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汇 | 阿富汗规划师眼中的阿富汗城市化问题
阿富汗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被誉为中亚地区的古老文明之一，其城市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丝绸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沿线的阿富汗城市。由于阿富汗地处亚洲中部，位于几大文明势力范围的边缘（图1），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各超级大国和邻国的战略焦点。
图1 阿富汗区位
历史上，阿富汗在连接不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文化也在这里留下了各自的印记（图2）。坎大哈（Kandahar）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统治时期所建，巴米扬（Bamiyan）是佛教在阿富汗的遗产城市，喀布尔是莫卧儿王朝创始人巴伯皇帝（Bābur, 1526—1530）统治时期的清真寺和花园。
尽管阿富汗的城市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其实质上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超过70年，当今的阿富汗仍然是亚洲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在1973年（1352 Š.）【Š. 表示伊斯兰纪年法之一，以黑蚩拉（Hijra）为纪元的回历，其元年的1月1日为公元622年7月16日】，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占定居人口的10%~11%；1979年（1358 Š.）的人口普查显示城市人口约为14%，但这并不是全国范围的普查。全国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有一半居住在首都喀布尔（Kabul，图3）。自1980年（1359 Š.）以来，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人或者逃出国门，或者逃往相对安全的城市，如喀布尔和马扎里夫（Mazār-e Šarīf），导致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快速上升。至1987年（1366 Š.），城市居民占阿富汗总人口的比例估计接近35%。
阿富汗的城市化进程迅速改变着该国的人口、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并为推动国家在1979—1989和2000—2021年间实现增长、繁荣和和平建设提供了大好机会。其城市转型已经开始，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到2060年，每两个阿富汗人中就将有一个居住在城市。这种城市转型是与生活质量、经济和领土的重大变化同时发生的，必须巧妙地加以引导，以利用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并尽量减少外部的负面因素。但所有这些都与持续的和平，以及世界对阿富汗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阿富汗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缺乏——人们因环境不稳定而离开自己的国家，经济状况退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
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在对阿富汗政府发动的军事进攻中占领了首都喀布尔，这轮进攻始于2021年5月，只有潘杰希尔省（Panjshir）未受牵连。随后，8月26日在喀布尔机场外发生了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3名美国军队和近20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8月31日，美国从阿富汗撤出了所有军队。
在2021年8月31日这个历史性的时间点之后，阿富汗会发生什么？城市地区会不会比农村地区更安全？大部分民众是否会因为紧张的局势更想在城市中生活？为什么阿富汗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一挑战？自1919年阿马努拉·汗国王（King Amānullāh Khan）建立现代阿富汗以来，阿富汗一直在努力从农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新政府会做什么？塔利班会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政权？他们能否说服世界领导人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对这一连串与阿富汗国家安全和城市化发展相关的问题，我们需要非常深入和明智地进行思考，并给出答案。
2 阿富汗近现代主要领导人及其城市政策
