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学术史研究及其方法论辨正
编者按
《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言之于外国文学学科的隐喻义早已成为一种常识。然而研究外国文学绝非仅仅是为了解、认同又或谋得一份雅致的营生，“他山”亦非彼岸或乌有乡，百余年前那为吾国吾民“别求新声”的焦灼以及站在本国立场上解决自身问题的“攻玉”，才是世代学人皆不应相忘的初衷。
可这“问题”意识又从何处来？早已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常规武器”的学术史研究当为一解。良史不止于忠实地记录、全面地搜集，更在于身处“当代”的材料组织者所求之问和所怀之观。兴发于德意志统一时，为梁启超借鉴时的学术史研究均如是。何为经典？何为家国？为何兴衰？历经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这些学术史研究的应有之问，连同在相关研究中被无数次证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道，沦为被解构、质疑的“宏大”之物，渐渐被耻于谈论。
然而历史与当代，从来都不应各自孤立，当代问题的解答，不止在当代，更在于史中。当今之世，瞬息万变，身处命运共同体中的我们，只会比以往更需要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从自身问题意识出发的真知和灼见，存他者之异，求世间之同，解己身之惑。批判和自省从来都是必需的，但不问来处，盲从他人之“问”与“观”，求得的只会是割裂历史，无助于消除当下的傲慢与偏见。
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思想解放时期，每一代的外国文学学者，都站在当下问道求解。若说始于1960年代，完成于1990年代的“三套丛书”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人一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心血，那么由陈众议先生倡导，众多所内外同行专家参与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就是外文所学人于新世纪的新解。该工程对学术史研究这一常规武器的升级打造，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作用的坚守，已经先于国家提出对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要求，以及对外国文学学科的调整举措，开始了符合本学科需要的、新的探索实践。
在本期“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陈众议先生对学术史研究及其方法的辨正，也可以看到几位认同并积极参与学术史研究实践的前辈学人对相关理论及方法论价值的高度肯定，以及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学术史研究中的意趣心得。但回望不是为了总结，而是呼唤新的开端，是期望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学科史、观念史、学人史的研究之中，是盼望外国文学的学者可以一直立足当代、从我出发，在持守与承继中不断更新问学之道。
本专题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心特约稿件。
陈众议，文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内容提要 学术史研究是文学研究的常规武器。然而，在林林总总、熙熙攘攘的当代学术思潮中，这种常规武器被有意无意地淹没、忽略和遗弃。随之失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于是，唯文本论和形式主义、碎片化和虚无主义大行其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自世纪之交开始萌生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动议，并邀请数十位所内外专家加盟，先后对数十位（部）外国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性阐释。
关键词 学术史研究 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 经典作家作品 《塞万提斯》
在我孩提时代，江浙一带（也许还有中国的其他地区）尚流行着一门古老的手艺——锔瓷。手艺人穿街过巷，吆喝着“修茶壶补碗”。于是，人们拿着一摞摞破碗碎盆，请手艺人修补。这是个极费心力又多少有点吃力不讨好的活计。一只老碗旧盆，碎成了十瓣八瓣，甚至更多爿爿，却非要用金刚钻、铜钉和钢砂将其还原。“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个谚语便由此产生。
之所以要提这档子陈年旧事，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的文学研究也出现了碎片化现象。同时出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阙然。要补正阙谬、改变学术碎片化形态和虚无主义倾向，学术史研究也许是首选方法之一。于是，从2000年至2003年，经过三年准备，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于2004年设立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
一
学术史研究兴发于俾斯麦时期，适值德国统一并作为强国崛起。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多少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从此，德国学术再次影响现代西方乃至世界学苑。我国早期学术史研究起始于“百日维新”。受“体”“用”思想驱使，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显借鉴学术史研究方法，指出：“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诚哉斯言！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图片源自网络）
学术史研究方法虽然早已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常规武器”，但从过去三四十年的情况看，无论国内国外，它都面临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成规模地重启学术史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重意义：（一）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经典在此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因此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颠覆。因此，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藉经典重构以实现价值重塑则是进而求其上的诉求。（二）在作家作品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这是避免和杜绝低水平重复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三）阻断现代主义以降唯文本论所奉行“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形式主义批评，让文学作品适当回归其从出的土壤。关于这几点，且容稍后细说。
有鉴于此，外国文学研究所自世纪之交开始萌发“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的动因，并开始约邀院内外同行专家，于2004年初申报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经年至此，渐成规模。同时，本课题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我为主，从我出发，在进行历时和共时双向梳理的基础上使相关作家作品研究擢升至新的高度。
毋庸讳言，“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二十世纪五十至九十年代——“文革”时期一度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业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图片源自网络）
众所周知，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社会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亦然。甚至可以说，我们是先有外国文学学科，后有中国文学学科。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就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以至于取法“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拿来主义，但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倘能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学术史研究，那么不仅可以重构经典谱系，对于“三大体系”建设亦当不无裨益。
二
