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史故事｜ 民进老一辈与绍兴的故事

历史文化名城绍兴，历来人才辈出，史不绝书。民进老一辈领导人中间，有不少人与绍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有的世世代代扎根于这方沃土，接受了历代文化遗产的厚赐，有的在这里开始人生的起步和事业的发端，有的在这里留下了难忘的足迹和珍贵的回忆。他（她）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义行美德，为人称道。

一

在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不知道马叙伦的名字。但他和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一样，祖籍都是绍兴，却鲜为人知。1987年10月22日，我陪马叙伦先生的长子马克强先生（民进七届中央委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顾问）回故乡绍兴寻根。为了让他好好看看沿途的水乡风光，我们特地安排他坐船前往马氏的祖居地——豆姜乡东家弄。一路上马克强先生的谈兴很浓。他告诉我们：这次回故乡是实现他父亲多年的愿望。马叙伦的高祖是地道的农民，曾祖是鞋匠，祖父三考出身，做过京官，父亲继承书香，写得一手好字，但一生坎坷，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马叙伦5岁时，父亲就给他延师破蒙，期望殷切，督教极严。10岁那年，他父亲去世，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可母亲一定要他继续读书，并对他说：你父亲一生不得志，你要好好替父亲争口气。就这样，这位贤母节衣缩食，以十指所得供他攻读，终于促其成才。谈到马叙伦一生的业绩，马克强先生感慨不已。在中国，马叙伦的名字是和开国元勋们连在一起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马叙伦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民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叙伦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与中共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考验。作为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马叙伦生前十分景仰绍兴的辛亥革命元老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蔡（元培）。马叙伦去世后，马克强又几次写信给陶成章的长孙、绍兴民进组织的创始人陶永铭先生，两位辛亥革命的前辈的后裔在绍兴相聚，共话民进的大业。

二

在民进老一辈领导人中间，除了马叙伦之外，周建人是担任领导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和绍兴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领导人。他在1919年举家离开绍兴搬往北京以前，在故乡生活了31年。当1888年11月12日（清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九）周建人出世之时，正是“汝南周”这个有700多年历史的大家族处于“颓运方至，变故渐多”的时候，周建人的少年时代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从1892年周建人刚懂事算起，到1907年成年为止，他一家先后去世了包括父亲和祖父在内的10位亲人，以至于到了借贷无门，走投无路的境地。困苦的家庭环境和一场接一场的不幸遭遇，锻炼了周建人在困境中求生存的能力。他从5岁开始就学着帮母亲糊银锭，这种艰苦的童年生活，在周建人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印记，当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以后，仍然过着简洁朴素的生活。他在北京的住宅内除了书刊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外，几乎没有一件奢侈的摆设。周建老的同乡和战友柯灵先生说：我认识乔峰老人四十余年，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淳朴，如璞玉晶莹，不假雕饰，山泉清澈，映日生光。一口浓重的乡音，闲谈中经常有许多话题，流露出对故乡的怀恋，老人原籍绍兴，衣锦还乡，自然少不得对亲戚故旧的照应。他该接见的接见，该回信的回信，待人接物，一如平时。对经济困难的，慷慨解囊——对一位本家的长辈，按月寄钱，出差时也不漏寄，对年轻一辈资助学费，鼓励他们上进（柯灵《乔峰老人——为<周建人文选>而写》）。周建老不仅关心故乡的亲友，对绍兴地区的建设也一直予以很大的关心。解放后，他先后多次来绍视察，每次都留下了宝贵的指示，他曾在一次讲话中，希望故乡人民发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发愤图强建设家园。“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十分困难的历史条件下，为保护绍兴的名胜古迹免遭破坏，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周建人，就没有今天绍兴的东湖与兰亭。1981年，周建人已经93岁，还以颤抖的双手，为家乡的一所高等学校题了词，这是周建老生前留给绍兴人民的最后一个纪念。周建人生前十分关心浙江的民进组织，他曾表示：希望能在我的家乡绍兴发展民进组织。在民进中央的直接关心下，周建老的这一愿望终于得到实现。1982年12月25日，绍兴成立了民进市委会筹委会，1985年12月24日，市委会正式成立，至今已发展会员160余人。

