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好书 | 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用生命写就的百年长卷
叶至善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
作者简介
叶至善,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获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编辑“伯乐奖”。系叶圣陶长子。
《父亲长长的一生》是叶至善先生晚年为自己的父亲叶圣陶老人写的一部长篇传记。叶圣老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仙逝,在世九十四年。传记写到了老人仙逝那一天时,作者的语调是那么平静:“老人家不会回来了,我的《父亲长长的一生》该收场了。”至此,全书正好也是九十四个章节。这是一部用心血和生命写就的大书。至善先生开笔写这部40万字的大书时,也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其时他为了配合出版社,几乎以一人之力,刚刚修订完了皇皇25卷本《叶圣陶集》,在他女儿小沫看来,“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体力严重透支,但是他不能停歇”。他在传记的开篇短序中如是自道:“时不我待,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馀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说“练笔”当然是至善先生的自谦。他是叶圣老的长子,自幼就在父亲的亲手教导下识字作文、待客接物,年龄稍长一点又跟着父亲在著名的开明书店学习当编辑,可以说,至善先生不仅毫厘不爽地继承和发扬了叶圣老的道德文章,承续了那无人不称道的“叶家风范”,而且他自己也成了新中国编辑出版界和科普创作领域的一代名家,1956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时,他就是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因此,由他来撰写叶圣老的传记,应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用小沫的话说:“爸爸跟爷爷生活了七十年,一起经历了所有的国事家事。他清楚爷爷的理想和追求,他知道爷爷的为人和处世,他懂得爷爷的喜怒哀乐,他了解爷爷的文字和作品,所有这些都使爸爸在写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心中有数,笔下有神。”
然而,写作中的艰辛却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小沫和永和姐弟俩在本书的新版序言中,写到了至善先生写作时的真实情景:“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累垮了,在全神贯注写稿子的时候,他似乎忘了浑身的疼痛,连平日里急促的呼吸,都变得舒缓而平稳,可是一放下笔,他累得连脱鞋的劲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上,大口地喘着粗气,把速效救心丸放进嘴里。那时候他把什么都放在了脑后,连胡子也顾不得刮,浓浓的须髯天天在长,又白又厚,足足有半尺多长……”两年后,他终于完成了这部传记。书稿一交出去,他就病倒了。该书出版一年后,至善先生就静静地永别了他的亲人和读者。
我们真应该感谢他和向他致敬!可以说,他是奋力支撑着衰弱的病体,拼着自己的老命,分秒必争,以每天一千字的进度,与时间赛跑,终于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分量厚重的著作的。与至善先生有过多年的合作、也是这部传记初版的责任编辑缪咏禾曾评价说:“这本书是至善先生晚年创作的一个高峰,它叙写了上个世纪中一位中国文化人的心路历程和道德风貌,展示了传主叶圣陶与国家、社会、事业、家庭等众多人际间的丰富关联和互动,书中叙写的种种人和事,既是对历史的记述,又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传承意义。”这番评价,堪称公允和中肯。
从叶圣老到至善、至诚、至美三兄妹,再到小沫、永和这一代人,叶家文章讲究的都是平实、缜密、熨帖和规范,好比写字,但求横平竖直,不飘不野,不怪不浊,少有花哨和绮丽。至善先生写过一首《蝶恋花》词,说到“订史删诗”这等编书作文的工作,乃是“句酌字斟”的圣人事业,“信手丹黄宁复可?难得心安,怎解眉间锁”。他写《父亲长长的一生》,也是用了平实、沉静、眼见为实的散文笔法,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从不纵情渲染,更不故弄玄虚。
