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文学研究 | 疫病与种族主义：2020年英语文论研究回顾
内容提要 英美防控新冠疫情不利导致社会不公和种族主义痼疾恶化，2020 年英语文论研究的核心由此落在重访人类流行病史以诊断当下处境以及反思和批判种族主义上。本文通过回顾英国《全球史》学刊召集的跨学科国际论坛“改变世界的大流行病：关于新冠疫情的历史反思”，解读《后殖民文学批评》的《黑豹》研究专刊，评述重写美国种族主义历史的新著《种姓》，简要展示2020年英语文论的研究态势及重要成果。
关键词 流行病 《全球史》 种族主义 《黑豹》 《种姓》
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世界各国掀起了抗疫战争。这场“战疫”没有硝烟、不动枪炮，死亡人数可能不及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但它将全体人类动员起来，逼迫人人投身其中，不存在置身事外的中立国。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塑造了战后的国际社会秩序。不难观察到，此次抗疫战争也正在改变世界，催化人们反思现有的政治制度、道德伦理，促使社会文化观念发生扭转和修订。在英语世界，英美两国对新冠疫情应对不利，使得种族不平等具象化为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底层人民畸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2020年5月25日，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到暴力执法死于非命，该事件迅速引爆有色族裔压抑已久的愤怒，多个城市出现街头骚乱。失控的新冠疫情、大数据与弗洛伊德之死，合力将深埋在美国体制和国民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主义顽疾暴露于世界面前。当反种族主义街头运动跨过大西洋从美国传播至英国，运动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英语世界社会生活的年度关键词。
(“黑人的命也是命”，图片源自Yandex)
回顾2020年，流行疾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联互动效应、种族压迫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性，人文研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直面大众的疾苦。正因如此，重访人类的流行病史以诊断当下处境、反思和批判种族主义，当仁不让地成为2020年英语文论研究的核心主题。
历史学家戴蒙德在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写道：“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种族屠杀来塑造现代世界的历史。这些冲撞产生的回响许多世纪后仍然没有平息……”流行病，尤其是全球爆发的大流行病，常常是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因为它不仅对国家或地区的物质基础、医疗水平发出拷问，对政权的地基和社会秩序提出挑战，而且向经久的习俗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发起攻击，而这一切都刻写在人类的思想和语言中代代相传。因此，流行病研究不仅属于医学史研究范畴，也是哲学、伦理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文化研究的课题。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曾讨论流行病为何在人们的认知和文学修辞中总是与社会失序、道德疾病相互勾连。正是意识到流行病重塑世界的力量和流行病研究的跨学科特性，英国《全球史》学刊于2020年以“改变世界的大流行病：关于新冠疫情的历史反思”为题召集了一次国际学术论坛，以期对正在发展的新冠疫情做出人文视角的诊断。论坛邀约了来自五大洲的十余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欧洲史、非洲史、中国史、古典学、经济学、人类学和人文研究，从古典时期延伸到当代，其中半数是对基于国家或区域的疫病防控做出的应对策略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如《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病毒：流行病带来的社会教益比较》《流行病风险：流感爆发、公共健康与培养自力更生的印度公民》《新冠时代的流行病，本土社群和公共卫生：从殖民时代危地马拉的天花疫苗接种运动启示说起》《1918—1919年大流感记忆如何帮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确应对新冠疫情》等。这些文章力图借助生物学、社会统计学、社会意识形态维度的历史研究来思考发达国家和地区与第三世界在新冠疫情下的不同处境，预估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多方面后果，以向国际社会发出预警。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与《疾病的隐喻》，图片源自Yandex）
