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特辑】唐瑾：书比人长寿，阅读也将永恒不朽
前言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公布了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主要情况。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2016年手机阅读率达到66.1%，已经连续8年增长。
又一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请来民进出版专家，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北省委会副主委唐瑾，谈一谈她对读书的看法。
《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美）约翰•B.亨奇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读书的武器功能
图书作为武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与出版人达成的共识。“图书是思想战争的武器”，这一理念由出版人兼战时图书委员会主席W.W.诺顿提出后，经罗斯福总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罗斯福说：“图书不可能被烈火消灭。人死了，但图书永远不会死去。永远没有人也没有武力能够将思想关进集中营。没有人也没有武力可以从世间夺走图书，图书中包含人类针对暴政永恒的反抗。在这场战争中，图书是武器。”
在这样一种理念引导下，进入战争不久的美国设置了战时新闻局和战时图书委员会，以政府与出版产业强力结合的方式专门管理针对战争需要的图书，遴选并翻译出版了多语种的明确指向具体宣传目标的三套图书，即被称为海外版本和跨大西洋版本以及新世界书架系列的图书。其中部分图书获得必要的翻译津贴补助。跨大西洋版本系列还与美国出版业进行了合作。这些图书都是投向国外为主。因为这种武器的重要性，盟军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之后运送的第一批物资中，就包含了这些图书。所以人们认为，这实际上等于为美国的出版物在全世界构筑了滩头阵地。
这样几个系列图书的遴选充分显示美国政府和出版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意图，要将美国价值观输往欧洲和世界。新世界书架系列图书计22种，有5种是美国图书，而海外版本和跨大西洋版本两个系列则几乎全都有意选择了美国图书。这些图书和宣传语充分体现这种意图。如入选新世界书架的美国图书中，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著《美国》，介绍词是“作品显然是为了让外国人熟悉美国历史和美国生活的主要特征而写。对本作品的特别翻译和出版将用以满足战俘教育的需要”。即便是选取的外国图书也要符合美国的需要。如德国作家写的《最美丽的德国浪漫故事》，“这部书收录了德国最优秀的充满和平气息的浪漫派作品，展示了德国文化中的非战争价值观”。美国人相信他们针对他国提出的出版计划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一个有阅读传统的国家，印在书中的文字享有至高的声望，并且能够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做得巧妙的是，美国人把这种意图隐藏与包装得很好，以至于读者原本以为不过是些说教的书，但实际上都是很普通的书，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专门由人撰写用以宣传的书。一位希腊读者说：“在阅读美国图书的过程中，希腊的新生代将逐渐获得一些宝贵的品质，这些品质是实际的美国人所专有的。”
实际上，敌对方甚或更早地持此理念，同样发动着图书战。希特勒德国特别重视思想舆论宣传，一方面竭力夸大德意志“优等”民族的思想价值和种族理论，一方面拼命贬低和诅咒其他文明国家的思想意识。比如从战前美国好莱坞电影中抠取并夸大其负面的东西，也即美国资本主义的贪婪和知识缺陷，美国国家形象由此受损。这情形让人想起当代某些西方国家相似性的做法，他们从中国电影里过分地挖出诸如女人小脚之类的负面文化以替代全面性的中国文化。再回到当时，种种情报显示，德国纳粹在查禁和销毁不利于纳粹统治的图书的同时，还广泛地发展了一项向被侵占国和中立国推销其意识形态的图书计划。二战中的美国战时图书出版计划，大概也是对于敌对国家的一种及时回击。
战争年代是存在图书饥荒的。由于战争对图书的破坏，除美国以及少数中立国如瑞士、瑞典以外，这种破坏是严重的，既炸了出版社的库存，也炸了图书馆的藏书。这在中国是很明显的，在战争未大规模开始之前，日军炮火就在1932年1月炸毁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即使是在战争暂未进行的地方，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与防空袭等，其他娱乐活动的限制，图书阅读成为人们打发时光的重要方式。而对美英兵营的取样调查也表明，战时士兵的阅读也增多了，美国士兵有15%以上每两周阅读一本图书。需求增加而纸张供应却很困难，这使战时图书出现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以图书作为武器就有了巨大的空间。
