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 | 克劳兹·昆斯曼：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带给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挑战（下）

6月30日，克劳兹·昆斯曼教授应邀来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大家分享了他面对数字时代的想法——《日益数字化的世界带给城市与区域规划的挑战——规划师该做什么？能做什么？》。编辑部整理了讲座内容，分两次在订阅号推送。文稿已经昆斯曼教授审阅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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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对城市机动性和物流

跟城市规划具体业务更相关的，是所谓的城市机动性和物流，机动性主要指交通，每天早高峰上班的时候大家都能体会到城市机动性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面对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 由于消费主义推动的购车热，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 交通拥堵带来了非常高的成本，包括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

• 汽车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并且延伸出了上下游产业链，特别是中国旨在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汽车产业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 高技术热、无人驾驶汽车、工程师的热情；

• 电子商务带来大量城市物流递送；

• 共享单车横空出世，这是大家五年之前没有预料到的，单车道的规划以及单车停放问题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城市规划师受制于机制和规范的框架，受功能分区理论的束缚非常严重。功能分区反映的是过去100年间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一些规划理论和实践，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污染的企业，通过功能分区能更好地保护居民免受污染的负面影响。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这个需求已经越来越弱化了，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进行功能分区，而更多的时候生产可以重回城市，可以重新跟居住区和商业区融合起来。可能政府还会说，根据法规和标准是不允许把不同功能混在一起的，因此法规不再适应，需要做出改变，但这样的变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规划师该怎样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期待数字化的智慧交通科技，但在本质上这并不会改变交通拥堵的现状。我们针对城市的机动性和物流方面的挑战可以做以下一些事情：

• 不要期待智慧科技会解决拥堵的问题；

• 基于城市移动性考虑城市发展，或者以交通为中心进行城市设计；

• 混合不同的城市功能，这需要修订当下的用地法规和规范；

• 鼓励发展慢行城市或步行城市；

• 为一些新的城市要素和产业做规划，比如北京的政府行政机构如果搬离市中心，原有的政府大楼未来可能被生产单位使用；

• 支持自行车的复兴，听说有的公司已经过了盈亏平衡点。

图15  新的城市设计需要给慢行系统更大空间

德国在这方面有哪些经验呢？首先对于城市区域的交通拥堵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虽然有的人提出要建设更多的车道道路，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二是共享汽车变得越来越流行，在柏林，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已经在减少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共享汽车；三是我们正在柏林和鲁尔规划自行车专用道，并且柏林已经开始做自行车交通总体规划。

图16  柏林自行车交通总体规划

6  城市建成区的更新

中国近些年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包括改造城中村和拆除上个世纪的一些居住区，目的都是为了建新的建筑，这种过程往往是由开发商主导的，伴随着炒地的现象。我们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在建成区实现数字化；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缺乏相应的工具、资金，包括基金类的资金工具；规划和建筑专业的毕业生和从业者往往更热衷于做新城区的设计，而不太愿意参与“软性的”城市更新工作。

图17 中国城市拆掉旧建筑

作为规划师，我们首先应弘扬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方法和理念；其次是开发相应的工具和方法来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第三是学习并有充分的意愿与本地的居民和小商店的店主沟通交流；第四是侧重于小尺度、慢速度，而不总是求大求快。

图18 小尺度的更新方式

德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丰富，二战后柏林等被炸毁的城市需要全部重建，美国支持我们做了总体规划，当时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是因为美国想把德国作为跟苏联对抗的阵地。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城市建设已经经过了60多年，在大城市，比如说慕尼黑、柏林和汉堡，开发量比较大，但跟中国城市的建设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其中有一些比较好的经验，比如说我们有保护个人资产的传统；有法律法规方面的工具来指导和管控城市更新；与居民一起进行城市更新是我们的工作原则；对于传统历史建筑有很强的保护意识和措施；当地媒体能给予强有力的支持；有一些软性交通政策（soft transport policies），比如德国很多城市都有全城限速30km的规定；以及一个全国性的规划项目——社会化的城市（the social city），该项目在很多地方都得以实施。下图是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奥迪总部所在地，这不是一个大城市，看起来是中世纪的面貌，但这个城市实际上非常现代化。

