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70年前那场战争
站在曾是中华民族生死分界线的惠通桥头。同事拍摄。
淞沪抗战爆发后，周小燕从法国回国，唱起《长城谣》，鼓舞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此文曾在原公众号“老侯说话”推送。
今年7月14日晨，因发文追思我与那位故去的炸药奖得主的四次相会，而于文章推送后5分钟内，“老侯说话”公号被永久封号。
现重发此文，以示纪念。
本文照片除注明外，均由作者拍摄。
我与70年前那场战争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作品对战争的美化和娱乐化诠释，误导了一代代的青少年。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战争与我们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让我穿越到70年前，体验了一次战争炼狱，感知了战争中人的脆弱。
战争曾是好玩的记忆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都有一个关于战争的记忆。
1969年的那个夏秋季，大概是我与战争距离最近的一次体验，几乎一夜之间，家家挖掘防空洞。据说，北边的老大哥要给我们扔原子弹。
那时，对我来说，战争非但不可怕，反而很好玩，因为，我对战争的理解来自早期抗日神剧《小兵张嘎》、《鸡毛信》，那里描绘的战争就是小孩的恶作剧。
但是，好玩的战争没有来。
10年后，战争在云南、广西打响，敌人从北方大哥换成南方小弟。但小弟离我们太远，并没影响到我的生活。
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我来到卢沟桥边，宛平城，弹洞还在，桥栏杆上，石狮子残缺依然。我来采访当年守城营长金振中骨灰安放仪式。
金营长遗愿要长眠卢沟桥下，与当年阵亡的弟兄永远守护宛平城。但那时，我觉得抗日战争已经离我太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70年的时候，战争走进了我的生活。
2015年初，受一家基金会委托，我们开始拍摄一个抗战题材纪录片。
关于选题，我费了一番思索。长期以来，有个说法，对世界来说，二战就是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中国是被遗忘的战场；对于中国来说，“国民党不抗战”的说法一直深入人心，抗战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后来加上卢沟桥、淞沪和台儿庄，而滇西抗战是被遗忘的战场。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Y军于缅甸芒友会师。滇缅大反攻以中方完胜宣告结束。
滇缅大反攻是中国军队主动发起，历时一年，成功收复国土、打通战略生命线的战役，几十万人在这里厮杀，三次造成日军的“玉碎”（日军谓被全歼之意），却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滇西之外的人知晓，于是，滇西大反攻成为我们镜头对准的目标。
这是一段曾经被刻意抹去的历史，很长时间里，无人知晓，那么，它是如何被找回来的？真实的战争又是怎样的？这是我们要表达的重点。
关于叙述方式，我们摈弃传统的空中俯视、指点江山的上帝视角，也不去还原战争的过程，只试图透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眼睛，通过个体体验和历史的细节碎片，去感受战争。
我走进战史的故纸堆，我来到当年的战场，走访那场战争亲历者，跟随战史研究者一起还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岁月。
一个个历史碎片被串联，战争不再遥远，并逐渐在我眼前呈现。
战争的残酷
什么是战争？
滇西战史专家戈叔亚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松山战役结束后，昆明防守司令部训练教官洪少坤受命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收集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
