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言实录 | 梁鹤年先生课堂拾锦 ·《旧概念与新环境》读书心得（五）

《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

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

——摘自本书序

第五章  古雅典的“民主”

古雅典民主的缺陷

199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古雅典民主制度的研究著作大量出版。1993年，美国学术界举办了“民主政治诞生2500年纪念”学术活动，并出版了同名论文集[1]。显然，西方学者把公元前508年即古雅典政治家、“民主之父”克里斯提尼推翻暴君的年份作为民主的诞生年。从启蒙运动开始，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开始构建“西方”这一概念，古雅典成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因此现代西方推崇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的民主。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把这一历史事件看作西方民主制度对东方共产主义的胜利。另外，在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的研究超出了学术意义且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即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被认为是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根源。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显著的区别。

从民主的形式看，“民主”的英文是democracy一词，其词源是希腊文demos（人民或公民）和kratein（统治），意为人民统治，即人民是政治的主人。“民”是雅典民主的关键——人民是自己的主人，议事、表决以及更重要的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和义务[2]。但是，雅典民主所谓的“民”指公民，即年满20岁的雅典男性，不包括女性、儿童和奴隶。在雅典全盛时期，公民总数约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人，以及约4万外邦人和约35万奴隶[3]。雅典的民主通过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来实现。抽签则被雅典人认为是最民主、最平等的方式，因此其在公民大会和五百人议事会的运作中至关重要；只有少数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位是选举产生的。雅典民主的特点是完全的（所有政治的事由众人决定，没有例外），绝对的（人民表决是终决，绝不能改），真正的（人民直接、亲自参与，不设代表）[2]412。

从民主的理念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最有代表性。柏拉图在《理想国》（The Republic, 约公元前380年）和《蒂迈欧篇》（Timaeus，公元前360年）中强调的是“义”（justice）。“义”不仅是人的欲望、意志和理性之间的和谐，同样是城邦的平民、战士、领导之间的和谐。只有哲学家君王（philosopher-king）才能探知真“义”。他以哲理治国，把国民灵魂中的欲望、意志和理性，与国民阶级中的百姓、战士和领导和谐地统一起来。这需要同时考虑个别的需要和整体的利益，其中关键在于“中肯”（moderation），也就是“慎重”（prudence）与“自制”（temperance）的整合[2]36。哲学家君王来自城邦政制等级中的“英杰政制”（aristocracy）。“英杰”强调的是智慧和德行，而不是能力与成就[4]。柏拉图认为英杰政制最好，其次分别是“权贵政制”（timocracy）、“寡头政制”（oligarchy）、“民主政制”（democracy），“暴君政制”（tyranny）则最差。即在柏拉图的政治观中，民主政制仅排名第四。他不相信混乱无章的雅典民主会带来和谐，他甚至认为暴君胜于坏民主，因为暴君只是一个人做坏事，而坏民主是全国人民做坏事[4]98。

在政治观上，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难以实现，他强调中庸，主张混合政制（mixed constitution），即综合了英杰、寡头和民主的政制。混合政制可以保证无利益团体能够揽权，因为它把权力放在中产阶层手里，作为贫、富阶层之间的缓冲。他认为中产阶层最少结党，最容易受理性指引（rule of reason）；而贫、富阶层则均会流于极端，容易对其他国民作出不公义行动。因此，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政制比较安定、公义[4]61。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Politics）中提出城邦的目的是使整体人民生活得更高贵、更像人，而不是民主统治者认为的人天生享有同样的权力而去追求平等[4]60。亚里士多德以正确与变质类别当代和古代的政制，得出以下三类政府。（1）一人统治：君王（monarchy），变质是暴君（tyranny）；（2）数人统治：英杰（aristocracy），变质是寡头（oligarchy）；（3）众人统治：群治（polity），变质是民主或乱民（democracy/mob rule）[4]67。

总之，在民主的形式上，古希腊民主政制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有着显著区别；从民主的理念上看，古希腊哲学家对民主的评价并不高，民主并不能实现城邦和谐或使人生活得高贵。

参考文献

[1] OLIVER-BUITRON D, CAMP II J McK. The birth of democracy: an exhibition celebrating the 2500th anniversary of democracy[M]. 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1993.

[2]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411.

[3] 王绍光. 民主四讲[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8: 4.

