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联网会放大城市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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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漫谈

世界并不是平的，但城市差距的放大仍旧超出想象，也耐人寻味。

（正文约20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在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形态时，城市将向何处演化一直是个学术和政策焦点。

上世纪后半叶，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全球化浪潮带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呼啸而至。

一种新的组织结构——网络化因此被广泛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种特定的力量可以通过网络发挥作用。

很多学者认为，网络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它把人、企业和地点联系在一起，使得知识、资本和商品可以在空间内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

几个著名的预言可以代表当时的人们对未来的思考。

例如，英国政经学院教授理查德·奥布里恩（Richard O'Brien）就认为，“地理”的概念正被终结，全球人口将分布得更加均衡；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在其风靡一时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提及，全球化和互联网将使资源的分布更加平均。

一个更加均衡的世界将出现在人类未来。

但奇怪的是，这种曾经赢得广泛认同的论调并没有变成现实。新世纪以来，城市之间的发展不但没有趋同，反而出现了极大的分化。

有些城市在已经具备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发展，直至最终成为超级大都市；有些城市则逐渐收缩，最后日渐凋敝衰落，全球影响力不断下降。

互联网技术似乎在同时促进空间的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从而导致了更复杂的经济地理现象。

我们确实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总部集中到大城市。

但也看到了经济商务活动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都市圈郊区或者边缘地带，从大都市圈迁移到中小城市，从发达地区迁移到相对欠发达地区。

公司内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下游产业部门甚至被迁移到了海外市场。

类似案例比比皆是。在底特律、曼彻斯特、马赛、鲁尔、名古屋和大阪，工业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转走。

充满光荣与梦想的汽车之城甚至变成了城市转型失败的最佳例证，讲述极大汽车公司在本世纪初遭遇困境的畅销书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感觉触目惊心。

但另一方面，因此获得机会的服务业又控制住了产业继续转移的节奏，邻近的城市因此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东京都因为这类“腾笼换鸟”的过程而得利不少。

例如，东京在日本经济产出中所占比重和在全球市场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在过去这些年都有提升。

这不是只属于发达国家的城市故事。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代表，中国的情况也没有多少不同。

新的城市神话确实在不断上演，各地的创富故事也确实屡见不鲜。

但大型公司的核心功能仍旧越来越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这类拥有发达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国家中心城市。

上述城市在中国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版图中的影响力都在迅速提升。

但同时，包括东北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在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则不断衰落。

陕西神木、湖北黄石的情况都不算乐观，黑龙江鹤岗、辽宁营口甚至已经出现了房地产危机，人们对这些城市的未来显然越来越没有信心。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曾指出，随着产业升级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密集型产业日益成为现代产业的核心。

而与信息进程相关的经济活动出现了急剧扩张的趋势，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信息化发展模式。

传统的地点的空间(space of places)被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取代，一种新的空间结构逻辑因此兴起并逐渐确立下来。

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企业）逐渐从文化认同和当地社会束缚中挣脱，开始了大规模扩张历程。

现代信息技术则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和均衡发展的实现。

随后不断开展的研究，则可以从三个视角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各种要素都会在互联网时代加速向超大城市集聚。

这三个视角的着眼点分别是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和不完整知识(incomplete knowledge)。

不对称信息是指无法在互联网上传播、也很难通过公司年报查到的信息。

现代金融或者商务服务业对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业依赖度极高。

尽可能地靠近不对称信息的发源地才能帮助这些企业做出更有利的决策，他们因此通过商业决策推动着超大型城市的发展。

隐性知识指的是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获得的知识。

隐性是一种本地化行为，技术创新偏偏严重依赖于隐性知识，硅谷形成和崛起的部分秘密正在于此。

一旦无法通过互联网大范围传播，只会发生在本地区的创新就会推动超大城市的形成。

不完整知识源自产业的专业化，后者导致行业内每家生产服务公司掌握的专业知识都是不完整的。

这个矛盾在这些公司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尖锐。

公司因此必须集聚在金融中心或者中央商务区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才能通过彼此的交流让不完整的知识完整化。

也只有这样才能显著地促进创新的发生，超大型城市的出现因此变成合理的客观事实。

因此，互联网时代将迎来真正的超大城市的出现。这是大型公司内部功能上的链接，是全球尺度和国家尺度上经济、技术和社会机制的中心和真正的发展引擎。

由于能源源不断地从腹地吸收劳动力、财富和创新活动，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也将由超大城市决定。

其与中小城市之间的沟壑将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而非相反，前者才是互联网时代的权力中心。

例如，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城市，集中了最大化的权力并形成了不同区域的权力分配。金融街是全国的金融监管中心和总部经济基地；国贸CBD是跨国公司集聚地和对外交流中心；中关村则是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区域。

作者：王晓阳，全球城市实验室（纽约）研究员，牛津大学经济地理学博士

文字编辑：王圣博

图片编辑：王圣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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