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切不过是“整幅织绣中，小小的一截针线”| 李桦
一切不过是“整幅织绣中，小小的一截针线”——评骆以军长篇科幻小说《明朝》
文/李桦
《明朝》
作者：骆以军
台北：钟文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
《明朝》是一部只能慢读的小说。就像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万个读者心中也有一万种明朝。骆以军在他的2019年长篇小说《明朝》中，讲述了他所认知的明朝。这不是一部可以一气呵成，畅快淋漓地阅读的小说；这是一部挑选读者的小说。对于很多科幻小说读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会有不同的体验。
这部小说技巧性很强，融入了科幻小说、解构主义、末世小说，甚至元小说的元素。小说中的长句，华丽的词藻，各种叠句，梦境呓语，都营造出一种世纪末，或大灾难之前的绝望，繁华而又颓废的气息。熟悉台湾文学的读者，阅读这部小说时，可能会联想起上世纪末台湾文坛出现的一些世纪末小说(fin de siecle)，比如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从科幻小说的角度讲，也可称为末世小说（apocalyptic fiction）。归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小说中的各种时空交错，都指向一个本质的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真实的吗？所谓的历史是客观的吗？
《明朝》所构建的世界是镶嵌在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的大时空中。即人类处于被三体人所强加的“科技封印时代”，而且已经预见到了太阳系最终会遭受降维打击，地球人类文明将灰飞烟灭。在这样的大时空背景下，科学家启动了“投掷计划”，希冀将不同时期人类文明的大数据输入到一些智能机器人中，然后将这些机器人投掷到太空中去。这样，太阳系被二维化以后，这些装载着人类文明的机器人们在太空中经过漫长的漂泊后，会各自寻找到合适的星球，降落，按照存贮的信息复制出一个个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的文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就是这个投掷项目的一个参与者。“我”负责“明朝”项目，职责是指导机器人学习关于明朝的知识，将明朝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入机器人大脑中，以期在遥远的将来，这个机器人能在太空中的一个星球上复制出一个明朝。
但是，这部小说远非上面这个故事概要这么简单。小说所呈现的“陌生感”或“新奇感”不但体现在它的时空设定，太阳系被二维化之前，人类试图保存人类文明而启动机器人投掷项目；而且，小说也通过叙述者的多重身份，不同历史时代的穿插迂回，以及语言所营造的末世气息，给读者带来一种陌生感。同时小说中所呈现的多层次的明朝的历史时空，以及叙述者的不可靠性都增强了小说的复杂度。
小说的每一章都涉及到一些明朝的政治家、画家、文学家、政治事件，以及“我”对这些人物，事件及艺术作品的解读：仇英、钱谦益、唐伯虎、李贽、耿定向、徐渭、胡宗宪、严嵩、汤显祖、李时珍、王异贞、东林党、楸枰三局、《牡丹亭》、《本草纲目》、《金瓶梅》与《艳异编》等。同时，这些明朝的正史，野史，逸闻趣事，又与叙述者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事件以及日常生活相交织。叙述者借将明朝文明植入智能机器人的过程，诠释了他所理解的明朝：政治，艺术，文化和重要人物之间的纠葛。
这个明朝是“我”所理解的明朝，植入智能机器人中所有关于明朝的信息，都是经过叙述者“我”筛选和诠释的信息。那么当这个机器人被投掷到宇宙中，最终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所复制的明朝，还是那个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明朝吗？小说解构了明朝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呈现了至少四重明朝：地球上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明朝(1368-1644)，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所理解的明朝，经过“我”的筛选而输入机器人中的明朝，以及机器人在某个星球上经过自己对输入信息的消化后创造出的明朝。而这个最终出现在异星上的明朝与那个十四到十七世纪地球上的明朝已经相距甚远。
我与机器人的对话是一个不断自我质疑和反思的过程。“我”让我的机器人感受仇英、张渭、陈洪绶的作品，向智能机器人中输入整本的《金瓶梅》和《本草纲目》，但这一切明朝文明的遗迹也不过如第一人称叙述者所说的是明朝这“整幅织绣中，小小的一截针线”。而“我”作为明朝项目的负责人，按照我的“怪异偏执口味”，向机器人中输入的尽是“李贽、徐渭、汤显祖这些疯癫混乱的程式大数据”，而非方孝儒、张居正、戚继光、袁崇焕这些人物的数据，所以那个将在遥远星球上重新呈现的明朝将是“明朝文明的反星球，暗星”。