三 

柯灵，是又一位与绍兴关系十分密切的民进老前辈。柯灵原名高季琳，学名隆任，绍兴县斗门镇人。1909年出生在一个以幕僚为职业的家庭。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母亲守节寡居，抚育遗孤，备尝艰辛。他的幼年是在母亲的严格庭训下度过的。稍后，他入斗门镇上的辨志小学念书。柯灵自幼聪慧，尤喜读小说，爱写作，也擅长绘画，由于父亲早死，家境不佳，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15岁那年，经人介绍到陶堰浔阳小学教书，由于教学相长，学问大有进步。时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他接触到大量新文艺作品，特别喜爱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鲁迅先生每发表一篇作品，我都找来读。鲁迅的影响，使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懂得‘爱’与‘恨’，懂得追求光明。”他的学习写作，也始于这一时期。1924年，他在《越铎日报》发表了《斗门提灯会记》，1926年，他年仅17岁，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叙事诗《织布的妇人》，稍后，又发表了《龙山杂记》等散文。绍兴名胜柯岩，山峦钟秀，颇有灵秀之气，高季琳年轻时，喜爱故乡的山水，故取名“柯灵”，从此以笔名闻名于世。后来柯灵虽家居上海，但他情系故土，在著作中屡屡提及绍兴。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离开绍兴五十多年，在外奔波多年，惭愧的是不能为故乡出力，做点什么好事。但我作为故乡的儿子，没有忘记故乡的山水草木、父老兄弟对我的养育之恩。1984年10月7日，绍兴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柯灵应邀出席并且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对故乡文艺工作者的期望》的讲话，衷心祝福绍兴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更多的王羲之，更多的陆游、徐渭！出现新的鲁迅！198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取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批准，决定出版一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大型画册，绍兴卷编完以后，需要请熟悉绍兴风情的名人写一篇序言，编委会的同志首先想到了柯灵。于是专程赴沪约请，8月8日，柯灵为这部图文并茂的画册写了一篇名为献词的序言。全文不过1000多字，却写得大气磅礴，回味无穷，字里行间充满了浓浓的乡情，至今仍为绍兴读者所称道。同年7月1日，绍兴市文联创办的地方性文学杂志《野草》问世，聘请柯灵为名誉主编，柯老欣然应聘并且先后寄来了数篇文情并茂的佳作。以后又担任了由该社主办的全国性大赛“金马杯”短篇文学大赛征文活动的评委会主任。在柯灵的支持和指导下，《野草》办得颇有特色，在全国市级文学期刊中独树一帜，受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表扬。也是这一年的11月，柯老和巴金、周谷城两位大师一起联名致信浙江省人民政府，建议举行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夏丏尊先生（绍属上虞籍）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1986年6月15日，他又冒着炎热亲赴上虞出席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夏先生的百年祭：“欲造平淡难。”1993年春天，在绍籍港胞的大力资助下，绍兴又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绍兴博物馆落成，需要请高手写一篇陈列前言，作为博物馆的总介绍。这篇前言必须写得很短但又要反映出绍兴7000多年的文明史，非大手笔不能胜任。绍兴市的领导和知识界又一次想到了柯灵，当时柯老正在病中，但仍抱病执笔，短短300字的前言，字斟句酌，花去了他整个假期的休息时间。真可谓呕心沥血。文章出来后，各界人士争相传颂，许多人诵读再三，到了可以背诵的地步。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故乡人民的真挚感情，是写不出这样字字珠玑的千古文章的！1994年6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绍兴名人辞典》问世，该辞典收集了古今绍兴各界名人2700余人（其中包括众多有成就的民进会员），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称之为“在绍兴地方性文献中具有开拓意义的力作”，柯灵老人欣然为之题写了书名。

