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行思 · 周末版 | 生育率下降背后的思想意识变迁

七普数据发布以来，关于生育率下降的讨论不绝于耳。在《新京报》上看到了几位学者对生育问题的讨论，主要还是谈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政府可以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来鼓励生育。关于鼓励生育，大家其实也看得明白，放开生育政策很难提高生育率，但是不放开肯定不行。除了放开生育，还需要增加生育补贴、降低养育成本的一系列政策。但是，即便有了这些政策，生育率依然不会有很大提升。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育龄妇女就那么多，而且越来越少。

但是，在去除政策限制、降低养育成本之外，社会还能做些什么，来多生哪怕一个孩子呢？我觉得，还要做意识形态的工作，因为生育率的下降，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而来的现象，是现代性的一部分。这其中固然有物质的原因，但思想意识的原因更重要。

现代性对人的改造既在物质层面，也在精神层面。现代社会大大提升了人的生活质量，实际上，也提高了人对“什么是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期待。现在人们说不愿意生，往往说“养不起”。但这就怪了：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家家都是三个、四个、五个孩子，可是，我们祖辈平均的经济状况，应该比我们这一代条件最差的人还要差吧。我的姥姥姥爷在北京是“小企业主”，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一辈子没拥有过带产权的房子，可还是生下了我母亲兄弟姊妹四人。为什么祖辈比我们这一辈人养育孩子的物质条件差得多，却更愿意生育呢？这只能从思想意识乃至精神世界的原因来解释。

有的人就要说了，那时候生孩子没想那么多，可是现在，生孩子得想到要花奶粉钱，要上辅导班、兴趣班，这都是费用，因此还是物质成本的问题。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物质成本高，其实是“人感觉到的物质成本高”，而不是真实发生的物质成本。当然，我不是否认确实存在这些开销，实际上，这些成本确实成了一些家庭的负担。但要注意的是，这个成本不是“实际发生的成本”：比如，你要生产面包，那你必须先购入面粉，没有这面粉，肯定做不成面包，这里的面粉就是“实际发生的成本”。但小孩，可不是要先拍几十万“奶粉辅导班兴趣班基金”在桌上才能生得出来的（当然，一些地区结婚要彩礼钱的情形另说）。实际上，这里的成本，实际上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里。

这个思想意识，就是我们几十年来耳濡目染的“优生优育”的概念。孩子生下来，必须要用最贵的奶粉，否则怕他长得不好。长大了要念书了，要给他最好的教育，否则怕他竞争不过别人。这个意识，如果只存在于少部分人脑海里，那没事；问题就在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那就“内卷”起来了。你不这么想，这么做，就真“落后”了。因此，导致生育意愿下降的是一种集体的思想意识。

但是，这种思想意识一定正确吗？当然，我不是说“优生优育”的愿望有错，这是很朴素的希望自己孩子好的愿望。但是，那些被认为正确的“优生优育”的做法，一定能服务于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可以探讨的。首先，用最贵的奶粉，孩子就一定长得更好？有小孩的父母或许都有经验，有的奶粉小孩就是消化不了，不在于贵或者不贵。另外，即便是都吸收了，几个月甚至几岁的时候身高体重超过同龄人，身体就能继续健康下去吗？不一定的。身体是是否健康不仅与饮食有关，也与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生活环境等有关。再说兴趣班和辅导班，花钱多的教育就一定好吗？能够上课培养出来的兴趣，只是一部分的兴趣。辅导班上得再超前，能培养孩子对知识的兴趣吗？即便孩子看起来挺习惯被兴趣班和辅导班占据的生活，但他作为一个人，是不是也得学会自己支配时间和决定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万一家长呕心沥血、一掷千金，最后发现孩子选择成长为一个自己不中意的样子——这简直是很常见的事情——会不会痛苦难过？