自阿富汗1747年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来，城市一直饱受战争、不确定的政治局势以及紧急状态的影响，只有在艾哈迈德·沙赫·杜里纳（Ahmad Shah Durina, 1747—1772）、阿马努拉（1919—1929年）、扎哈尔·沙赫国王（King Zaher Shah）统治的前20年（1933—1953年），以及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当总统的12年（1954—1966年）这几段时期，阿富汗的局势相对稳定。
现代城市规划机构在阿富汗的建立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阿马努拉国王的执政期。这位29岁的年轻国王刚登基时（1919年），阿富汗正因他国利益而遭受贫困和战争之苦，国王怀抱雄心壮志，希望在中亚地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规划发展阿富汗的城市，建设公共设施，为他贫穷的人民提供便利，并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在他执政时期，阿富汗与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建立了外交和商业关系，建立了教授法语、德语和英语的学校，并宣布了一部保障所有阿富汗人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宪法。他主导建设的达鲁尔拉曼宫（Darulaman，意为“和平的居所”）已成为喀布尔的标志性建筑（图4），其中包括新的议会大厅和其他政府机构。
阿马努拉国王的社会改革还涉及新的着装规范，例如允许喀布尔的妇女摘掉面纱，鼓励官员穿上欧洲服装等。一些阿富汗女孩和男孩有机会去国外接受现代教育。然而，阿马努拉国王发起的欧洲化改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改革措施遭到阿富汗传统势力的反对。1924年，霍斯特（Khost）一些部落发生叛乱，随后被镇压。国王在1927年12月前往欧洲旅行和考察。但回国后，他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对，1928年，辛瓦里（Shinwari）部落发起暴动，军阀哈比布拉·卡拉卡尼（Habibullah Kalakani）的部队也发动攻击，阿马努拉国王被迫流亡。在重新夺回王位的尝试失败后，也就是在他执政10年后的1928年5月23日，国王经印度到达欧洲，在意大利和瑞士定居。1960年4月26日，国王在苏黎世去世，被埋葬在贾拉拉巴德，哈比布拉国王（Emir Ḥabībullāh，阿马努拉之前一任阿富汗国王）的墓旁。
尽管阿马努拉国王没能实现他的所有想法和计划，但直到现在，大多数阿富汗学者和城市规划者仍期待他的计划能够实现。阿马努拉被视为民族英雄，他的改革行动标志着阿富汗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始。
阿马努拉国王去世时，阿富汗已是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图5）统治下的国度。查希尔·沙阿国王统治的40年是阿富汗历史上一个和平而沉默的时期，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此时还没有体现在阿富汗境内，阿富汗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图6）。
图5 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国王
图6 1970年代喀布尔街头的阿富汗女性
1973年7月17日，在一场和平政变中，统治40年的查希尔·沙阿国王被废黜。政变领导者穆罕默德·达乌德·汗将军（国王的妹夫）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他自己为总统。1973年8月24日，查希尔·沙阿正式退位并流亡到意大利。
阿富汗的城市规划体系和首都喀布尔的总体规划是在穆罕默德·达乌德·汗将军执政期间制定的，他是著名的阿富汗民族主义者，希望再次建立伟大的阿富汗。由于对他的诚实以及对他作为共和国创始人的尊重，至今阿富汗大多数人还遵循着他的诗意的政策。将军试图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利用阿富汗的位置，但苏联的入侵中断了他的梦想，阿富汗从此成为苏美冷战的战场之一。
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1996年，塔利班建立统治。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将塔利班赶下台。2021年8月31日，塔利班再次成为阿富汗的统治者。最近40余年里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导致数百万阿富汗人死亡或流离失所，同时将国家大部分地区变成了废墟。在塔利班时代，阿富汗的城市旅游和城市遗产是这一系列灾难的见证者，而2001年3月塔利班对巴米扬所有佛像（包括其中两尊巨佛塞尔萨尔和沙玛玛）的摧毁，是迄今为止阿富汗历史文化遗产的最大损失。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会发现，阿富汗的大部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是在苏联和美国占领阿富汗的时期完成的，阿富汗是世界上城市化最快的国家之一，但这是由脆弱的安全条件、恶劣的经济条件、农村地区缺乏基本服务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偏好所导致的。在过去的40年里，阿富汗一直处于持续的战争和冲突中，大部分城市被中央政府控制以免遭叛乱分子的攻击，因而相对安全，人们由农村地区大量涌入城市，导致阿富汗城市化水平畸高。征服阿富汗可能是世界上每个超级大国的梦想，但阿富汗人民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的压迫。阿富汗人民可能并不团结，但如果任何国家试图侵略，他们一定会被打得手忙脚乱。阿富汗只有在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利益，而任何国家想要支持战争或在阿富汗保持火力，是不可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