四 

在民进屈指可数的发起人中间，有两位中国杰出的女性都和绍兴人发生了密切关系，成为绍兴人的“媳妇”，这就是许广平大姐和雷洁琼大姐。在中国，许广平的名字是和鲁迅连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关系真可以用“以沫相濡，肝胆相照”来形容。许广平从大量鲁迅的著作中，早已了解了绍兴的历史，对于自己的“婆家”可说是神驰已久。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鲁迅生前未能携许广平一起回故乡探亲。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日夜都向往着到绍兴去。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未到上海以前就憧憬着绍兴。到住在上海的20年间，每年都有几回讲起它，积而久之，觉得这一个旅行已是自己的心愿，或者可以说是精神的负债，总好像有不安的情绪在疚歉，待要清偿……”（许广平《第一次到了鲁迅先生的故乡》）1948年春天，许广平终于下决心实现她的宿愿，她和周建人等一行七人从上海转杭州、萧山进入绍兴。临行前，饱经风霜的广平大姐兴奋得睡不着觉，绍兴对她来说实在太具诱惑力了。这次绍兴之行，满足了她的许多宿愿。她坐上乌篷船，饱览了鉴湖的风光，然后又谒禹陵，上府山，下东湖，登快阁，“恍如去到另一个世界”。尽管山河依旧，但解放前夕的绍兴，经济萧条，满目疮痍，她因而寄希望于将来：希望将来有人注意，考虑把绍兴改成教育文化区，在这里造就学者、大中小学人材，一定能在安定生活下专心求学，一定会有好成绩贡献给社会。那时人杰地灵，在合力开发之下，无形之中把绍兴推进一步，使现在的残破朽腐化为神奇，合于现实需要，那才是人类显示力量，变换环境的真正好榜样……近半个世纪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广平大姐的眼光和见解是何等的深远。鲁迅、许广平与周海婴这次回绍兴，还使她有机会沿着鲁迅先生当年的足迹，遍访了周家新老台门、长庆寺等古迹，并且祭扫了周氏的祖坟……回上海后，许广平接连写了《第一次到了鲁迅先生故乡——绍兴行》《绍兴与鲁迅》等文章，畅谈她的访绍感想。1952年11月19日，她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渴望，再一次来绍兴参观鲁迅故居，她向绍兴的亲友介绍了北京筹建鲁迅博物馆的情况，并且应邀为鲁迅纪念馆题了词。1956年10月10日，许广平带了周海婴夫妇及章廷谦先生（即川岛，绍兴道墟人，民进老会员，时任民进中央委员）再度回绍兴访问，在参观鲁迅纪念馆的时候，她看到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布置得很完备，感到十分高兴。在陈列大厅，她巧遇正在参观访问的前南斯拉夫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依·安德奇和菲·孔巴多维，两位国际友人向景仰已久的“中国高尔基”夫人敬献了鲜花，摄下了珍贵的镜头。随行的新华社记者为广平大姐的这次绍兴之行，采写了题为《二十年岁月，三千里行程》的长篇通讯。许广平（右一）许广平生前十分关心浙江的民进建设，她和周建人一起发展了陈礼节、俞子夷等文教医卫界名人入会（浙江最早发展的民进会员中，许钦文、祝其乐等皆为绍籍人士），为浙江的民进组织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雷大姐和绍兴之间的渊源则是因为她的丈夫严景耀先生的关系。严先生籍贯余姚，而余姚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属于越国、会稽，越州和绍兴府的范围，民国时期甚至一度成为绍兴专署的所在地。这里的民风乡情和绍兴几乎一样，所以从传统的大绍兴的范围上，严先生也可以算是绍兴人。在绍兴所属八县中，除了山、会两县，数余姚的人才最多。1905年出生的东汉名士严光（子陵）的后代严景耀先生，就是余姚人至今引以为自豪的一位法学界的老前辈。上个世纪20年代，他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上个世纪30年代，他又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回国后，他先后为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的名教授，与赵朴初等共同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40岁那年，他和与他同龄的夫人雷洁琼一起，成为民进的发起人之一。历任民进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常委。受严景耀的影响，雷大姐心目中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婆家。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严先生健在时也未能回婆家探亲，这对雷大姐来说，始终是一件憾事。严景耀（左）与雷洁琼（右）1993年5月10日上午，雷大姐由时任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历史学家毛昭晰教授陪同，来到向往已久的余姚，参加河姆渡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当天下午，雷老和余姚市的领导班子成员亲切会面，晚上又专门接见了民进余姚支部的成员，勉励他们为当地的四化建设多作贡献。以后，她和余姚民进的同志多有联系。1993年3月，传世之作《余姚市志》出版，雷大姐欣然为该志题写了书名。 

五 

在绍兴上虞风景秀丽的白马湖畔，有一所名闻全国的名牌中学，这就是1919年由爱国富商陈春澜捐资20万元，由当地名绅王佐任董事会长，由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经亨颐先生为校长的春晖中学。1923年，学校正式开学，早期聘请的老师多为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学者名流如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刘薰宇、刘叔琴、匡互生、范寿康等。何香凝、蔡元培、黄炎培、陈望道、舒新城、李叔同、吴觉农、俞平伯、杨贤江、王任叔等曾来校授课讲学，张闻天、柳亚子、刘大白、胡愈之等曾来校考察指导，赢得“北南开，南春晖”的称誉。在琳琅满目的春晖中学的校史陈列中，可以看到夏丏尊先生的亲家叶圣陶老人1981年为春晖60周年校庆的题词：“愿祝精进，兼致红专”，“教学相长，德才并美”，可见叶老与春晖的关系也非一般。为了了解叶圣陶先生当年来春晖的详况，笔者利用1986年叶老长子、夏丏尊先生女婿叶至善先生来绍讲学的机会，当面向叶至善先生和他的夫人夏满子先生请教，并与叶圣陶著作的研究者、北大中文系的商金林老师一起探讨，终于弄清了文史学界长期争论不清的疑团。1928年春，胡愈之先生将赴法国留学，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叶圣陶与胡愈之、周予同、徐调孚等先生一起，从上海来到白马湖畔参观并在平屋（夏宅）小住，叶圣陶先生还为春晖中学作短期讲学（1986年胡愈之先生去世时，在整理他的遗物时，竟发现了这张保留了半个多世纪的珍贵的合影——足见胡愈老对于此次春晖之行的珍惜！）。1935年夏天，叶圣陶夫人在平屋小住时，身体偶感不适，圣陶先生闻讯后，再度从上海赶到白马湖。于是，在春晖的校园里，再次留下叶老当年的足迹……1923年夏丏尊与叶圣陶两家喜结亲家，当年在文坛传为美谈。

夏丏尊与叶圣陶、胡愈之等在春晖中学

叶至善夫妇的1986年绍兴之行，不仅是为了追寻父辈当年的足迹，也为了开拓绍兴的民进工作，在叶至善先生的直接过问下，春晖中学——这所素有民主传统的名校终于有了民进的种子。

叶至善（左）与父亲叶圣陶（右）

除了上述七位民进先辈外，担任民进中央领导同志中，或因视察的机缘，或在参观的途中，也有多位同志来过绍兴。他们中间有：赵朴初、陈舜礼、葛志成、叶至善等，虽然来去匆匆，但都在绍兴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迹。即使其中的片言只语，也称得上是“吉光片羽，犹可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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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民主》杂志1995年3期，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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