灵魂消散。

7

“若一个新政权誓言要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代言，却又沿用一套成王败寇的史学修辞——即以往‘事功’的历史论述，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实则是辛辣的自我嘲讽。”

读到时忍不住叹：那个时代便有如此见识，你不被批谁被批，你不去研究服饰史谁研究服饰史。

人类历史就是野蛮反复实践的死循环，每一次翻篇，都不过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书写。本雅明和你是一头的。

8

一九四八年是距离“一九八四”最近的一年。这一年因为内战，死者枕籍。对文人而言似乎也是个适合死国的年份。“死国”死成了也就罢了，死不成又想活下去，就不能承认当初是“死国”，新政权不会见容的，必须咬定是“死己”，让自己之将死未死脱离凶猛的宏大叙事，方可保平安。更关键是家人之平安。这样的例子，是有的。

这年的三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决定“死己”，采取的手段是：割喉、切腕、饮下大盏煤油，却终于没死成。这之前他刚刚成了“反动文人”和郭沫若嘴里的“桃红色作家”，一个彼时中国文坛绝佳的肥美的靶子，那些期盼鼎革日久的革命文人们愉快而手脚麻利地投着飞镖，biu,biu。

一年后的某个夜晚，“忽然一切都静下来。”雨后孩子们清晰的鼾声，房间里《卡门》序曲的余韵，“反动文人”坐在书桌上窸窸窣窣地写，写给他唯一的知音，《边城》中的翠翠：

“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

杜鹃总是啼血，不是祥鸟。翠翠亦不作答。他继续写到：“兆和健康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世界相对。”

一个极度敏感的文人嗅到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世上最最脆弱的洞穴生物在感知到地质变动之前的反应，微风之于新鲜伤口。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极其精确：1949年5月30日晚10时。

9

读他的时候冒出个怪念头，以1949分界，之前写《边城》和湘西的沈从文是一个人，之后的是另一个人，或者干脆，是那个灵魂仿效细胞分裂般，分离出的另一个灵魂，又或者，干脆叫它行尸的，赶尸的，是那个孔武横蛮不由分说的时代。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

读到了他写下的一行文字，在成为一个自学成才的文物鉴定专家之后，他已能从那些年代久远的物事之形态纹路触感中，汲到了艺术之性格、之情绪、之特征，他甚至终于露出了一丝孩童般久违的得意：

“我几乎闭目用手指去摸它底足边缘的曲度，就可以判断出它的年代了。”

对于这高超的文物鉴定能力的获得，他用了文学的比喻，“恰恰如一个老浪子来自各种女人关系上所得的知识一般。”

证据足够了，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桃红色作家”沈从文。虽然早就戒了写小说。

汪曾祺说其师像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乘除，得失荣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张充和写给姐夫的诔文，有这样懂他的小姨子，也是难得。

补记一则：

明代律法规定百工只能穿褐衣，沈从文研究古代服饰时发现，依靠布艺染色法的进步，那些被称为百工的“下等人”，早已悄悄把褐色在色谱中分了多少个层次，褐还是褐，却生了多种变化，隐隐的个性从那颜色的桎梏中跳脱出来。这微小的抗衡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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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李星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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