3 阿富汗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
阿富汗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对于每个学者和城市规划者来说，了解阿富汗的社会状况并尊重每个群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阿富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不迅速，因为过去40年的战争、冲突、入侵、冷战和占领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但在1919—1926年、1979年12月24日—1989年2月15日以及2001—2021年这几个时期，阿富汗取得了重大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在教育、卫生和通信方面。阿富汗正在向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但不同地区的发展速度是不同的，尤其是城—乡差距极大。
1) 优质教育极度缺乏；
2) 缺少工作机会；
3) 性别不平等；
4) 歧视问题；
5) 缺乏优质医疗服务；
6) 安全和战争；
7) 洁净的水和地下水资源；
8) 绿色基础设施；
9) 缺乏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
10) 非正式住区；
11) 公共基础设施及服务；
12) 腐败和城市政策；
13) 交通和公共运输；
14) 污染和天气；
15) 城市和资源管理。
鉴于作者能力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将仅对前7个问题进行讨论，并试图提出一些建议。
3.1 优质教育极度缺乏
由于多年的战争与冲突，阿富汗的教育质量非常差，教育系统无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仅有少数生活在城市富裕地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才有条件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单亲家庭和移民的孩子则往往与读书无缘。教育失败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不平等的资金分配、住宅隔离以及可用的文化机构的短缺。同时，教育机会的匮乏往往意味着问题从学前班就开始了，并一直持续到大学阶段。
阿富汗的官方教育机构从王国建立（1747年）到1875年从未出现过。1875年，希尔·阿里·汗国王（Amir Shir Ali Khan, 1868—1878年在位）在阿富汗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两所强调现代教育的正规学校，一所是平民学校，另一所是军事学校。后来，在哈比布拉国王时期又建立了两所学校，与今天的现代教育体系非常相似。第一所是成立于1903年的哈比比亚中学（Lisa Habibia），开始时只有10名阿富汗和印度的教育工作者。第二所是建于1909年的Maktab-e Harbiya。尽管阿富汗现代教育的基础是在1875年奠定的，但45年之后（1919年），全国仍仅有上述4所学校。
阿富汗教育系统的另一次巨大进展是在1919年之后。阿马努拉国王下令将小学及以下的学校列为义务教育。在这一时期，阿富汗首次成立了教育部，高中的数量有所增加，喀布尔的一些高中除本国教师外还聘用了法国和德国的教师，首都以外的地方首次开设了学校。全国小学的数量增加到了322所。教育部派遣了数百名学生到土耳其、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学习。1921年开设了第一所女校，一些女学生被送往土耳其接受教育。但开设女子学校和派女学生到土耳其的做法引起了学者们的不满，认为这违反了伊斯兰教法（这些学者对伊斯兰教法存在误解）。1923年，学者们要求阿马努拉关闭女子学校，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妇女只能在自己的家里由她们的亲属进行教育，而不能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阿马努拉试图说服这些学者伊斯兰教义中并没有禁止女性学习的规定，并向他们介绍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例子，如麦地那、埃及、印度、麦加、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但这是徒劳的。他暂时关闭了女子学校，但随后又重新开放。开办女子学校并将女孩送到土耳其接受教育，这也最终导致阿马努拉国王于1929年被流放出阿富汗。
