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城市—区域”背景下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尺度重构与跨界治理转型【抢先版】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城市—区域”背景下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尺度重构与跨界治理转型示》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事件背景：北部都会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

2021年10月，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宏伟蓝图，规划构建一个300k㎡的“北部都会区”。这是在新时代“一国两制”框架下，首份由香港特区政府编制，在发展思维和空间观念上跨越港深两地行政界线的策略纲领。

基于构建香港北部都会区的重大机遇，文章简要回顾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深港关系演变和区域空间规划历程，对深港城市—区域的空间演化与治理重构进行深入解析与反思。

1  从城市到“城市—区域”：深港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历程

从深港关系变化来看，198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下，深港城市—区域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21世纪初期，港深经济联系愈发密切，建立了“CEPA”框架、“1+8”协议等正式对话平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香港从被动转变为主动寻求经贸合作，2010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深港关系进入了制度引导的区域合作新阶段。

从城市规划来看，一直存在深圳“一头热”与香港方面落实困难的问题。深圳方面，1986年以来先后开放了多个通道和口岸，强调深港区域发展走廊并积极推进前海合作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图1）；而香港方面，从2007版的《香港2030》才开始在策略性发展概念计划中指向深圳地区，近年才将“北部经济带”和“新界北”深化为“北部都会区”（图2）。

图1  深圳历版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图

资料来源：相应规划公示文件

图2  香港历版城市总体规划概念框架图

资料来源：相应规划公示文件

从城市—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来看，深港城市—区域的空间关系已从早期以香港“全球城市”为主导的“核心—边缘”垂直格局、以厚植深圳腹地为依托的“中心—腹地”格局，演化为如今的深港共建“全球城市—区域”的网络联系格局（图3）。

图3  深港“城市—区域”空间演化路径

2  迈向“北部都会区”：深港跨界治理的尺度重构解析与策略建议

在城市—区域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城市边界空间将不断形成新的尺度制度架构。例如：香港行政区内的落马洲河套地区、新界北地区、北部都会区，以及深圳行政区内的前海合作区、河套合作区等（图4）。

图4  深港城市—区域空间与边界地区的尺度重构

2007年首次提出的落马洲河套地区包括了香港落马洲地区和深圳福田区南部，是深港两地最早进行联合开发的边界地区，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地区的开发工作停滞了约10年，直至2017年才正式启动。深港两地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分别成立了“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和“深方科创园区”，两个园区共同组成“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形成了“一区两园”的格局。

从空间范围上看，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前身可以被看作新界北部地区，与深圳前海合作区同样完全位于各自行政区内的边界地区。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规划构想中，未来将形成深港两地“双城三圈”的空间格局：“双城”指香港和深圳，“三圈”的三个发展方向几乎覆盖了深圳全境（图5）。目前“双城三圈”规划尚不成熟，在个体城市向城市—区域的形态演化中呈现出了“不完全再地域化”的特征。

图5  香港北部都会区中“双城三圈”区域结构规划图

资料来源：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3  结语

深港区域格局的演化，是从“全球城市”到“全球城市—区域”的一个典型尺度重构现象，其经济与社会关系演变、区域空间结构调整与跨界治理转型路径，既蕴含了资本循环的“尺度修复”逻辑，又体现了中国有为政府的主动干预特征。而边界空间正是经济社会关系重组的核心空间载体与政府权力调整的试验场，如落马洲河套地区、前海合作区等边界空间的发展过程中都叠加了多重治理层级与复杂的博弈关系。

在当前愈发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以深港城市—区域等为突破口，拓展与“一带一路”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合作，可为全球的“城市—区域”跨界治理与尺度重构提供有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UPI 

作者：王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

张京祥（通信作者），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e-mail]

王梓懿，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子航，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

延伸阅读

编辑 | 王   枫

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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