从外国文学研究专业的角度看，本期更有学术启发价值的是三篇比较历史学文章。一是南非开普敦大学霍华德·菲利普斯撰写的《三场大流行病中的宗教与科学：1817年，1918年和2019年》。文章关注的焦点不是疫病本身，而是疫病与信仰、集体意识的关系史。通过检视两百年内发生的霍乱、流感和新冠肺炎这三场大流行病，作者追踪了全球不同宗教群体所信奉的灾难理论随着时代发生的改变，并考察其原因。作者认为，只有从历史视角研究疫病阐释与信仰话语的流变，我们才能理解各信教群体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不同立场，予以客观评判。二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提摩西·布鲁克提交的《大型流行病比较研究：都铎-斯图亚特王朝和万历-崇祯年间的鼠疫，1567—1666年》。布鲁克发现，鼠疫在欧洲和西亚历史中是有详细记载的大事件，但在中国史书上却是语焉不详的边缘事件。他对照中国明清两代和英国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史料，试图将两国的相关历史叙述整合为一段全球疾病史。文章在核查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以中国的北直隶省（今河北省）和都铎-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作为调查对象，比较了鼠疫在政坛、文坛和宗教领域产生的影响。三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瓦雷斯卡·胡伯的论文《大流行病与差别政治：通过19世纪的霍乱重写国际主义的历史》。论文以重访国际主义在健康领域的起源为契机，还原了19世纪霍乱爆发所引发的政治压迫、社会不平等、科学纷争等社会危机，由此得到了一个与当下新冠危机进行比较的可能性以及一个重述思想史的设想：把帝国史和社会史相结合，重写一部更为扎实和丰富的国际主义历史。
人类面对流行病威胁的时候，为何会在思想认识、共同体意识、社会协作和科学措施上做出不同的应对？上述三篇论文基于跨越时代、地域和宗教社群的比较历史研究，揭示了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感知方式、生活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有了对差异的认可，也就有了基于全球史观重修历史的可能——如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和一神教中心主义重修全球疾病和疾控史，突破普世主义重修思想史和观念史。
去中心意识，是洞察、体会、认同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对于文学批评从业者来说，丢掉中心主义观察过去、理解现在，才能得到更为公允、更有深度的思考。在此，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的批评文章《2019冠状病毒时期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示范。
（大卫·哈维，图片源自Yandex）
为什么要在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全球的时候强调反资本主义政治？通过比较研究，哈维揭示，在应对新冠疫情上，距离新自由主义最远的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远比新自由主义西方国家更为胜任。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由消费主义驱动，当消费场所因疫情关闭，大多数富裕国家便受到致命一击，唯一的拯救措施是一场由政府出资来激发的无中生有的大众消费主义。此外，欧美肺炎病情的阶级化、性别化和种族化特征日益触目惊心，以非裔和拉丁裔为主体的关键岗位劳动力和以底层妇女为主体的一线看护面临着要么受感染病死要么失业饿死的两难困境。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所构造的独特社会形态下，欧美抗疫宣传纷纷采用“我们同患难共命运”的说辞，更像是国家政府有意牺牲劳工阶级的阴险盘算。也正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反衬下，社会主义政策对防控疫情和复苏经济所起的效用才格外清晰。哈维透过新冠疫情这一观察镜片，窥见并揭露了新自由主义重塑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最终重申《资本论》的唯物主义立场。文章所蕴含的体察、关怀和反讽，值得所有人文学者借鉴。
