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概念与新环境》一书讨论了古哲的思维如何帮助我们解读现代城市现象和实践现代城市规划，并以此为参照去重新思考人类聚居的意识和意义。作者梁鹤年还提出了“城市人”的理念——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就是通过服务和发挥人的本性（理性和物性），去建设配得上人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聚居之所。《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加]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前几年我写了《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总结和梳理了生活在西方近40年的观察和反思，比较系统地阅读和归纳了西方古哲的思想。越多看原著，虽然多是译本，越觉得自己是井蛙。以为想通的东西，原来破绽重重；以为难找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以为高深的东西，原来鱼目混珠；以为浅显的东西，原来内有玄机。与古人神交，使我感到“人类何其伟大”，有一种“山中方七日”（或者“书中几小时”）的喜悦。西谚有云“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set you free）。我自己理解是“真理解放了你”：当你知道了真理，你不再迷惘，你自由了。我希望真理是存在的，不然，还有什么可望；我希望真理是可寻的，不然，寻真是枉然；我希望我寻真的方向是正确的，不然，何时到达彼岸？我是乐观的。经古哲的导航，我看到隐约的轮廓，使我有信心的是这些轮廓并没有给我震撼和新奇，而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好像是回家。难道古今哲人寻真最后还是万流归宗？西方古哲的现象世界跟我们的肯定不同，但背后是同一的真相吗？如果是，站在古哲的肩膀上一定会使我们看得更远，善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也会使我们看得更清。我对城市规划比较在行，想验证一下。但我相信凡对理性认真的人，无论他干的是什么，都会想明白真相。这书就是我的尝试。第七章 笛卡尔的“天赋理念”
“天赋理念”的演变
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天赋理念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在“灵魂回忆论”（doctrine of recollection or anamnesis）中提出：人生来就拥有先天的知识（innate knowledge），学习只是使人能够回忆起这些知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继承了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天赋理念论（innate ideas）。笛卡尔认为天赋理念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神赋予的永恒真理；这些理念来自灵魂对理念世界的直接认识，但当灵魂降生到人身后（现实世界），肉身的限制会使灵魂遗忘本已认识的真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把这些遗忘的真理重新回忆起来。笛卡尔主张以直觉（intuition）和逻辑演绎（deduction）去寻找天赋理念，他认为：在一个清晰且留心的思想（uncluttered and attentive mind）中呈现的清楚而分明（clear and distinct）的理念最为可靠[1]156；天赋理念应该是人人都有，人人都同。笛卡尔的天赋理念，论上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认知状态”，论下则开启了康德的“前验”[2]172。天赋理念作为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经验主义学者尤其是代表人物洛克（John Locke）的批判。洛克建立以官能为基础的经验主义，否定笛卡尔的天赋理念，即否定内在真理的存在，他的经验主义是针对理性主义建立起来的[2]195。洛克认为，知识不是来自神的启示或人的内在理念；只有通过官能才可以接触现实、认识世界。他把人的脑袋形容为“一张白板”（tabula rasa），个人的经验塑造大脑，不同经验可产生不同的思想。另外，洛克认为通过官能、经验而获取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只是“近真”，是一种“仿知识”（pseudo-knowledge）或“仿真”。虽然不是理性主义追求的“真真”，但“仿真”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的真[2]197。针对洛克的经验主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对其进行了批判，并在《新人类理解论》（New Essay on Human Understanding）一书中完善了天赋理念论，为其辩护。当代学术界对天赋理念的讨论，在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人类的天赋理念或许来自基因，既不来自神，也不是“白板”或官能—经验。这个观点以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为代表。乔姆斯基提出“语言天赋论”，他认为语言是人类的某种天赋，人类儿童生来就有学习语言的能力，语言还表现出某些人类特有的遗传特征。同时他认为，普遍语法是大脑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是由基因决定的程式蓝本[3]。乔姆斯基提出的先天的、由遗传决定的普遍语法概念引发了语言学界的革命，对哲学、认知科学等相关学科也影响深远。他继承了古典理性主义的基本观念，大量引用柏拉图、笛卡尔的著作，特别是莱布尼茨“大理石假说”（把人类的灵魂比作一块有纹理的大理石），而批判经验主义洛克的“白板说”。当然，普遍论和进化论也是乔姆斯基的理论基础。[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2]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3] 代天善. 唯理论、普遍论与进化论——乔姆斯基语言天赋论思想探源[J]. 世界哲学, 2007(5): 58-64,78.