他说，一过惠通桥，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尸臭，越往山上走，气味越浓，到达山顶，他几乎要窒息。
松山不是一座山，是丘陵起伏的一组山，他看见好多台推土机“突突突”叫着，将尸体推到大坑里，不分中日士兵，很多已经不成其为尸体，只是一堆淌着粘水的腐肉。
从怒江东岸，远眺对面的松山。凸起部分就是当年中日双方拼死争夺的子高地。
松山战死日军1250名，中国士兵7763名，战役从6月持续到9月初，时值雨季，期间无法收尸，任凭尸体在山间各处腐烂。
洪少坤说，之后的很久，那“突突突”的推土机声，一直在耳边回响。
当地村民说，战后，松山闹鬼，尤其雷雨天，山上就厮杀之声喊成一片，他们甚至能分辨出日本兵的叽哩哇啦和中国士兵的贵州话（主攻松山的第八军由贵州人组成）。当地政府只好请来法师，不分中日，给战死冤鬼作水陆道场，从此消停许多。
但是，直到1970年代，国道开通之前，货车司机不敢独自夜行松山。据说，有人清楚看见，路边突然窜出挥着战刀或端着刺刀的日本兵。直到今天，天黑以后，没人敢再往大垭口上走。
在腾冲国殇墓园，立着一个娃娃兵雕像，它依据的是当年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一张照片。
历史图片和腾冲国殇墓园的雕像。
当年有4000名美军顾问随同中国军队渡过怒江，参加滇西反攻，其中有一个照相兵连，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那些照片，定格了一个个历史的瞬间，从中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娃娃兵。我注意到，不仅滇西远征军，就连学生为主体的驻印军也有大量12、3岁的娃娃兵。
当年看《三毛从军记》，我以为那只是文艺作品的夸张，没想到竟然是事实。
美军照相连拍摄的，一个名为李乐斌（音）的驻印军娃娃兵。他只有12岁。
这意味着什么？
抗战之初，川军、滇军就走出川、滇，参加台儿庄、中条山会战。“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语）的川军没有回乡，腾冲人寸性奇与数千滇军浴血中条山。到1944年，中国中央政府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云贵川和其他西南省份的少量地区，中国军队的兵源地只有西南一隅，这是否意味着，抗战打到第七年，西南青壮年已经消耗殆尽，中华民族开始透支下一代的生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时刻”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抗战第七年的现实？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给戈叔亚，他说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是，从当年的照片看，的确大量招募了儿童从军。
许多娃娃兵没有经过训练就被逼着走上战场。他们既不具备士兵的素质也不具备士兵的技能。让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上战场，无异于被屠杀，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关于松山战场有没有督战队？其说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但有这样的细节，一些中国娃娃兵被逼着爬上山去，他们泪流满面，不断抽泣，山上的日军对他们叫：过来吧，我给你活命。居然就有娃娃兵扔掉枪支，爬进日军的战壕。他们情愿做俘虏，也不敢面对日军的枪口。据说，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被日军扔下了山沟。
在龙陵，我见到了一个叫李文德的老兵，我注意到，他行军礼时不住地点头哈腰。那不是军礼，那是农民的礼仪。
打松山那年，他16岁，在贵州老家地里干活时，被保长“拿”了，送到云南。他的职务是第8军103师309团卫生兵。
他没有文化，不可能懂得战地救护，所以，他事实上应该只是担架兵。但就是这个没有经过军事训练，没有摸过枪的农民孩子，在最后向松山攻击时，被编入敢死队，因为那时，一个团已经没有多少人了。敢死队员身后的包袱里背着长官发的卖命钱老滇票，所以，战后的松山，除了遍布的尸体，还有到处抛洒的老滇票。