军阀哈比布拉·卡拉卡尼（1929年自封为国王9个月并于同年被枪决）在位期间关闭了女子学校，并召回了被送往国外的女学生，他还关闭了德、法等国在阿富汗开设的学校。在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统治时期（1929—1933年），女孩被允许上学并接受教育。1932年，喀布尔医学院成立。
在查希尔·沙阿国王在位的40年间，教育和培训得到缓慢但持续的发展，建立了许多新学校，许多学生被送往美、德、法、印等国学习。1946年，喀布尔大学作为阿富汗的第一所大学成立。
从苏联占领阿富汗时期（1979—1989年）直至1992年阿富汗共产主义政权崩溃，教育和培训进一步发展，教育质量比50年前有所提高。然而，这一时期的教育仅限于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城市，其他城市仍没有正规的教育。流亡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大约500万阿富汗难民和中央政府的反对者建立了一些学校，试图自己继续办教育。在巴基斯坦，除了中小学，难民们甚至建立了一些大学。塔利班执政期间（1996—2001年），阿富汗女孩的教育再次被禁止，除喀布尔医学院以外的所有学校都不能接收女生。塔利班允许医学院收女生的唯一原因是女性病人只能由女医生检查。同样出于这个原因，塔利班也没有禁止女性从事医生和护士工作，但他们禁止妇女在所有其他领域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宗教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几乎所有其他学校都被改成了宗教学校。2001年，塔利班政权颁布了一部教育法，其中的第二条指出教育是所有阿富汗公民的一项平等权利，并在第三条指出妇女的教育将由遵循伊斯兰教法的专项法律来管理。然而，从那以后，这部关于女性教育的专项法律从未颁布。在2020年一次BBC的电视访谈中，阿富汗教育部的发言人努利亚·纳扎特（Nooria Nazhat）说，在370万不上学的儿童中，60%是女孩。她说，阿富汗孩子不上学的原因包括战争、贫困和保守的传统观念。
在美国占领时期（2001—2021年8月31日），阿富汗的教育系统得到了改善，许多外国学者来到阿富汗，与本地人分享他们的经验，这是阿富汗教育史上一个相对繁荣的时刻，许多私立大学由私营部门建立，新的院系开始为学生授课，阿富汗学生有机会向世界范围的许多大学申请奖学金。2018年，全国有22.0%的人认为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改善，这与2017年的调研数据（22.2%）基本持平，但这是自2007年调查（50.7%）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低比例。农村人认为学校服务可能恶化的比例（27.5%）明显高于城市人（21.1%）。
由于农村地区缺乏教育服务，大多数人因此移民到大城市（如喀布尔），但同一城市内的教育服务也很不均衡，如喀布尔市第13区和第3区的教育服务就存在不平等，第3区有阿富汗最大的大学，如喀布尔大学和喀布尔医科大学，比较好的中学如加齐中学等也在第3区。在阿富汗，更多的教育和宗教功能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大学招生虽然是全国性的，但是大学所在地的本社区青年拥有更大的入学机会。因此，像喀布尔第3区这样集中的大学资源更可能形成社会隔离，使得贫困和少数民族社区的青年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近十几年来，阿富汗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世界银行阿富汗国家主任亨利·凯拉里（Henry Kerali）在博客中说，尽管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教育的总体质量已经有所提高。他说，入学的儿童人数已经从2003年的380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630万人。
笔者想在此建议阿富汗政府与一些国际组织协调，增加对阿富汗教育部门的投资，以提升阿富汗的现代教育系统，而且主要目标不只是最大的城市喀布尔，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和其他省份的教育服务更需要扶持。
虽然许多人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而选择城市，但在许多城市，就业仍然是一个大问题。2001年以来，喀布尔一直是约七成阿富汗人首选的居住地，但自2014年开始，这个城市就面临着就业危机，因为这里没有独立的经济产业，政府也缺乏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能力，但这里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使人们愿意留下和投资。
2001—2020年的经济大衰退带来了关于就业选择和人们财务方面的重大问题。在一些行业，情况有所好转，但另一些行业的公司正在寻找削减成本的方法。一些公司选择通过缩减员工队伍来减少开支，因此，许多有能力的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即使他们愿意接受低薪的工作或低就一个职位，仍有许多人为了找到工作而挣扎着。
3.3 性别不平等