图19 德国小城英戈尔施塔特

7  保持城市特色（urban identity）

还有一个城市规划师应该有所作为的领域——保持城市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城市特色的遗失，我们做城市规划工作的时候往往只重视一些视觉元素和视觉符号，而忽视了真正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含义。媒体和商业公司、广告公司总是把国际化大都市作为我们追求的符号，很多重大的旗舰项目都是由国际著名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中国很多城市的传统街区出现了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现象【指缺乏创意地复制一些人们所熟知的符号化景观】，比如南京，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地方追求外国的城市面貌，比如说建造荷兰小镇、英国小镇、德国小镇等等。下图是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Hallstatt），中国很多地方都想建这样的小镇；我跟父亲在这里庆祝了他的70岁生日，当然是在这个镇子本地，不是山寨版的。

图20  奥地利小城哈尔施塔特

作为规划师，首先必须承认在全球化的时代塑造城市特色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减缓不加思索或不经过设计的城市更新；更充分地聆听并向当地居民学习，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所在地区的文化要素；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国际主流，不要搞迪士尼化或者大拆大建。当然，今天往往是开发商占主导地位，而开发商对于自己的项目怎么样能挣钱和更吸引人有自己的理解，这就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

图21 具有中国江南水乡特色的城镇景观

德国在这方面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德国不是开发商主导，也没有这么大的开发压力，而是比较保护个人的资产，个人的土地和房屋，包括家庭产业，人们想在自己的房子里住上80年100年都没有问题。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强制性的城市设计和规划的法规，细化到每个方面，包括建筑形态、屋顶、建筑材料等等，任何人想拿到房产证，必须把房屋设计提交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进行审核，如果没有违背当地的建筑环境指导，才会颁发房产证。我们有比较充分的遗产保护措施；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相关机制具有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比较强；绝大多数地区都有建筑高度的限制（除了法兰克福的个别地区），比如说许多德国城市的限高要求是所有建筑不能超过教堂。在监管方面，任何城市都有规划部门，甚至是一个只有25000人的小镇都有规划部门监管。

图22  许多德国城市的限高要求是所有建筑不能超过教堂

8  城市区域的治理

很多城市之间是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城市之间彼此的协同合作是非常弱的，包括环境策略、交通网络建设等非常需要城市合作的领域，很多的项目和规划往往也是到自己的行政区边界为止。对行政区边界进行调整和合并将面临很大困难，在德国也一样，市长们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专车，自己的专职司机等等，要做行政区划的调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的思路往往是竖向而不是横向的，“筒仓文化/竖井心理”（silo culture）就是典型的例子，粮仓，并排一个一个的，很像我们的条块化教育和管理，比如学科的分割，教育、交通、环境各部门各司其职，但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沟通协作。城市群或者大的城市区协同发展仅仅是最近才提出来的，比如中国提出来的协同发展战略等等，城市之间很少有真正有效的、战略上的联盟和协同。

规划师需要做的，第一是推动社区间和城市间的合作；第二是抛开条条框框的思维，在各领域各部门之间打破藩篱；第三是以横向思维代替竖向思维，打破一条线的思维，更多地协同起来；第四是包容更多的观点视角；第五是要不断地提高公共部门，其实是政府公职人员的素质；第六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人民真正的交流。中国的国家主席是一个足球迷，足球是需要11个队员来踢的，城市规划需要更多的队员，更多的参与方共同协作。

图23  “合作是比竞争更高的道德准则”

在德国，各个城市已经开始在基层实现合作了，这并不是由于中央政府的倡导，而是他们自己发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合作包括社会各个领域，民营的部门、机构、企业、环保组织等等，还有高校。这些城市联合制定经济、文化和空间发展的策略；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方面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市场推广；联合举办活动，并借此推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在区域范围内展开监督工作。