戈叔亚做滇西抗战研究多年，却从未攀越过高黎贡山，原因是恐高。
高黎贡山是南丝绸之路通道，挂在崖壁上的小道仅能单人通过，许多地方坡度超过60度，稍一不慎就可能失足跌进万丈深渊。翻过高黎贡就是腾冲，所以，这里成为中国军队右翼部队攻击路线。但是，山上，迎接中国军队的是日军的枪林弹雨。
我惊讶地发现，那时的军队竟然没有户外常识。高黎贡山海拔4000+米，6月，山下，怒江河谷闷热潮湿，山上，夜里温度宛若寒冬，攻山的中国士兵竟然穿着短衣短裤，时值雨季，夜雨一下，许多士兵竟然失温而死。
54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回忆，切断日军补给并最终拿下日军阵地后，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日军尸体大腿上只有腿骨，没有肉，战壕里的粪便是黑色的，猛然冒出的一个想法，让他险些呕吐：两军对垒，不能起火造饭，给养断绝的日军靠生吃同伴的尸体维持生命！
日军吃同伴尸体，并不是孤例，在太平洋战场也有记载。日本电影人拍摄过一部电影《野火》，讲的就是太平洋战场上，守岛日军士兵杀死同伴维持生命的故事。
补给是决定现代战争胜败的关键，中国军队翻过高黎贡山包围腾冲后，也面临粮食补给问题，当时的腾冲，我方已经是客场作战，补给只能来自后方的怒江东岸，于是腾冲抗战政府动员两万民夫到怒江东岸背粮。
这是滇西战场之外的另一场战争，民夫从怒江东岸背上粮食，跨过怒江，翻过高黎贡山，再送往腾冲前线。上千计的民夫倒在背粮的路上。
战争结束后，很多民夫重返高黎贡山，去寻找亲人，他们在山沟里寻找，在山崖上搜索，整个高黎贡沿线，到处回响着喊叫亲人名字的声音。
战争是绞肉机，这架绞肉机上的，不只是士兵。
9月1日，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下令，9月18日之前不拿下松山，军长立即枪毙。此时，主攻松山的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已经奉调回昆明，在前线指挥的是副军长李弥，接到命令的李弥一言未发，抓起一只冲锋枪带着警卫连上了山。6天后，浑身军服破碎，脸上、手上满是树枝划伤的李弥被士兵搀扶着走下松山，在他背后，枪声依然激烈。
第二天下午5、6点，山上枪声平息，消息传来，日军被全歼！据说，接报的李弥，像尊雕像，一动不动，两行眼泪夺眶而出。
负责攻打松山的第八军副军长，腾冲人李弥。
滇西战场上，军官自杀的事情时有耳闻，自杀者包括87师师长张少勋（未遂）。李文德亲眼看到总攻前，他的连长举枪自杀。
作为后人，我们无法理解：与其自杀，为什么不去和日军拼死一搏呢？尤为不解的是战役结束，有军官在打扫战场时自杀（也有说走火）。
承受巨大压力的包括最高统帅。据蒋经国回忆，抗战前四年，中国靠着有限的外援物资，独力抵抗强大的日军。蒋经国多次听见浴室澡盆中的蒋介石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双手猛击桌面，四年的压抑，在那一刻终于得到释放，也许，此时他看到了日本完蛋的曙光。
震撼我的不仅是战争本身，更有那些士兵战后几十年的命运。
在昆明养老院，我见到104岁的李正义。他是我所见到的老兵中最具军人气质的。体型枯瘦的他已经不能自行坐起，必须借助一根绑在床头的布带子，但是，他炯炯的目光里，闪烁着刚毅与坚定，那是真正的军人的眼神。
昆仑关战役时，他是第五军200师搜索连长（搜索连就是特种兵，师长戴安澜），后来参加了缅甸同古战役和滇西龙陵战役，最高军衔到少将。
1949年后，已经到地方做县长的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关押，直到1975年获得特赦。
他头脑清晰，谈吐幽默，他笑称已经96岁、曾经是第五军政工军官的老伴：她是吹牛皮的，我才是打仗的。
照片为第八军驻军昆明时的李正义和老伴。
昆仑关战役时，一枚弹片击中他面部，打碎了牙齿也打豁上唇，从此他有了一个“兔唇”。
他笑着说：狗日的日本人把一个美男子弄成了丑八怪。他也笑谈起49年后被关押的日月，这个硬汉子，经历了战火，又饱经磨难，意志始终坚不可摧。
临别时，仰卧在床的他，向我们缓缓举起右手，那是一个标准的抗日军人的军礼。他保卫了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善待他。
那一刻，我的眼泪奔涌而出。
参加过昆仑关、缅甸同古和滇西龙陵战役，49年后被关押26年的李正义。
写作《我所认识的鬼子兵》的战史研究者方军，长期走访老兵，记录口述历史，谈起那些老兵战后的际遇，他一声长叹：战胜国士兵遭受如此迫害，这是世界史上的奇观！