在伊斯兰文化中，妇女在社会进步和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妇女在不同时期一直在为国家独立而奋斗。妇女可以是母亲，也可以是为自由的阿富汗而奋斗的战士，可以是姐妹、妻子、女儿，也可以是领袖，激励其追随者独立生活、尊重国家的规则并在国家需要时与国家站在一起。尽管妇女一直是每个家庭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管理者，并主要负责子女生活起居和教育，但不幸的是，在城市生活、政策制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各个方面，她们经常被遗忘。
在阿富汗历史上，性别平等的最佳时期是1919—1929年和1979—1989年（图7），2001—2021年比20世纪的最后10年有所进步，但与之前两个“进步”的时间段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图8,图9）。
图7 1979—1989年间喀布尔街头的阿富汗女性
图8 2021年喀布尔街头的阿富汗女性
图9 阿富汗某高校的教室里，男女生分区就座，中间有帘子相隔；讲台面对男生，女生处于“旁听”的位置
阿富汗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在于，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问题成为城—乡文化冲突的牺牲品。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对城市女性总是看不顺眼，但问题是，在阿富汗，特别是喀布尔，没有一个公民会永久居住。城市居民总在试图离开这个国家，而村子里的人一直在向城市迁移，所以阿富汗每个城市的文化和文明冲突在每一次战争和革命之后都要重复一次。如果人民不愿意接受改变，政府的任何变革都是无谓的。
但我们也乐观地看到，阿富汗的女性问题在过去近二十年里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她们有更多机会获得拯救生命的医疗保健，接受教育，成为立法者、法官、教师、卫生工作者、公务员、记者以及商业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工作。在大约900万名学生中，有350万名是女孩。阿富汗的法律框架——至少在书面上——为妇女提供了许多保护，包括男女平等的权利。
3.4 歧视问题
尽管经历了数个世纪的文明变迁，但从一个国王到另一个国王，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阿富汗仍然存在歧视问题，在一些地区情况甚至似乎变得更糟。在阿富汗的城市化进程中，针对锡克教徒、印度教徒、犹太人、萨伊族（Shai）穆斯林和哈扎拉族（Hazaras）的种族主义和攻击由来已久。虽然歧视也发生在农村社区，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居住环境的接近，城市地区的歧视事件更多。根据一项新的研究，生活在城市地区的成年人，无论其种族如何，都比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更有可能遇见种族歧视现象，在七种不同的场景中，差距从8个百分点（在商店或餐馆）到20个百分点（与警察打交道）不等。而城郊居民的遭遇则介于这两者之间。
哈扎拉人被称为阿富汗的“国内难民”，他们的困境代表着阿富汗歧视问题的一个突出案例。哈扎拉族源自黄种人和萨伊族穆斯林的混血，他们的外貌和宗教与阿富汗主流种族普什图人有很大不同，1890年，当时的阿富汗国王阿卜杜勒-哈姆汗甚至曾下令让普什图人杀死哈扎拉人。可以想见，他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一直是种族主义侵害的主要目标。过去，大多数哈扎拉人生活在阿富汗中部以巴米扬省为中心的贫穷的哈扎拉贾特（Hazarajat）山区，这里不但气候寒冷、土地贫瘠，更糟糕的是遭受着阿富汗国家政府长久以来的偏见——自1890年以来，没有任何文件显示政府项目在这个中部省份实施。近代以来，哈扎拉人逐渐迁入城市，但在城市里，他们也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直到近年来情况才有所改观。
1965年，阿富汗签署了联合国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2020年，一项关于此条约在阿富汗执行情况的评估研究显示，在总共3498名受访者中，25.4%的阿富汗人认为他们在政府机构的招聘、晋升和特权提供方面，曾因自己的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纠正歧视问题上，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5 缺乏优质医疗服务
当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时，会产生许多问题，特别是对穷人而言。例如，许多在城市贫民区定居的农村移民把他们驯养的动物——包括宠物和牲畜——也带到了城市。大量人和动物的涌入，加上卫生条件恶劣，导致传染病的流行。此外，大多数城市贫民居住在不受监管的贫民窟，人口过度拥挤，居住点往往靠近开放的下水道，并且处在地理上的危险区域，如山坡、河岸，或面临滑坡、洪水或工业威胁的区域。所有这些因素加剧了传染病、非传染病、污染、营养不良、道路交通等问题。穷人所面临的问题会蔓延到其他城市居民身上。随着城市化趋势的继续，这种溢出效应会增加。