下图是人口超过350万的纽伦堡大都市区（the Nürnberg Metropolitan Region）每个镇上的教堂合成的拼图。该区域由55个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城镇）组成。在德国，每个城镇的象征就是自己的教堂，这张教堂的拼图意味着城镇的合作。图中一个教堂所在地可以说是全球合作的典范——阿迪达斯的总部所在地。城市之间的协作要讲究方法和策略，往往单凭政府经验不足以达成完全面向未来的战略，而纽伦堡这些正在合作的城市有这样的机制，比如他们明确了八个发展维度，包括休闲产业、整体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每年举办集会，商业公司的CEO，城市市长，体育俱乐部的负责人……社会各行各业都参加到这样的大会当中，共同探讨面向未来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策略在会议上磋商制定之后再交由政府执行。

图24  纽伦堡大都市区每个城镇的教堂组成的拼图

图25  纽伦堡地区城镇共同决策结构图

9  规划专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尽管规划师对于城市的整体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概率再小，我们也要尽可能地产生一些好的影响。

• 规划不仅仅是两栋三栋四栋房子，而是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面；

• 规划的内容并不只是图面的设计，也不只是财务数字的分析；

• 规划不只是一张蓝图，而是一个过程；

• 规划是为了人民而规划，不是为开发商而规划；

• 规划师应该了解经济，因为经济的因素是非常强大的，实际上很少有哪些城市规划学院会系统地教经济学的课；

• 规划教育应该面向数字化的世界，但不应该仅仅是做数字的分析，有了数字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 最好是通过小组进行学习，要团队作战，而不是个人单兵作战的学习；

• 鼓励学生说出他们的观点，要有批判性，而不仅是唯唯诺诺；

• 反思数字化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和意义；

• 学习沟通技巧，在人民和开发商之间做好协调工作；

• 语言能力也非常重要，现在规划师为了向国际杂志投稿学习学术写作的技巧，但往往忘了真正需要去沟通的还有世界各国的人民。

这张照片是2002或者2003年拍的，是多特蒙德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联合项目，当时是在北京的798艺术区，照片上的两个人已经成了教授，分别是在清华大学和东南大学。

图28  多特蒙德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项目成员在798合影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下面我很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Q&A

提问：我是《国际城市规划》杂志的编辑，您前面谈了很多城市规划师需要在这个时代做些什么，而作为学术期刊和媒介，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做些什么新的事情？

克劳兹·昆斯曼：首先可以思考一下我今天讲的这几点，作为一份学术杂志，首先应该了解读者群都是什么人，比如说在欧洲，我发现更多的人愿意写，而不愿意读，我们应该调查一下什么人在读我们的杂志，他们愿意看到、听到哪些方面的信息。在中国我不确定规划师是不是有时间读咱们的杂志。杂志能做的，可以是提高认识，规划是为了人民服务的，而不仅仅是追求国际学术的东西。我本人每两个月都能收到咱们每期的杂志，我还亲自跑到邮局去拿，海关总是查这里有什么东西，别从中国寄过来鸦片什么的。我的感受是咱们这本杂志很多是对于欧洲和西方世界的城市规划的探索和思考，有没有真正想过这些对中国有没有启发，会不会有用？我们可能太快地了解西方、美国、欧洲的实践，然而美国和欧洲的实践跟中国有相当大的差距和不同，我们要看一看中国真正能学到哪些经验，哪些是可以借鉴的，这是比较难的。 

提问：我们生活在中国感到数字化确实对城市的发展，包括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北京的共享单车铺天盖地，由于网上的购物导致城市很多中心区的商业衰退了，实体书店都开不下去，我们实实在在感到这种变化，在德国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是这种变化只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特有的。