深圳关爱老兵志愿者协会的罗君君给我讲起一个故事，她去访问一个老兵时，几只老鼠不时在他们的脚下来回溜达。她要驱赶老鼠，老兵制止了她，说：别赶它，它是我朋友。
多年来，陪伴老人的有生命的动物就是这些老鼠。他喂它们食物，和它们交谈，它们是他的伙伴，它们也视他为朋友，像宠物一样流连在他的腿边。
我当时只觉一股热流冲上脑顶，强忍着眼泪才没有流出。
在采访腾冲战史专家李正时，他讲起那些来自外乡、战后留在滇西的老兵遭遇，我一忍再忍，终于没能克制住，掩面而泣。
保山电视台曾经请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史达伟（(DAVID R.STILWELL与二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同姓）来滇西看望曾经和美军并肩作战的中国老兵。
史达伟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人有个观念，叫：老兵最大。他们那代人年轻时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梦想，但是，他们遇上了战争，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放弃个人梦想，拿起枪走上战场。他们有的付出了生命，有了成了残疾，有的终生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我们必须尊重他们。
腾冲滇西抗战纪念馆大厅，迎面三面高墙上整齐排列着1003顶钢盔，有美式，有英式，是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的标配，是搜集自滇西和缅北战场的实物。想一想吧，每顶钢盔下都曾经有一个鲜活的生命，1003，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也就是说，在这里，一个团的中国士兵在接受后人的致敬。
墙上挂满钢盔的抗战纪念馆前厅。
腾冲国殇墓园纪念堂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像，两侧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旗和国徽，这也是国内唯一一个悬挂青天白日标志的抗战墓园。熟悉滇西战史的每一个人都会对这面国旗和国徽满怀敬意，因为，滇西与缅北战场就是青天白日和太阳旗的搏杀，把青天白日插上松山、插上腾冲、插上龙陵，就是中国军人前赴后继的信念。
青天白日旗是中国军人的精神指引，是中国人精神不屈的象征。
八十年代，重修墓园时，国殇墓园主任刘春明坚持尊重历史，悬挂青天白日旗和国徽，为此，险些被公安拘捕。是胡耀邦参观墓园后说，尊重历史，很好嘛！才使得他免于祸灾。
戈叔亚说：尊重历史，敢于为此付出代价，刘春明也民族英雄。
复修后的腾冲国殇墓园，忠烈祠仍然悬挂上腾冲抗战时鼓舞中国军民士气的国旗、国徽。
国殇墓园外墙，长长的白色墙壁上，蓝色字体密麻麻地镌刻着十多万远征军士兵的名字。
滇西日军在最后战败阶段，发起自杀性“万岁冲锋”时，会高呼：“现在，我们要去靖国神社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字和灵魂将何所归，而我们的士兵呢？有多少人能留下自己的姓名？
一座座无名英雄墓碑，那是后人的耻辱，是对卫国英雄的亵渎。我们的英雄必须有名字，必须留下名字。腾冲县委宣传部在抗战胜利60年时开始收集远征军名单，他们去国家档案馆查阅，向民间公开征集，一点点确认了十多万人的名字。
中国远征军分为三部分，即：1942年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一路；1943年反攻缅北的驻印军和1944年反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Y军。人数应该在三十万以上，所以，腾冲县委宣传部说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直到收齐全部远征军名单。
整齐排列的名字犹如排排军阵，我感受着那种整齐划一的震撼，泪水模糊了视线，戈叔亚对我说：这就是腾冲的哭墙。
六岁女孩在远征军名录墙前献祭。资料。
哭，是很多走进滇西战争的战史研究者的最初体验。很多人从松山到龙陵城外老东坡，到腾冲国殇墓园，到抗战纪念馆，一路走着，一路哭。随着对战争的逐步了解，我也走进了战争，走近那些士兵，和他们一样感受战争炼狱，心脏一次次感受重击。