旨在追求规划合理性的公众参与——“辨”理和“辩”论
根据笛卡尔“天赋理念”的启示，本章不仅指出好的规划文化体现着对真理的追求，更表达了规划之理“人人可辨、人人相通”的乐观心态。具体而言，这种乐观心态源于两个层面的理念：一是，天赋理念具有普遍性，即人人皆有，且凭借清晰（不被杂念影响）和留心（惯于思考和反思）的直觉就可能辨明真理。二是，天赋理念具有普世认同的意义，即普世的真理源于理解本身，经过官能经验的刺激促使人去发现真理。因此，这种普遍性和普世性为众人（而非个人）追求合“理”规划提供了思想基础。从规划的公众参与来看，尊重真理的规划文化是鼓励所有参与者辨认规划之“理”，并追求合“理”规划的文化。具体而言，演绎逻辑包括：（1）如果规划聚焦土地的合理使用，那么“合理”是最终裁判；（2）如果“合理”是符合事实和真相，那么规划是追求对土地进行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合理使用；（3）从现实来看，规划是社会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追求合理规划的行为难免存在不同利益的博弈，那么以辨认规划之理为目标的博弈，更有助于营建追求真理的规划文化；（4）从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公共参与经验来看，不同利益的博弈多以辩论形式表达各方诉求，那么追求“合理”规划应以合理诉求的“辨认”作为“辩论”谈判的基础[1]164。本书作者认为，尽管规划的真理并非越“辩”越明而是越“辨”越明，但当辩论难免时，“先辨后辩”比“不辨之辩”较符合理性[1]171。如何“先辨后辩”？加拿大的地方规划上诉裁审庭（Local Planning Appeal Tribunal，下称“裁审庭”）可供借鉴。裁审庭主要负责审理与土地利用和规划相关的纠纷案件，裁审结果具有法律效应。与聚焦法律和程序的法庭相比，裁审庭聚焦规划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规划是否符合公众利益，是否考虑总体规划，区划法（Zoning Bylaws）的解释和行政管理是否公平[2]169。裁审庭受理上诉后将进行听供会，参与方包括听供委员和作供方。其中，听供委员须由具有丰富城乡实务知识和经验的人担任，而作供各方可以自己或委托专家（如规划师）作供，并保证各方的辩论均围绕规划的实质内容展开。以安大略省金斯顿市文化商业区的公寓开发案为例[3]。该案件主要聚焦高层公寓的规划方案与以低层历史建筑为主的文化街区保护之间的冲突，各方力量构成如图1。
先“辨”理。在进入作供辩论环节前，裁审庭根据案情组织各方共同确定了两类共8个核心辩题，包括2个合规性问题（如：修改方案与上位法规要求一致吗？）和6个合理性问题（如：高层建筑设计是否存在视觉侵扰[visual intrusion]以及建筑不兼容问题）。可以看出，针对冲突涉及的规划合理性问题进行辨认，可为各方展开辩论明确辩论方向和裁审标准。后“辩”论。三方的规划师就8个辩题进行辩论，并通过专业研究报告等技术手段提供证据。例如：代表遗产基金会一方的代表规划师，通过计算机模拟展示了20层高的公寓设计将如何影响文化街区景观以及行人的视觉体验。进一步地，该作证方还提出了优化现有方案的建议。综上所述，从相信普遍性和普适性的真理存在出发，通过以“辨”理为前提的“辩”论，追求对自己、对别人、对大家都好的最大共识，将有利于促进对规划之“理”的追求。而以“理”为基础的辨认和辩论，不仅有利于缓解规划冲突，增加了公众实质性参与决策的机会，还为优化方案拓宽了思路。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旧概念与新环境[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8.
[2] 梁鹤年. 简明土地利用规划[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3: 7.
[3] Local Planning Appeal Tribunal. Local Planning Appeal Tribunal Case Report: PL170714[R]. Ontario, Canada, 2019.
城市是种物理现象，是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底下有没有一些恒理、恒律？这些恒理和恒律对城镇的规划有什么启发？千年来，“性恶”是西方伦理观的基础。宗教改革之后“性恶”被演化为“性之本”。既然私心、邪恶是人的“本性”，做私心、邪恶的事就无需内疚，只需守法。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利益多元化”等理念是“性恶”文化的产品。如果城市的最终目的是为理性的人缔造效率的生产和美好的生活空间，它是如何“成形”的？规划工作者怎样去认识和促进这个“成形”过程？“普世价值”来自“自然之法”，其第一原则是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规划就是博弈”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自我保存；“规划应是为民请命”的规划范式过度强调与人共存。一个怎样的规划范式会推动和维持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平衡？西方英语世界是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自由民主”。人一方面追求自由，一方面向往平等和公平。有没有更好的规划体制去避开这些“自由民主”的弊端？资本主义的自由聚焦于竞争博弈的自由，强调强者逐利的公平；但经院派的自由聚焦于剥削的自由，强调弱者求存、群体共存的自由。中国政府垄断土地收购和供给，可以巧妙地创造条件供房地产开发中的强者、弱者、群体各取得公平。笛卡尔主张以直觉思想和逻辑演绎去寻找物质现象底下的真相。他提供一套“心法”来帮助每个人发掘“真理”。城市规划工作者与参与者应缔造机会，应用笛卡尔的“心法”去辨认城市现象底下的本质和因果链带。洛克的政治理论是英语文明的主流，强调个人自由，认为私产是自由的保障，而保护私产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美国的区划法存在着洛克式自由的私利与公益互相对峙的死结。中国土地产权国有可以避开这个死结。“城市人”即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城市规划工作即匹配典型城市人（主要以年龄、性别和生命阶段为变量）和典型人居（主要以人口规模、结构、密度为变量）。城市人可以作为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和建设城市规划理论的砌块。“城市人”的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起源于保生存，成全于求幸福”和阿奎那的“自然之法是自存/共存的平衡”。它的主要贡献是为市场提供准确的供求信息，为政府提供道德的引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