叶圣陶老人的一生,历经了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诞生与壮大的近乎百年的漫长历程,可谓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真乃今古罕见的人瑞。他不仅是各个时代动荡变迁的见证人,也是许多方面的直接参与者。屈辱、抗争、启蒙、科学、民主、自由、抗战、革命、解放、和平、建设、反思、改革、开放……百年征程,千山万壑;家国欢愁,起伏曲折。而叶圣老和他们那一代人,肩负着文化启蒙和传承的使命,忍受着灵魂救赎与自救的煎熬,奋勇前行,都坚实地迈越了。可以想见,至善先生在叙写自己父亲这一生时,必定也是怀着深深的敬佩和感慨之情的。然而他知道,他要写的是历史,而非文学;他所追求的是“真”,而不是“诗”。这就要求他下笔之前必须头脑冷静,控制感情,只用真实的事实来说话。因此,这部书最为感人的力量,首先就来自它的真实可信。作者对自己的父亲、对父亲所经历的人与事,虽然有着那么深厚的感情,但落实到文字上,却是那么的冲淡、平实与隽永。这种写法,才是司马迁、班固创下的史传传统的“正脉”。例如书中第29节,写到日本人轻易侵占了东三省,上海的风声也一天天紧张起来:那天三点过后,父亲想上街去看看,在门口正碰上周建人先生从外头回来,就问他有什么风声,周先生说:“听说会冲突起来的,还是避避的好。”父亲不再多问,对母亲说:“提前吃夜饭,吃完逃难。”就这么一两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和细节,却把当时黑云压城的气氛逼真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该有多少东西可写。哪一段家庭悲欢和个人经历,不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时代风云休戚相关?如何取舍与剪裁,对作者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写作智慧上的考验。当初这部传记的写作缘起,是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和了解史实,作为25卷本《叶圣陶集》的“附卷”,即《传记和索引》来完成的。因此,至善先生给自己定了一条清晰的写作原则:“传记想尽可能配合前边的25卷往下写。有些人和事,在某篇中已经由作者交代明白,我就写得概括些,甚至简略提一下,请读者参看某些文篇就算了。有些人和事,作者未曾提起过,料想读者希望知道,恰好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印象,我就适当写上一些。”无疑,这种材料上的取舍和详略选择,是建立在对传主已有的文字和作品的全面知悉和熟稔,对叶圣陶平生各个时期的交游圈的充分了解和熟识的基础上的,唯其如此,才能做到小沫所说的“心中有数,下笔有神”,才能多侧面地、栩栩如生地写出“一个真实的、勇敢的、敢爱敢恨,一生都在追求光明,追求正义,以天下为己任的叶圣陶,一个工作上孜孜不倦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情,生活中孝敬父母,关爱妻儿,把家庭时时放在心上的叶圣陶”。例如第12节,写到了1921年1月4日,叶圣陶的朋友们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的研究者写的有关文学研究会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至善先生就没在这件事上多花笔墨,而是以父亲这个时候“躲在甪直一门心思作新诗”,其中有一首“教育诗”《成功的喜悦》为例,重点写了父亲一贯倡导的应该让小孩子独立去尝试、去发展自己的儿童教育观,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叶圣陶。而这首教育诗中的主角,正是幼年的至善本人。
因为有七十年的时光,作者几乎是时刻伴随在自己父亲身边的,他不仅亲眼目睹了传主一生中的重大的“行”,也深切地感受到和记住了传主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的“言”。这是至善先生比一般人写叶圣老的传记更具优势之处。因此,记言记行并举,大节细节并重,是他这部传记的又一特色。抗战期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个人和家庭又怎能希求更好的命运?叶圣老一家老少流离失所,上海、苏州、杭州、南昌、九江、汉口、宜昌、重庆、乐山、成都、桂林……真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传记中用了大量笔墨,记录了叶圣老一家人在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的生活,叙写了叶圣老在国恨家仇的艰难岁月里,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朋友们一道,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不辍民智教育,抢救和保存文化资源,为了救亡图存的理想而忘我工作的真实情景。至善先生从叶圣老一言一行的细节入手,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使读者从细枝末节里也可辨认出一个同仇敌忾的大时代的样子,也能听到一个大时代里的真实的风雨声。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就这部传记的丰富与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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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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