一个人，当你真正走进自己民族的苦难，那种沉重足以致人抑郁。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抑郁了，对日索赔的王选也抑郁了，当我一次次对着史料和受访者落泪时，我感觉我也抑郁了。
国殇墓园里，戈叔亚讲述当年第一次走进墓园，听石匠讲述滇西抗战时的震惊。
我问戈叔亚：您为什么不哭，他说，我的眼泪早流干了。
如果说，有什么人能一生只做一件事，那戈叔亚绝对算一个。1984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年，国殇墓园复建，戈叔亚无意中闯进正在修复的墓园。作为昆明人，还在滇西当兵三年，他以前竟然没听说过滇西抗战，由此他立誓要还原历史真相。这项工作他坚持了三十年。
倾听老兵诉说时的次次流泪，走上松山时的浑身战栗，他融进了那场战争。
松山战后，曾经立有一块刻着第八军103师战死者名字的墓碑，文革时被推倒，搬到河边做了洗衣妇的捶衣板。他听说后，连夜到河边，找到那块洗衣板，打着手电去查找烈士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都没有，镌刻在石头上的名字已经被洗衣妇的木棒槌击磨平，他竟然连一个完整的名字也辨别不出来。
戈叔亚找回的103师墓碑，但是，一个完整的人名都无法辨认。
天上下起小雨，一股悲愤之情涌上心头，泪水和着雨水在脸上流淌，他对着石碑大声喊：我一定要把你们的名字一个个都找回来！
戈叔亚说，做抗战史研究，需要坚强的心脏，因为那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争，抗战不是军事的对抗，而是一个民族以肉体和意志与钢铁的对抗。
记住战争，了解战争，才能避免战争。让后人了解真实的战争，才能制止野心家的军事冒险，才能阻止战争。这是中国军人的呼声，也是理智的日本军人的呼声。
1979年，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两国，兄弟反目，大打出手。一些日本青年津津乐道于火爆的战争画面。腾冲战役唯一生还日本老兵吉野孝公深感误导青年的危险，于是，写了《腾越玉碎记》，告诉青年人：战争不是娱乐，战争是炼狱。
据说，滇西战后，边长一公里的腾冲城墙几乎全部倒塌，城中所有树叶都有两个以上的弹孔。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吉野孝公回忆，他被俘后，一个中国将军劝阻他不要自杀，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日本战后重建还需要你这样的青年。中国将军最后一句话，他铭记一生，将军说：我讨厌战争！
另一个日军全员“玉碎”的松山战场，也有日军生还。木下昌巳，一个一副学者模样的日本老人，当年是松山日军56师团113联队炮兵小队长，是唯一受命逃出战场，向上级汇报战况的幸存者。
八十年代末，他开始重返滇西，多次回到当年的松山战场。
戈叔亚说，当木下来到松山日军最后覆灭的横股阵地（当地地名为大寨），讲述他奉命出逃后，从远处目睹日军最后覆灭的情况时，突然住口，脸上的肌肉开始痉挛，抖个不停，可以看出，当思绪回到战场，他内心的焦灼，精神的折磨。
战争，对中日两国的士兵来说，都是残酷的，无奈的，也是没有选择的。
当年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病危时，想见见松山的对手木下昌巳，省外办随即和木下取得联系。木下昌巳接电立即飞往昆明。
病房里，两个当年战场上的对手，拥抱一起。木下对王治熙说：你是你们民族的英雄。当年我们的炮火那么猛，你们不畏生死往上冲。中日决不能再战了，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看到王治熙手上的上海牌手表，提出：为了中日友谊，我们交换手表做个纪念吧。
他把儿子从瑞士带来的手表和王治熙做了交换。
滇西抗战纪录片制作了多个版本，制作周期八个月，是我投入时间最短，却投入感情最深的一次。我曾经想走出“战争”，但我被“战争”深深吸引。
鉴于老兵不断老去，为了使那段曾经被人故意忘却的历史不再被恶搞与粉饰，追记历史必须继续下去。记住才能反思。
201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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