剑桥大学的《后殖民文学研究》每年要邀请业内专家围绕一个文学或文化议题做一期专刊。2020年的议题是美国超级英雄电影《黑豹》。这部电影讲述了虚构的非洲国家瓦坎达发生的王位更迭的故事，主角特查拉是首位在美国主流漫画中登场的非裔黑人英雄。影片场景横跨非洲和美洲，主创为非裔黑人，上映后美国本土票房位列三甲。《后殖民文学研究》选择这部两年前的旧片作为最新年度话题，主观用意不难猜测：关注非洲黑人文化，思考非洲及其流散后裔的现状和未来，声援英美反种族歧视运动。
（《黑豹》，图片源自豆瓣）
在专刊收录的四篇论文中，俄亥俄州立大学人文学院的阿德埃科教授和伦敦国王学院英文系的卡比尔教授认为，《黑豹》作为黑人主体的超级卖座影片，展现了明确的后殖民批评立场和独特的非洲未来主义叙事，具有里程碑式的现实意义和文化价值。
阿德埃科教授指出，虽然影片《黑豹》改编自美国系列漫画，属于流行文化产品，但其主旨表达建立在一个深有意味的隐喻或寓言上——叙事的展开是把全世界设定为后殖民状态。这有两个具体表现。其一，讲述瓦坎达的故事时，影片有意让王国统治者多次使用“我们的方式”（our way）这种突出主体性却没有意识形态说明和支撑的宏大叙述来指代国家行为的重大目标或目的。在非洲后殖民话语中，这一目的论表达式来源于加纳作家阿尔马赫的小说《两千个季节》——原型为“正确的方式”（the Way）。该表述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差异性甚至专断性，它在电影中一再重复，凸显的是后殖民社会的自尊培育机制。其二，讨论到国事上的重大分歧，人们一般相信，在常态下，国家机器是能够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而瓦坎达却一贯依赖仪式化的流血战斗来实现政权更迭。影片的核心结构是三场血腥的肉搏，依据电影的叙事，这种肉体对抗对于长久维系瓦坎达的社会共同体和社会自尊心似乎至关重要。阿德埃科认为，影片并行的这两个叙事特征本质上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后殖民批判：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向全球推销自由的道路变得畅行无阻，而与自由同步推销的是一种中性的、没有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加掩饰地劝人认命的政治宿命论，对此瓦坎达的流血宿命以及所指不明的“我们的方式”无疑是种辛辣的反讽。
对如何解读瓦坎达，伦敦国王学院卡比尔教授的意见有所不同。他认为，在当下，要回答什么是非洲性、用什么样的文化形式和审美形式来表现非洲性尤其困难，因为非洲大陆与流散至欧美各洲的非洲后裔之间是复合叠加型关系——两者既如母子衍生又如兄弟并列，既存在先天血缘又包含后天建构，既具有亲和性又各自为政。而电影《黑豹》应用高科技视觉景观建构了一个让非洲大陆与美国非裔展开对话的情景，巧妙地参与了上述问题的讨论。在卡比尔看来，《黑豹》的后殖民文化意义在于它设想了一个快乐城邦“瓦坎达”，这一建筑在非洲未来主义美学基础上的王国实际上是在全球框架内重构环大西洋历史的产物，它提供了一种引领非洲后裔超越创伤、奔向未来的构想。
诚然，电影《黑豹》与以往以黑人为主角和主创的成功影视作品有一个重大区别：黑人身体不再是放在黑奴制和种族隔离的屈辱历史中展示，而是放在未来的远景想象中呈现。对于好莱坞观众而言，一个黑人超级英雄统治着一个黑人王国，科学技术远超当下任何国家，这比没完没了的白人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新奇有趣，满足了他们换换口味的观影欲望；对于被钉死在社会下层含辛茹苦的非裔族群而言，此片让他们解恨爽快、扬眉吐气，满足了他们的幻想。但是，疑问也恰恰出在这里：瓦坎达王国的黑肤色除了是一款迎合市场需求的好莱坞畅销商品外包装之外，有没有严肃的现实意义？超级英雄特查拉与苦难深重的黑非洲有没有实在的联系？他的故事和形象是否担得起反种族主义斗争的重任？就这一系列问题，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青年学者埃金沃尔博士和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梅农教授表达了不同于卡比尔和阿德埃科教授的看法。