[4]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98.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民主”具有道德价值吗？

本章针对“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展开讨论——从古希腊时期的直接民主，到现代西方精英代议制民主，再到以提升民主意识为目标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民主的内涵不断演变。可以看到，民主本身只是一种政制手段，它的内涵是由它所要实现的目的决定的。那么，本章启示我们去思考，民主除了有工具价值，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即“目的”具有道德价值时，是否能为实现目的的“手段”戴上道德的光环？以下将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民主目的，解读民主手段的不同内涵。

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民主以直接民主为特点，这一时期，尤其当雅典由盛转衰时，对民主理念的讨论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两位哲人都以谋求全民幸福为理想，讨论“谁应该做主人”的政制形式以实现“义邦”[1]。不同的是，柏拉图关注最高理想，强调以平民（肉欲）、战士（意志）、领导（德行）的“各安其位、各安本分”实现“和谐之治”；而亚里士多德关注现实可行性，强调以德行为主，但兼顾财富与平等以实现“执中之治”。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主仅作为政制的形式之一被讨论，而且两位哲人对其评价不高，“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主人就难有和谐，所有人都是主人就难以执中”[1]。也就是说，从更好地实现为全民谋幸福的理想来看，这一时期的民主理念只是手段之一，不具有道德意义，甚至不被认为是好的手段。

与古典民主理念相比，现代西方主流思想将民主的范围不断从政治领域向经济和社会领域延伸，尤其是为自由主义者所用，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并逐渐具有了道德价值。到了美国独立、法国革命时，民主手段被精英的自由主义者用于发动人数众多的老百姓，以从传统特权阶级（封建特权或殖民特权阶级）手里夺权[1]103。这种宣扬民主理念以争取社会平等（如法国）或经济自由（如美国）的做法，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精英自由主义者将民主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并用选举权定义民主，有失偏颇。

进一步地，精英自由主义者不仅在政治权利（如投票权）上不断扩大“民”的定义，更在性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社会领域不断扩大“主”的范围。也就是说，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逐步演化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尤其在物质和社会资源丰富的西方，政治精英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答应个人或个体获得更大的自由来发动群众，积累政治资本[1]102。也就是说，民主成为个人或个体争取政治领域乃至社会领域里更大自由的工具，也因此被赋予了道德价值。

在个人和自由成为“主义”的背景下，尽管资本主义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了物质进步，但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问题受到持续关注。其中，以提升民主意识为己任的公民社会团体成为应对社会不公的重要力量。这种处于行政力量（国家）和市场力量（企业）之外的第三支力量，着眼于为弱势群体请命，致力于消除社会不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然而，以各类非政府组织（NGO）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制度设计之间，存在天然的逻辑矛盾。具体而言，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逻辑问题。

（1）“部分”民主与“全民”民主相比，效率更高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旨在通过全民选举和代议制产生“为全民服务”的民主政府，但若公民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则会导致政府特权可以妄为从而产生不公，因此需要公民社会来提高其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以对抗政府特权。也就是说，全民选举（成本极高）和团体民主（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民主）两套民主程序，难道不是比非全民选举加上团体民主成本更高吗？占有全世界80%经济资源的西方，或许有能力去维持这样高成本的社会运作，但这种方式在发达国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是否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均是存疑的。

（2）为个体的自由请命，会制造新的特权吗？尽管有人会说，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公民社会可以弥补民主政府缺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然而，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或个体具有同等价值，不存在超越个人或个体的原则。结果是，当不同个人或个体的利益不一致时，利益冲突的解决更可能是经济资源或社会资源的博弈，相互妥协或宽容更可能是基于程序不得已的让步或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最终，一部分人或部分群体的自由压倒他人或他方自由，成为更值得保护的自由，但本质上这种自由已成为新的特权，这不是真民主[1]112。

综上所述，民主本质上只有工具价值，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西方古典思想甚至将其视为不好的手段。然而，西方现代主流思想基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扩大个人自由为目的来定义民主内涵和民主程度。即便是旨在对抗不公的公民社会组织，本质上也是基于个人自由至上的理念展开的。也就是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自由为本、民主为用”。那么，在中国的背景下如何解读和践行民主？值得思考的方向是，发挥中国的文化优势（有大我意识而非个人主义）、制度优势（有基层组织而非一定要创造公民社会组织），加强全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信息，提高公民参与的程度和能力，以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99.

作者：李媛，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旧概念与新环境》目录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

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

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

“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

第五章  古雅典的“民主”

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

第六章  经院派与“公平价格”

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

第七章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

第八章  洛克的“自由”

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

第九章  城市人

“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

第十章  再谈城市人

“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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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顾春雪

排版 | 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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