图书武器的使用重点在于针对国外。首先是针对敌对方战俘，以图书进行再教育，也就是洗脑，消除纳粹对他们灵魂的影响。大约从1942年初起，共计有近40万名轴心国战俘被运送到美国境内，这一部分人先行一步成为美国这些作为武器的图书的目标读者。当然根据《日内瓦公约》，强迫战俘阅读是违法的。美国人便通过他们劳动所得的小额工资，让战俘们自行购书阅读。美国境内的轴心国战俘只是海外读者的一部分，美国人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将自己多语种图书，输送到敌国以及其他被占领和未被占领的国家，甚至中国。1943年至1944年，美国就派出一个名叫威廉·斯隆的出版人，他是战时图书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官方身份是战时新闻局图书部顾问，来中国专门考察战时图书市场情况，他发现英语版的美国图书在中国极少，他也向美国报告，中国的“文学传统太深厚太悠久，以至于炸弹都无法消灭它”。当然，美国此时的重点在于欧洲。在战争进行当中，美国人就将自己的远非前面提到的三个系列的图书向海外发行，去填补由于战争出现的空白。至此登陆之时，数百万上千万册的图书由盟军士兵直接运到法国和欧洲各国。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心理战部和新闻处直接领导了这些图书的配送与销售，并动员了当地的书店来配合做好这件事情。这些精神食粮和军队一起进入欧洲，以至有一种说法是“用图书解放欧洲”。在这样的基础上，甚至是在运送这些图书之前，美国政府官员和出版人就已经开始规划美国图书在海外的未来。如同美国人战后在许多方面占领了全球一样，图书也很快取代英德等老牌出版强国铺向世界，美国价值在世界书架上得以扩张。
以上内容，主要依据《作为武器的图书》的资料而来。如其副题“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所示，这部书大致是一部有关二战的简明出版史，其中重要反映的是美国的内容与立场。作者指出，美国战时的图书出版销售为美国战后文化霸权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全书最末一句是：“图书难道不应该成为国家工具的一部分，并再次成为思想战争的武器吗？”这句话足以让今日读者深思，美国还要干些什么？
阅读的后现代意义
读了许多年的书，但阅读是什么，还真不曾考虑过。此刻，许多年的心得似乎又归结为一句话：阅读是安妥一颗自己的心。
曾经读过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大兵因为左胸上衣口袋中装有一本《圣经》而获救命，阻击手枪弹未能洞穿这本《圣经》。这大概是书籍带给人的最大的益处。
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或者不要指望阅读可以拯救我们的命运，挽救后现代人类的灵魂。但阅读又确实可以使我们远离尘世的喧嚣，在孤寂中安慰我们的心灵，在迷茫中提升我们的心智。这应该是我们需要阅读的第一个理由。
阅读是安妥我们心灵的床。一个人在人世中往往需要一个倾诉者，或者说一个灵魂的躺卧之地。阅读是安放心灵的方式，本身也是安放心灵的一张床。阅读让空虚与孤寂离你远去，心灵的富足走近我们，消闲时光也是有韵致的生活。
阅读的本质什么？阅读是一个人的个人空间。首先它是一种个人行为，你读与不读，读什么书，大多可以由你个人决定，乃是个人的意志；其次对于内容的感悟也基本是个体的，是与个体经验的对接，由此阅读可以重塑个人的精神世界。正因为阅读是相当个人的事情，“全民阅读”与阅读个体行为其实充满悖论。亚里士多德曾经给人做出过最科学经典的定义：理性的动物。而书本正是人类理性的结晶。尤其是那些杰出的经典之书更是人类奋斗最为经久不衰的成果，那里面有切实的人生知识与过去年代人类理性智慧的积淀，而阅读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理性行为。这或许才是阅读的本质，由亚里士多德而来。
时常听到“读书有用吗”的发问。我的回答：阅读是无用与有用的结合。读书有什么用呢？确实，说读书无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阅读至少在物质形态上不能像吃饭一样，可以充饥。除了职业需要为稻粱谋的阅读外，阅读的功能一般并不那么直接。但读书又是有用的，它可以疗活我们心灵的饥渴与创伤，它潜移默化的浸润使得人们“腹有诗书气自华”；它也可以印证或矫正我们的思想，改变人的精神面貌。引起全国关注的复旦大学的投毒案，嫌疑人林森浩在看守所监室里打发无聊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律师说他“增加了生命的厚度”，因为阅读补充了他过去缺乏的人文滋养。这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往往极端的例子更具有生命本能的深刻意义。
古代人就很重视读书问题。《三字经》这部最有名的童蒙读物，主要讲的就是读书学习的态度、方法与进程。但那个读书其实与我们所说的阅读应该有着很大的差别。古人讲阅读多是领悟性的东西，如“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每有所得，悠然心会”等句，这样的阅读境界，是几千年来“读书种子”不绝的理由。这样的境界，或许也是我们今天所羡慕的，但这又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有幸经历了从纸媒到多媒转型的时代，多种形态的阅读经历都亲身体验过。由此深感，在一个多媒体电媒体时代，要劝人阅读哪怕是只阅读一本书，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要冒着被人讥为不识时务的可能。但是我还是要说，即使在这样的多媒与电媒或光媒时代，以书为伴的阅读仍不失为一种消磨时光的休闲方式。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数千年最好的人类思想都在书本里，这是后现代社会仍然需要阅读的最后的理由。
书比人长寿，阅读也将永恒不朽。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17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