“我”与机器人在“现世“的对话中又穿插着“我”不断从“那个球体”获得的关于“明朝星球”的历史。“那个球体”正是这个机器人，它在不知多少万年以后，着陆在某个星球，从新创造了“明朝文明”，而这个机器人也早已成为了那个星球上的古老的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关于明史，不仅有“我”的视角，也有机器人的视角，有“我”对过去明朝的回顾，也有对未来明朝的前瞻。而小说中散落各处的“那个球体”的回忆，会令读者想到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中那些时间之外的叙述。
这是一种后现代的历史解构主义。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只不过是经过历史学家加工，筛选和诠释过的历史。小说强调了历史记录的不可信和不确定。明史也不过是根据某个史学家的喜好和立场所筛选，想像加工出的历史。而真正的明朝文明早已淹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无法复制。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人过中年的小说家。“我”对明史的解读夹杂着“我”对自己年轻时生活的回忆，与各路文人的纠葛与纠缠，私生活，对“现实”中各种新闻，八卦，实事的感慨与评论，以及对自己日渐衰老的事实的无奈。“我”逐渐步入人生的末世，这与人类逐渐步入太阳系二维化的末世，以及明朝的末世都相互映照。
同时，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在言说历史记录不可靠的同时，叙述者也不断对我和世界存在的真实性做哲学上的拷问。我是谁？我们所属的世界是真实的吗？抑或只是一个更高级的，多维宇宙文明的全息投影？我是否本身也是一个机器人？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或者整个人类文明都是事先安设置好的程序在运转和发生？“我”在描述着“我”在台北的现世的生活时，常常漫不经心地抛出一些暗示质疑我所处的时空的真实性：我们难道是生活在某个被复制的文明中，而眼前和我们说话的人是否只是一团程序；“我们现在是在一颗‘明朝’行星上”；抑或这颗星球本身也是某个创造者的设计？又或者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能机器人在漫长孤寂的太空旅行中的回忆，或者是它所阅读的输入存储器中的信息？
另外，小说中有大量引文，有“实引”，也有“虚引”。实引是指引用真实存在的文献，比如引用《牡丹亭》《本草纲目》、刘慈欣的小说的片段等等；虚引是指引用小说中虚构的未来明朝中的史料。这种虚实相缠的引用也增强了叙述的不确定性。叙述者不断的自我质疑以及各种细节又不断令读者自我质疑：哦，好像不是我前面所理解的时空啊，难道这一切都是虚拟的，或者一切都发生在太阳系降维以后发生的？
这部小说虽然很烧脑，读者要在叙述者真真假假的烟雾弹中理清头绪，可是却也有阅读的乐趣。读者阅读叙述者对一些明朝人物和书画文学作品脑洞大开的刨析，会不禁莞尔。比如叙述者把《本草纲目》和《金瓶梅》相提并论，强调二者对主要研究对象进行的细致分类方法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虽然研究的对象迥然不同。又比如，身为作家的叙述者抱怨读者或同行常常指责他把很多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加工后写在他的小说中，为自己叫屈。或许有的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自言自语，好吧，我姑且信你，但我还是知道你这段文字写的是现实中的谁，或者在映射哪件事。这种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 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是有趣的。
太阳系二维化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在小说的结尾，智能机器人见证了太阳系的二维化过程，但唯一不同的是，那个二维化后的太阳系不似刘慈欣小说中写的那样像梵高的《星空》，也不是“我”所想象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予断井残垣”那样的意境，而更像仇英笔下的仕女图 。这些对太阳系最终景象的不同描述又契合了小说所展示的历史观：每个人眼中的历史都是不同的。但，无论怎样，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对世界的认知都只不过是宇宙这“整幅织绣中，小小的一截针线”。
李桦博士，蒙大拿州立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8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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