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几天的时间读完了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这本书探讨了一个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很重要，也很沉重的话题——代际社会流动。普特南发现，相比于1950年代，现在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变得困难了。具体而言，他发现，父母是高中及以下学历，则小孩也会是高中及以下学历；父母是大学及以上学历，则小孩也会是大学及以上学历。而学历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高度相关。换句话说，美国现在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阶级固化呢？普特南认为答案在小孩的抚养和教育。小孩从小的抚养和教育决定了他的学历，而学历进一步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他提出抚养和教育的四方面因素发挥了作用：家庭结构（families）、家庭教育（parenting）、学校教育（schooling）以及社区（community）。正所谓“幸福的家庭大抵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无论什么族裔，中产阶级的养育方式都呈现了惊人的一致性。甚至，我读起来感觉和中国的中产阶级养育方式都很相似，比如很注重为了孩子维持家庭的稳定，幼儿时候开始就给孩子读书，以及持续的“鸡娃”。与之相比，美国中下阶层正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这严重影响了中下阶层孩子的养育状况。毒品泛滥、暴力犯罪、酗酒和性自由造成了大量的单亲家庭。2012年（书中最新数据），如果父母的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小孩有超过65%的可能在单亲家庭中长大[1]70。与此同时，在经济形势长期下滑的状况下，单亲母亲或父亲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工作，为家庭提供基本的经济来源，陪伴和抚育的时间就少了很多。相比之下，在中产阶级家庭，即便是双职工，孩子与父亲或母亲相处的时间也比中下阶层的单亲家庭要高很多。并且，“有钱人的孩子有更多面对面的时间，而穷人的孩子有更多面对屏幕的时间”[1]128。中下阶层家庭的父母即便能和孩子在一起，也会因为缺少基本的育儿理念，不懂得花时间给孩子念书、学算术，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在学校教育方面，普特南发现，即便是生均政府拨款相差无几，甚至穷人社区的生均政府拨款还略高一点，“和什么孩子在一起念书”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升入大学，实现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坐落在富人社区的学校——即便是公立学校——还可以得到社区家长的额外赞助和社会资源，提升孩子的教育体验。而坐落在穷人社区的学校，学生中有更多的“问题学生”——扛把子和小太妹——老师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维持基本的课堂秩序。令人绝望的工作绩效往往让有选择的老师离开这些学校，师资队伍中更多是混日子的人，即便是安心学习的孩子也很难受到足够的教育。而在社区层面，普特南认为，小孩是否能成才，和他是否有父母以外的成年人提供正确的指导息息相关。这个成年人就是所谓的“导师”（mentor），为孩子的人生选择指明方向。但是，现在美国的社区中能给小孩担当导师角色的人越来越少了。普特南继续坚持其在名著《独自打保龄》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社区中的“社会资本”正在被侵蚀。正如其标题所寓言的，在1950年代，无论一个孩子的家庭贫穷还是富有，他都会被社区成员视为“我们的孩子”。而现在，社区居民更多是各扫自家门前雪。特别是中下阶层社区中，工作岗位流失让人们自顾不暇，毒品、酗酒、枪支暴力横行更让人与人的信任感消失，邻里守望无从谈起。另外，基督教的式微也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原因。在讨论研究方法的时候，人们习惯用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这一对概念。我认为这种二分法没有抓住样本（案例）选取这一研究设计的关键。极少数研究可以直接观察研究对象总体。研究总是需要“以一斑窥全豹”，而研究设计中这个“斑”怎么选出来就至关重要。如果样本（案例）选择有问题，就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因此，为了突出样本（案例）选取的重要性，讨论研究方法更合适的一对概念是大样本研究和小样本研究。有的人认为，定量研究就是要跑回归，甚至是更复杂的建模分析；而质性研究则是讲故事。实际上，建模分析和讲故事的人类学方法分别只是大样本和小样本研究里的极端——一个需要很大的样本量，一个必须是一到两个案例，这中间还有大量的其他研究设计方式。在大样本研究中，案例所代表的问题往往不突出，特别是在随机抽样甚至全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但是，有些问题是大样本研究无法回答的，比如那些蕴含了较长因果链条的问题。这时候，小样本研究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可以通过聚焦几个案例（故事），把因果机制说清楚。而小样本研究的问题则是，必须论证所选取案例的代表性，讲清楚所讲的故事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总体的情形。其实，要想把一个问题研究清楚，大样本和小样本研究必须是结合起来的。没有大样本研究，我们就不知道事情的整体面貌。当然，这里可以是简单的描述统计，而不必然是建模分析。而没有小样本研究，我们也无法理出个中的因果机制，无法找到更为深刻的答案。因此，一个研究如何把大样本部分和小样本部分结合起来就至关重要。普特南这本《我们的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普特南在分析家庭结构、家庭教育、学习教育和社区四个因素的时候，分别选取了美国四个地理区域的四个经济状况处于上升或下降趋势的城市中的两个家庭——一个“富人”家庭，一个“穷人”家庭——来描述其小孩成长教育的过程，探讨每个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考虑到美国多民族的特点，为控制族裔的影响，成对出现的家庭都是同一族裔的。这四个因素，各成一章。每章都是从两个家庭的小样本“故事”开始，跟随着一个全国性的大样本分析。在大样本分析中，作者会拿前面讲述的个案再与全国趋势对比，指出两个家庭在何种程度上与全国趋势一致或者偏离。在这个大样本分析环节，除了部分数据是作者利用美国官方统计数据计算得出，多数分析来自前人研究。这就让大样本研究部分更像是一个文献回顾。但优秀学者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他回顾文献不是仅仅为了回顾文献，而是为了用前人的研究探讨和佐证自己反对和支持的观点。