读者可能要说了，别扯这些没用的。反正现在社会风气如此，你只要生孩子就得闭着眼睛这么干，个体是没得选择的。这话说得不错。个体确实在“社会风气”面前很被动，然而我写这文章，也不是为了劝作为个体的家长怎样去改变教育自己孩子的方式，而是希望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要改变？以及我们每个人可以为改变做什么。

其实，喝什么奶粉，上什么辅导班，都是商业力量灌输给人的概念。铺天盖地的某鹤奶粉、某而思和某辅导广告，意图只有一个：告诉你消费我的产品是养娃之必须。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散布在城乡大地各个小区周围和购物中心内外的儿童产业机构——从幼儿游泳到课外辅导，更是在潜意识里向你灌输：我们这儿人人都来，你家娃不来，就落后啦。这样的意识灌输简直无孔不入。但是，其实也有权威的、相反的观念灌输：如果你还记得，产科病房里，肯定挂着“母乳喂养好”的宣传海报；国家教育部门也三令五申对课外辅导机构的超前教学等行为进行整顿，呼吁广大家长理性对待子女教育问题。

可惜，不被资本力量驱使、单纯地出于科学的态度宣传正确的子女养育观念的声音还是太弱了。我认为，国家一方面有必要拿出真金白银补贴生育活动，但更需要做一些不大花钱却能教给人正确的养育理念的宣传教育工作。至少，也要和资本的声音势均力敌吧。不过，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利与弊：没有出于逐利目的而进行的种种经济活动，家家户户也不会富裕起来；但是出于逐利目的经济活动，又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思想意识。当人认为生活有太多的必需品的时候，虽然富起来了，却仍感觉很穷。这就是为什么祖辈虽然生活条件差、普遍贫穷，却敢生；而我们现在虽然富裕起来了，却不敢生——存在于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物质成本大了太多。

与此同时，被资本逐利需要所塑造的种种现代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也让年轻人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祖辈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活动，更没有什么要“做自己”、诗和远方、保持好的身材和皮肤之类的观念。孩子生了，就带孩子呗。而我们这一辈人，要克服很多诱惑，才能把时间用在孩子身上。君不见，多少家庭即便是有了孩子，也常常是父亲抱着一台手机刷刷刷，母亲抱着一台手机刷刷刷，孩子扔在一边自己玩。孩子吵着要换尿布了，就以最快的速度换好，好第一时间回到手机上。没生孩子的年轻人，更是有更多的吃喝玩乐的活动等着他们，有了孩子，这些都得割舍掉。当这些娱乐活动被灌输为年轻人生活的必需品的时候，它们也就成了生孩子的“机会成本”。

老实说，生孩子是苦差事，养孩子也是苦差事。如果说，吃喝玩乐给人带来的是“正效用”，弄个孩子，则是“负效用”。有的人说了，那也不是，孩子多可爱啊，弥补了负效用。但小猫小狗也可爱，养个猫啊狗啊的，不就只留下了正效用，把负效用撇掉了么。如果单单从理性的、功利主义的视角看，生孩子这件事怎样都是算不过账的。特别是对女性而言，生小孩根本就是亏本买卖——她付出的太多了。

但是，在无情的世界上，人偏偏是有感情的动物。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宗教、习俗、信仰来告诉人，生养子女有着超拔烦嚣的价值。比如，中国人就有传宗接代的说法。中国人可能不信什么宗教，但不等于他没有信仰。中国人信的是历史，是过去，是未来。如果“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但是，在去信仰化的现代社会，如果祖宗不再重要，那么接续香火也就不重要了。在西方，基督教告诉人胎儿是上帝的恩赐，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堕胎也就无所谓了。据说，凡是世俗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生育率都比较高。宗教和信仰，也许才是支撑人类不断繁衍的精神力量。在世俗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人类繁衍受阻也就可以理解了。

总而言之，现有关于生育率下降的解释和讨论往往着重物质成本的角度，而我认为，生育率下降是个现代性问题，里面有复杂的思想意识作用的机制。改变人的思想意识——特别是改变集体的思想意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如果认识到这样做是必要的，那我们将来一定会有足够的智慧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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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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