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好书 ｜ 楚庄：读《我是编辑》
作者简介
叶至善，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开明书店编辑，获得中国福利会颁发的妇幼事业“樟树奖”，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老编辑“伯乐奖”。系叶圣陶长子。
“且不悔为人作嫁”
——读《我是编辑》
文/楚庄
“我是编辑”，在这朴素、朴质的话语中，蕴含着至善同志对编辑工作的自许、自勉、自珍和自豪。以至善同志的实践和实绩，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学家、文字学家、科普作家以及词章家等等，但至善同志说：“方才大会主持人加给我的两个头衔都取消。我是个编辑。”“我是个编辑”，我以为至善同志是把“编辑”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身事业和社会岗位。
编辑，当然不必说是唯一最伟大最崇高的工作，但却是关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文化积累和知识传播的重要环节。中国最早的编辑应该算是孔子。孔子整理历史文献，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都是编辑工作。还有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主要也是编辑工作。传世的古籍如《论语》《吕氏春秋》《战国策》《淮南子》《昭明文选》等等也都是经过编辑的发掘、整理而成书的。唐宋以后的历代的类书《艺文类聚》《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更都是巨大的编辑工程。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许多光辉的名字，都是和编辑相连系的。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编辑工作正是他战斗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编辑《莽原》《语丝》《奔流》《朝花》等刊物，编辑报纸副刊，编辑丛书，编译外国文学和理论文集，编校古籍。鲁迅一生的最后一年里，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就用在编印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上。
叶圣陶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部童话集的作者，参加创办了新文坛上第一个新诗刊物，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之一。和叶圣陶以文学著作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叶圣陶把毕生主要的精力用在编辑工作上，用在通过编辑工作发现人、培植人、教育人上。叶圣陶从事编辑工作七十多年，主编过《文学周报》《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刊物。当时是二十多岁青年的丁玲、巴金、施蛰存、戴望舒等的处女作就是叶圣陶在编辑刊物时发现和发表的，叶圣陶的帮助和鼓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1930年以后，叶圣陶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明书店编辑工作上，主要编辑中小学课本和青少年读物，并长期主编《中学生》和其他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期刊，把全部精力用来帮助和指导青年学习和做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叶圣陶任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成立的教科书编委会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亲自领导编辑新中国第一部教材。在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仍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为我国的教材建设和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改革倾注了全部心血。叶圣陶不仅以他的学识和著作，而且更以他的道德精神和人格力量感染、培育、引导了一代又一代人，被尊为“一代师表”。
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邹韬奋，也以主要的精力倾注在编辑和出版工作上。邹韬奋从1926年10月主编《生活》周刊开始，到1944年7月逝世，先后创办、主编了十一种刊物和报纸，出版的几十册著作中，大部分也是作为编者和记者的评论、报道和与读者的通信。才华横溢的邹韬奋献身编辑事业以唤起民众、引导青年，他六次流亡，一次被捕，始终不屈不挠，是民族危亡时期卓越的文化战士和民主斗士。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爱国民主运动中还有像胡愈之、郑振铎、冯雪峰、胡风等等许多以编辑为事业的文化战士，他们都在民族文化园地里耕耘、播种、育苗、培才，为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
我们这些完全可能在个人著述和创作上有更辉煌的成就而甘愿献身编辑事业的前辈，并没有慷慨豪壮的宣言。但邹韬奋曾有几句很朴素的话，或许可以道出他们的胸怀、抱负和追求。邹韬奋说：“其实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这里的“裨益”于人，就是“裨益”于青年，“裨益”于人民，“裨益”于社会。我以为至善同志说的“我是编辑”，正是继承这些前辈的事业和精神。至善同志在他这本文集中提到：他“努力让这个刊物所选定的这一部分读者能得到最大的真正的益处”（36页），“在让读者得到实益的前提下，编辑和作者只有密切合作……”（365页），正是邹韬奋“裨益”于人的精神，而至善同志在本书扉页上《蝶恋花》首句“乐在其中”不也正是邹韬奋所说的“最愉快的事情”么？至善同志在本书中所提到的编辑工作是“跟当工程师当艺术家没有什么两样”，我认为，这是说编辑要鉴别作品，特别要以“添毫”“点睛”来完善作品，以“裨益”于作者和读者，这是创造性的劳动。因此，编辑工作者完全应该“珍视和自豪”。
我有幸是《我是编辑》排成校样时的读者，情不自禁地写了以上一段读后感。至于《我是编辑》一书中丰富的编辑经验，以及其中含蕴的编辑思想、编辑艺术、编辑道德的流露，读者当能自己品味参悟，我不能也不应强作解人。本书出版时适逢至善同志八十诞辰。仁者寿。我谨以此文祝至善同志“能再干个一二十年，编出基本自己觉着还过得去的，别人看了还有点儿益处的书来”（180页），为社会主义文化“意拳拳尽力添砖瓦”！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1998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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