课题经年累月，迄今为止已出版两个批次：《外国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和《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文集》，包括十六部专著和配套的十六部译文集，前者凡《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歌德学术史研究》《雨果学术史研究》《左拉学术史研究》《高尔基学术史研究》《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庞德学术史研究》《海明威学术史研究》《普希金学术史研究》《康拉德学术史研究》《茨维塔耶娃学术史研究》《狄更斯学术史研究》《哈代学术史研究》《菲茨杰拉德学术史研究》《索尔·贝娄学术史研究》《芥川龙之介学术史研究》，后者是与之配套的研究文集各一卷。待出版的第三批次则包括《希伯来经典学术史研究》《乔叟学术史研究》《泰戈尔学术史研究》《〈一千零一夜〉学术史研究》《巴尔扎克学术史研究》《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史研究》《莎士比亚学术史研究》及相应的研究文集各一卷。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第一、二辑，译林出版社供图）
学术史研究既是对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过程。每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地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诸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和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学术史背景，研究古典作家作品是很难想象的。但学术史梳理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摊、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的尽兴而为，何况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牵涉语种繁多。更何况经过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项目主要立足于有关经典作家所在国和所在语种的研究成果，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并适当观照其他，尤其是那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以期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着重体现建立在学术史基础上的作家作品研究成果。都说二十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但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决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也是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适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摹仿到虚拟，从代言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这就是说，不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也都是当代文学。而文学研究正是使相关文学作品“当代化”的最直接、最深刻的过程。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项目却是关乎经典其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描述和论证方式。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学术史研究方法取法常识。而常识也往往是最接近真理的。首先，它所针对的唯文本论是现代形式主义批评的集大成者。后者在“作者死了”或“文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拔起萝卜不带泥式纯而又纯的形式主义的包装下招摇过市，兜售的却是极端相对主义，其结果便是使文学批评变成毫无客观标准的自话自说。当这种自话自说的形而上学与众声喧哗的消费主义（或谓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完成合谋时，常识（甚或真理）也便成了被嘲弄的对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所遵从的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伪装下的“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而学术史研究方法则是将鲁迅和张爱玲还原至其从出的历史语境、社会土壤，那么孰是孰非也就不言自明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张爱玲毫无价值，她的才华和机巧有目共睹，但她远非民族文学的标志，自然更非民族的脊梁。
其次，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始终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指向。而三者的背后是变迁的社会历史。拿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的接受史或经典化过程为例，三者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它们的互动犹如三角原理，其等边与不等边在不同尺度的作用下演化出几近无限的形态，但它们归根结底依然是三角形。某些现当代文学批评思潮抽取了其中一边或者两边，使之成为一维或二维存在；又甚或夸大三角形的无限可能性，却舍弃了它作为三角形的本质属性。而所谓反本质主义的本质主义也只有在极端相对主义的维度上才能将虚无主义推向极致。
且说只有塞万提斯能够创作《堂吉诃德》，其中的偶然性似乎超过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就是文学的奇妙，它可以在作家和作品的小宇宙中自成逻辑，而广义读者（包括学院派和一般批评家、鉴赏家）的功用是发现其经典性、非经典性或二者之间的巨大可能性，当然还有字里行间的隐秘。这也是文学不同于历史的重要面向，尽管新历史主义等“后主义”同样将历史视作关于历史的书写：“文本”而已。
（《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和《堂吉诃德》，图片源自网络）
塞万提斯也只有在十六世纪末的西班牙监狱中才能够创作出《堂吉诃德》，但他和他的作品并不为同时代读者（尤其是同时代文坛的泰山北斗）所理解。在喜剧一统天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隐藏在喜剧背后的悲剧元素并没有被发现。必得到浪漫主义时期，塞万提斯的一腔愤懑才首次被发现并彰显于浪漫派力透纸背的字里行间。当然，在这之前，塞万提斯已经带着他的《堂吉诃德》迁徙到了欧洲主要国家，被嘻嘻哈哈的读者当作嘻嘻哈哈的读物。与之相似的也许还有莎士比亚。后者也是在喜剧充斥的环球剧场中被忽略了悲剧精神。在同时代文坛泰斗的眼里，莎士比亚也只不过是逗人一笑的主儿。及至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莎士比亚才以有限的几部悲剧和塞万提斯携手登上大雅。在海涅看来，“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记事、戏剧、抒情诗这三类创作里各个登峰造极”。
海涅第一次读《堂吉诃德》时，在自家花园的葡萄架下边读边哭了一夜。百年后，纳博科夫在哈佛课堂上满腔愤怒地将《堂吉诃德》撕了个稀巴烂。用最简单的方式推论，海涅将自己等同于堂吉诃德，因而对其遭遇感同身受。这也是一般文学史家的看法。而纳博科夫之所以当众撕毁《堂吉诃德》，并非因为他不喜欢这部作品，而是出于对其作者的愤懑。用他自己的话说，若非作者残忍得可怕，就不至于把堂吉诃德描写成令人捧腹的笑柄。由此可见，他同样怜惜愁容骑士，却对塞万提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显而易见，他把后者当成了丧尽天良的独裁者。那么，问题来了：曾经或还在捧着《堂吉诃德》哈哈大笑的读者又当如何自处呢？关于莎士比亚，也许同样是基于诸如此类的立场，拥抱时代精神、体现市民价值（或许还包括喜剧和悲剧兼容并蓄，甚至在悲剧中掺入笑料），这个海涅眼里的戏剧巨头受到了托尔斯泰的批判。
总之，一方面文学是有规律的，并非后主义笔下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它同时代社会的关系，犹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浓缩在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或抒情诗）、成年的小说中，或者神话是首，史诗是肩，戏剧（或抒情诗）是胸，小说是腹，如此等等。另一方面，每一位经典作家、每一部经典作品又如此不同地美美与共着。
必须承认，比喻总是不准确的，却又十分文学。而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则是要重新探讨那些似乎已经成为习见的“不是问题”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文学经典？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何如？还有，它们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还是歌德所说的“这一个”，甚或钱锺书强调的“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共性？作家与作品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安在？广义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在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都是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的基本范畴。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0年第3期“专题·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艾 萌 校对：袁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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