长期以来阿富汗都缺乏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自2001年实施医疗卫生改革以来情况似乎正在改善，世卫组织、联合国和一些国家都伸出了援手，但目前阿富汗的医疗系统远非完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和少数民族更加迫切地需要医疗保障，而现实情况是他们往往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护理。
关于医疗服务的讨论还必须关注基本需求。基本的医疗保健设施固然重要，但为了改善社区健康和拥有一个健康的城市地区，首先必须解决食物、清洁水和住所的问题。2020年，一项关于5岁以下儿童健康和营养的家庭调查显示，59%的受访者经历了至少1年的基本物质需求短缺。慢性营养不良现象十分严重，阿富汗40%的儿童体重低于健康水平，54%的儿童发育不良。由于最近几年的干旱和食品安全状况不佳，近500万人依赖联合国和其他救援组织的食品援助。确保阿富汗人民有足够的食物、水和住所，必须与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同步进行。
3.6 安全和战争
传统战争通常是在大面积的开放空间中进行的，但今天的战争既非传统，也不是发生在整齐划定的物质空间内。正如《战争中的城市》（Cities at Wars）一书中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种族冲突、日常不安全以及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实施意识形态暴力的重要舞台。
在本书中关于阿富汗的案例里，作者比较了2014—2015年间的喀布尔和农村地区法尔扎（Farza）。由于警察贿赂盛行以及阿富汗和外国军队均无法制止暴力，许多居民只能依靠社区机制保护自己，然而这是不够的。作者魏甘德（Florian Weigand）发现，在法尔扎这样的农村社区，反而存在着国家力量较弱的情况下，社区发展出了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这反衬出喀布尔官方力量的无效。根据作者的分析，在喀布尔这种面临大量的、来自多种叛乱分子攻击的城市，建立和发展法尔扎式的协调将更具挑战。
自1979年以来，喀布尔不断地卷入由苏联、圣战者组织（Mujahideen）、塔利班和美国发动的战争。为何针对该城市发起战争因集团而异，但对各方来说，喀布尔作为交通枢纽、文化和政治权力所在地的战略和象征意义都是关键。
更明确地说，透过城市这个滤镜来分析战争，有助于揭示战争冲突带来的一些隐性影响。苏联入侵的1979—1989年和美国占领期间，大部分军事活动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其主要后果之一是大量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涌入喀布尔和阿富汗的其他城市。城市无力为新来者提供基本服务，贫困问题加剧，这种冲突还打破了公众对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欣赏与敌视之间的平衡。
近50年来，喀布尔市一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冷战、内战和城市犯罪的温床，而平民则是这些恶性事件的第一受害者。由于对宗教，包括对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了解，大多数阿富汗人都成为境外势力的利用目标。在阿富汗的农村地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接受现代教育，这对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向农村的懵懂青年提供关于伊斯兰教的错误信息，使其产生负面乃至偏激的看法。为了拥有和平的环境和可持续的和平，学者们强烈建议：让所有民族都参与到政府管理中来；人们必须接受教育；我们要了解宗教的真正含义，学会尊重所有的信徒和不同意识形态的追随者。
由于缺乏清洁用水，阿富汗的城市对市民来说并不代表着安全和健康。譬如喀布尔的地下水储藏区正逐渐变成住宅区，这将对城市的未来产生很大影响，也许喀布尔未来将不再适合任何生物的生存。根据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研究，喀布尔的地下水潜力约为4400万m³/年，而2015年该市的用水需求为12340万m³，地下水资源和用水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这意味着目前大部分用水需求是由其他来源满足的，如来自洛加尔-上喀布尔河（Logar-Upper Kabul River）流域含水层的地下水。与此同时，许多人只能拥有很少的水甚至没有水。阿富汗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AUWSSC）是该国的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据估计，喀布尔市约有30%的居民可以使用自来水，其中只有约10%的人可以获得饮用水。
地下水是有限的，每家每户都必须了解地下水的价值，政府应鼓励清真寺的学者、学校教师和媒体宣传有关地下水的知识；
每所住宅都应该按照城市规划法来建设，每个城区都应为保护地下水资源并保持其安全和清洁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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