埃金沃尔认为，影片《黑豹》与尼日利亚文学家索因卡的神话学论文《第四阶段：经由造物神欧冈的神秘到约鲁巴悲剧的起源》存在多层面、多维度的对话关系，将两者进行比较阅读，可以发现《黑豹》在时空意识、政治观念、性别建构方面的深层意味。例如《黑豹》敦促观众思考非洲领导权问题：如果我们重新想象非洲的当下局势，那么非洲的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子？《黑豹》是否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非洲领导者形象？影片将超自然力量转化为瓦坎达君主的领袖魅力，通过赤身露体的强悍男子之间的仪式性身体对抗来建构父权秩序，而女性角色仅仅扮演着为超级英雄统治者特查拉补充和巩固力量的作用。瓦坎达现代政治权力的结构设计比非洲的现状先进在哪里？埃金沃尔含蓄地指出，影片将挑战黑豹统治的反派角色艾瑞克·克尔芒戈的身份改为黑豹特查拉的堂弟，安排他出生在美国加州奥克兰，亦即美国黑豹党的发源地，观众若往前深想一步，就很可能在影片竭力渲染的英雄获胜结局之外读出别样的意味，即艾瑞克的结局可能是特查拉的预演：没有政治上的前瞻性和制度上的创造性，没有应对全球复杂格局的政治议程，完全建立在强壮肉体和丰沛血气上的领袖终究是要失败的。
梅农教授对《黑豹》的剖析和质疑则更深一步。他通过回溯黑豹形象从1966年漫画家唐·麦格雷戈笔下诞生到2018年好莱坞影视改编这一历史过程，复原了黑人超级英雄特查拉的特征和定位：黑豹是被放在漫威超级英雄套装名录里才为观众所知的，观众注意到他是黑人完全是因为黑色这一引人瞩目的显性特征，所有人不得不注意到他与其他英雄不同，出身地是瓦坎达、肤色是黑的、种族是非洲裔，仅此而已。除此以外，特查拉这个人物的性格发展也好，围绕他的情节推进也罢，种族因素完全不起作用。而这一切在麦格雷戈创造黑豹那一刻就定了型：他要画的不是黑豹党的反种族主义武力斗争，而是一种普世的、不分种族的向善改良主张。《黑豹》的后续作者克里斯托弗·普雷斯特和塔-奈西希·科特斯也继承了这种避免把种族作为刻画黑豹形象之核心要素的传统，他们墨守一条写作规则：黑豹是一名超级英雄，只不过碰巧是黑人而已。正因为如此，银幕上的特查拉虽然扮演着国王、政治家、外交家、慈善家等多种重要角色，但却仿佛悬浮在人类历史的表层，双足不曾落在地面上。在梅农看来，黑豹形象从一开始就凝聚着美国文化特有的一种矛盾心理：美国人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想象黑豹的黑人属性和非洲性的时候，既想把非洲拉过来作为超级英雄的出生地，又企图把非洲推得远远的，不管不顾。所以，黑豹的黑色实际上既与美国的黑人现状无关，也与非洲的历史无关，他虽风靡全球，实则担不起批判种族主义的重任。
《后殖民文学研究》专刊四论中，梅农教授的批评文章排在专栏之首，这或许多少显露了学刊编者的价值取向。其实，《黑豹》专题研讨的论点分歧不仅浓缩了美国广大非裔观众对此片的接受态度，也反映了英美高校后殖民研究的困境。非裔族群普遍居于英美社会下层，饱受压迫和歧视，因此，过度渴望肯定、急切期盼认同的精神需求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假思索地欢呼黑人超人英雄在银幕上的出现，而不去深思他是自己人还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黑皮肤白种人。面对非裔观众的集体狂热，一些从事后殖民批评的学者很难拒绝“政治正确”的诱惑，也就追随民意，设法用理论化的阐释捍卫民众拔高影片立意的企图。影片上映之初，加拿大评论家威尔特曾撰文直言：“《黑豹》的核心包含着一种对黑人解放运动极端保守的理解——它赤裸裸地鼓吹体面政治，反对革命，让我这样的白人观众在观看时极为舒心愉悦。”这恐怕才是超越了认同渴望之后的严肃思考。从这里反观迪斯尼超级女英雄电影《花木兰》在国内遭遇的漠然、嘲讽和一针见血的批判——“善意的东方主义也是东方主义”，我们或许应该感到欣慰。
回顾2020年英美反思种族主义的“年度影响力”图书，普利策奖获得者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所著的《种姓》一书不能不提。该书摒弃了统治美国文明研究领域数十年的美国例外论，将美国种族问题和种族歧视历史放置在全球文明史上与其他国家的同类问题和现象并列考察。通过全方位比较美国有色人种的生活经验与印度、纳粹德国种姓体系的运行方式，威尔克森力图证明美国的种族主义实质上是种姓制度的一种变体——换言之，从过去到现在，世界上存在着印度、纳粹德国和美国三个种姓制度。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与《种性》，图片源自Yandex）
威尔克森从印度、纳粹德国和美国历史上选取了大量案例，通过归类、分析，阐述了三个种姓制度共同依靠的八大支柱：（1）神圣意志，即相信社会有等级或阶层之分乃是天意或自然法则，非人力可控；（2）遗传力，即相信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家庭血统决定，是与生俱来的；（3）内婚制，即禁止跨种姓通婚；（4）纯洁与污染，即相信宰制种姓是纯洁的，必须严格自我保护以免受低种姓的污染，所以饮食、教育等关键设施必须相互隔离；（5）就业等级制，即上等职业预留给高种姓；（6）去人性化以及污名化，即否认低种姓有尊严且存在个体差异；（7）把恐怖和残暴作为施行种姓制度和控制低种姓人民的手段；（8）天生优越性和低劣性，即相信一个种姓所有人天生比其他种姓优越。