克劳兹·昆斯曼：您提到的情况是全球的趋势，当然这些商铺有的可以适应生存下来，有的消失关张了，现在的趋势是在城市中心的商店往往只是起到展示的作用，人们会到这个地方看一看，试一下，回家再下订单，这样更方便，也更便宜。举个例子，有些奢侈品的品牌，比如PRADA和GUCCI在市中心有营销点，会花很多的投资建立非常漂亮的商铺，主要目的并不是在这儿销售，而是作为一个营销的窗口来展示品牌的形象。书店不会真正消失，而是会逐渐地转变适应，对于大书店来说可能适应起来比较困难，因为亚马逊已经取代了很多的大书店；但小书店可以灵活转变，不但卖书，还可以卖咖啡、饮品，还可以做网上的销售等等，这样它就变得更加多功能，离住宅区也比较近，这样的书店会持续生存下来，并且慢慢变成多功能的文化中心，我本人倒不太担忧像书店这类的商铺会消失。

另外我们作为规划师不能仅仅从商业角度想问题，我们要想从规划的视角如何帮助这些书店和其他的商店维持繁荣下去。比如说我们在住区设计的时候，如果都设计大型购物中心，这样的小书店就不太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鼓励规划一些小商店和小作坊，并且说服开发商这才是获得利润、形成比较好的营销的方案，就能帮助小企业，支持他们的发展。通过这种设计，我们还可以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避免长距离出行带来的交通问题。电子商务和网上购物的繁荣带来大量的物流，比如在大学门口快递来的时候突然学生一下都跑出来拿快件，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就应该从基层用户的视角出发，而不仅仅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

再举几个例子，现在是汽车主导的社会，很多公共空间都被停车占用了，这其实给一些居民带来了问题，比如说老年人喜欢跳舞，早上打打太极拳，他们应该到哪去呢？我想了一个解决方案，不妨让医院帮忙提供和维护公共空间，并且跟电子医疗、电子医保系统结合起来，通过鼓励老年人锻炼，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这就非政府因素的参与，作为规划师就是要比较好地协调用户与商业行为之间的平衡关系，实现一些政府做起来比较有困难的事情。

提问：有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城市文化特色方面的。之前提到德国保持文化特色和传统建筑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规定更好地保护最本土、最传统的文化要素，而不是让精英阶层或者是付得起钱的阶层享受更宜居更好的居住环境。作为规划师，我们可以做出哪些努力，尽量保持原住民住在传统的街区当中？

克劳兹·昆斯曼：我理解你说的是“绅士化”问题——旧城区改造，面貌翻新，并且改变居民成分的过程。其实在德国，“绅士化”只是在少数的几个城市有发生，比如慕尼黑和柏林，整体而言这方面的压力还不是特别的大。在这样的情形中我们要跟当地政府进行反复的交涉，甚至是斗争，要说服政府保护原有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政府被说服他们就会采取一些政策，比如说规定一个最高的房屋租价等等来控制这个地方居民成分被改变太大。作为规划师，从我们的角度应该了解一下新住进来的人是什么人，他们会对这个建筑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并不能改变下层建筑“下沉化”的过程，但我们可以引导这种过程，并且我们可以对它做比较好的监控。比如我们发现原住民都搬出去了，搬进来的都是年轻人，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这些年轻人是什么人，可能是学生，作为宿舍公寓，也有可能是艺术家，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分析他们的行为，引导他们保护这个地方原始的面貌。

我还是要强调加强沟通，多去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知道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决定我们怎么样行动。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和行业环境下，要根本改变一些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但我们可以减缓这个速度，并且以更平衡的方式来开展，比如说更好地照顾弱势群体等等。相比之下在中国有些行为就不太可取，比如说在上海有些传统街区被拆除，居民搬到了上海郊区，离城区50公里远的地方，这是不可取的。根本的解决方案，是对每个个案有具体的分析，有定制化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改变，怎样更好地设计公共空间来满足不同居民的要求，从设计的技术角度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感谢王纺老师在文稿整理中的核对、翻译工作

报告人： 克劳兹· 昆斯曼，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欧洲空间规划学院莫内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名誉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访问教授

现场翻译：蒋林

文字整理：张祎娴

订阅号排版：祝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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