这样读起来，就有一种看山不似山的感觉：前人的研究经他之手，得出了更有价值的结论。有人说，美国“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早已广为人知，何须再证？其实普特南这一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指出这一情况，更在于搞清楚了“在儿童（青少年）养育过程中，阶层是如何被悄悄决定的”这一问题。是的，确实阶级固化了，可它怎么就固化了呢？这个问题是个过程机制问题，非做小样本研究无法回答。另外，按照普特南所说，研究代际阶层流动的常用方法是比较亲辈40岁和子辈40岁的职业和收入，这种方法能最严谨地对比两代人的经济状况，得出阶级流动的结论。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只能观察到80后一代人的代际阶层流动（在这个研究的2012年，是70后一代人）。更晚近的一代人的阶层流动潜力是无从知晓的。普特南认为，他的小样本研究填补了这个学术空白：通过研究20岁左右的青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可以预测他们的阶层流动潜力。但是，其实他应当做更全面的既有文献分析，或许会发现还有学者使用其他方法来研究90后甚至00后的阶层流动潜力。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去读美国的代际流动研究呢？其实吸引我去读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想了解发达经济体的再贫困化有些什么影响。我国刚刚实现了全面脱贫，进入小康社会。但随着我们向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迈进，再贫困化——特别是城市居民的再贫困化——的潜在威胁正日益迫近。随着经济效率的提升，比如电商产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机器人化，传统工商业的就业岗位日渐减少，而新创造出来的高端就业又是普通人所不能企及的。在生活中，我已经遇到许多滴滴司机和家政等中低收入从业者有个体工商业破产的经历。他们之前从事的小买卖在“经济结构升级”过程中难以为继，这样的趋势在未来几十年内大有继续发展的势头。发达经济体的再贫困化是伴随着产业空心化趋势而出现的。正如普特南在书中所言，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稳定、体面而不需要太高专业技能的蓝领岗位越来越少。中低职业技能者涌向超市、快餐店员等不稳定、低技能岗位。而这种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对家庭和子女养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许多父亲因为失业开始吸毒、酗酒、家庭暴力，从而造成家庭的破裂。而单亲母亲（案例也呈现了单亲父亲）因为经济的压力，更是无暇管教子女，更谈不上家庭教育。这种经济大趋势的转变，对家庭，对下一代——国家的未来——的影响，在我们中国语境里还鲜有讨论。但是，前车之鉴，不能不去了解，不要等到问题在中国出现了，我们再去理解它。但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美国人的“穷则志短”的表现方式以及对待婚姻、家庭、生育的态度与我们相差太大了。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我想，即便是我国面临发达经济体再贫困化的情形，社会问题的表现方式也将有所不同。首先，美国人“穷则志短”的时候，发泄方式往往是吸毒、枪支暴力和酗酒。在我国现在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吸毒和枪支暴力的泛滥几乎不可能存在。因此，对社会治安的冲击可能要小一些。相比之下，赌博在破落中下阶层中泛滥更有可能。一些“软赌博”比如盲盒、抓娃娃机等的流行，据说也与经济形势下行有关系。其次，美国人对待家庭和生育的随意性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普特南提供了一个数据：2007年，美国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妇女有超过65%育有非婚生子女。70%的高中及以下学历妇女会同居，而基本上这种同居不会过渡为婚姻[1]66-67。这两个数据远超中国人对婚姻生育的理解所能接受的数值。高中及以下学历美国人的离婚率是24%，即便是大学以上学历也有14%。有人说，中国离婚率也不低，但是媒体提供的数据计算往往是离婚对数比上结婚对数，这种算法没有科学性可言。有研究证明，2009年中国的离婚率只有美国的一半，这还是经过了三十年的不断增长[2]。中国人对待婚姻和生育较为严肃的态度，在经济体再贫困化的时代，会带来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而不是美国式的单亲家庭增加。如果说经济状况恶化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灵创伤会造成婚姻终结和再组织家庭，中国人在同样的经济压力下可能根本就无法结婚生育。相比之下，中国在就业市场上的“失败者”，可能更会像邻国日本一样，以“宅男宅女”的状态存在。值得说明的是，这里的“宅男宅女”不是描述一种文化身份，更不是对某种小众文化的歧视，仅仅是描述人不走入婚姻，而将本应寄托在婚姻上的感情需求转而寄托在一个人可以从事的活动上的现象。如此看来，如果有一天，中国也不幸经由发达经济体进入再贫困化，我们的社会症状应当不如美国那么严重，而是更像日本，产生《格差社会》里描述的“颓废的一代”。这种社会症状虽轻，其病理却是一致的，对社会和每个人的伤害并不会更轻。毕竟，如果经济成了许多本应产下后代的年轻人放弃生育甚至结婚的原因，这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出了大问题了。
作为城市规划者，更要提前警醒，注意到应对这种再贫困化和应对当前的贫困完全不同。它是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之后的贫困化，是城市的贫困化。现在城市规划工作更多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非常重要。而未来，城市规划一方面仍然在地方政府有责任提振经济的动机驱使下继续考虑发展问题，同时也需要更多社会学的视角，在城市更新、住房保障、社区发展等工作中提前应对城市社会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1] PUTNAM R D.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M].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5.[2] 孙晓娟, 陈维涛, 赵东红.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离婚率之间的实证分析[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5(3): 41-43.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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