根据威尔克森的研究，自1619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一个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便开始在北美形成，并被所有人所内化。最开始决定人们在殖民地地位的是宗教。北美殖民者定居初期所形成的社会权力模式是把英格兰出身的新教徒置于金字塔顶，把其他人，不管是作为契约佣工的欧洲人还是用运奴船从西班牙殖民地运来的黑人置于下端，而这些人未来的地位高低取决于他们与顶端的亲疏远近，因此，基督教作为一种指标，总体上免除了欧洲佣工终身受奴役的命运，而美洲土著和非洲黑人则被毫不留情归入了最底层。这就是美国种族主义的开端。
在威尔克森看来，种族主义作为美国特色的种姓制不仅与印度和纳粹德国种姓制共有一套向社会运行机制各个角落自我传播、自我维护的方式，而且，三者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是相同的：种姓之间的互不信任转化为残酷的刑事司法体系、机能不良的公共健康体系和低水准的社会福利体系。在种姓制所把控的社会里，所有人的福利都是贫乏的，只有最富裕阶层例外。因此，威尔克森指出，美国在控制新冠疫情上的无能表现以及这种无能对低种姓美国人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正是种姓制度效应的一个例证。“种族和种姓不是同义词，但也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可以也的确存在于同一种文化内，相互强化。在美国，种族是看得见的代理，行使着种姓看不见的力量。种姓是骨架，种族是皮肤。”
《种姓》一经兰登书屋推出，立刻引发强烈社会反响。短短数月，英美主流报刊上刊载的书评便达到数十篇。11月，它在《纽约时报》2020年度最畅销非虚构类图书榜单上位列第一。同时，《时代》杂志将其评选为2020年十佳非虚构类图书之首，称它“用全新的观念框架重新论述美国的不公正和不平等，是一部令人产生触电之感的著作”。
今天，有关《种姓》的探讨仍在持续。这本学术专著的火爆，说明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不仅将英语世界的种族主义顽疾暴露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眼前，而且，它使英语世界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尤其是威尔克森所说的美国的“高种姓”——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这头屋里的大象。我们能否期待一个消灭种姓制度的世界？威尔克森认为能，但考虑到种姓制在美国社会根植之深，它既要求每个人都勇敢，也要求宰制种姓的集体意志做出巨大努力。我们也许可以拭目以待。
疫病和种族主义成为2020年度的英美文论话题热点，说明关注现实、发现真相、追求真理仍是英美人文学界坚守的学术旨趣和智识目标。然而，围绕热点的大量学术争论也体现了当前英美人文批评学科的局限。如伊格尔顿所述，政治学和伦理学在柏拉图等古典思想家那里是不能截然区分和割裂的公共事务范畴，而当代左翼理论家却习惯于将它们定义为公私分立的二元领域，“政治是关于公共行政管理的技术性业务，道德则是私事；政治属于董事会会议室，道德则属于卧室”。政治与道德在当下智识观念和话语中公私分离，导致“事实和价值之间裂开了一道难以裱糊的诚信鸿沟”——在新冠疫情加剧种族压迫的现实下，英美的统治阶层和绝大多数持批判立场的左翼批评家均避而不谈自由主义政体本身的道德属性，转而沉湎于个人本位的道德话语：前者将每个普通人的自由意志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伦理价值，成功掩护了他们的草菅人命和唯利是图；后者则热衷于将“疯狂”“邪恶”等标签贴在某些政治领导人物身上，成功地把政治问题转化为道德谴责，免除了知识分子深入探求政治解释和追问罪行根源的责任。安德森曾尖锐指出，英美大学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企业化和学科权力的体制化极大增强了教授们的自我利益保护意识。左翼理论家把政治和道德分开，是为了绕开政治难题，同时竭力维护自身的专家地位、维持形象上的“政治正确”所采取的策略。因此，作为英美世界的研究者，我们有必要披沙沥金，努力从表演进步姿态的纸上谈兵、兜圈子的学术玄谈中识别直击实际问题的严肃探索，从而提取出准确有效的事实观察和有价值的学术启发。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责编：袁瓦夏 校对：艾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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