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 夏琪：农民“两头房”与不完全城镇化【转】

摘    要：在城镇化浪潮下, 农民愈加向往城镇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一方面保留农村住房, 一方面选择在城镇购置住房, 本文称此现象为农民“两头房”。在“两头房”的空间转换中, 农民频繁置换社会空间。“两头房”的农民既脱嵌于家庭和原有乡村社会空间, 面临家庭重塑的困难, 又会根据现实需要再生产其他社会空间, 安置其身心。在此独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中, 农民主动现代化的策略性得以彰显。

关键词：两头房; 不完全城镇化; 社会空间; 住房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7年初, 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 四川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0.4%。住房是城镇化的形式呈现, 是广大农民实现城镇化的前提和重要尺度。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城镇化的影响与冲击, 农民, 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 逐渐不满足于农村的生活方式, 向往城镇生活, 并希望在城镇定居。越来越多的农民当有一定的积蓄时, 在保留农村住房的情况下, 同时会选择在城镇再购置一套住房。本文将此称为“两头房”现象。农民“两头房”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随着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 农民“两头房”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二、文献回顾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当前, 农民“不完全城镇化”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不完全城镇化 (也称半城镇化) 是指农村流动人口虽然进入城市, 也找到了工作, 但是没有融入城市, 没有完全嵌入其社会系统、文化系统及制度系统, 是城镇化的不完全、不彻底状态。[1]不完全城镇化对农民工及其家庭影响大,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学界对此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王春光认为半城市化造成农民工居住边缘化和生活“孤岛化”, 在心理层面上, 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倾向于从内部寻找支持, 进而出现社会认同的“内卷化”。[1]马雪松认为由于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束缚, 进城农民难以进行角色转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3]不完全城镇化还可能导致农村留守问题。[4]鉴于农民工在不完全城镇化中受到的种种制约, 探索新的城镇化模式显得尤为必要。张翼提出以“常住化城镇化”替代“户籍化城镇化”, 是推动城镇化的优选之路, 即在不变更进城农民工土地产权的前提下, 以就业地和居住地配置相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以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5]周飞舟等人认为, “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有利于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进而实现城镇化。[6]李飞等人认为, 应该赋予农民明确的农村土地权利, 使其从“弃地”进城到“带地”进城, 化解“半城镇化”困境。[7]就地就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另一种模式, 是一种主动城镇化的过程。[8]上述研究倾向于政府主导、农民被动参与。事实上, 中国农民在城市化浪潮中, 有其理性化的行动逻辑和选择策略。居住是人类生存、生活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性保障条件, 住房是人们城镇化进程中最主要的财产。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农民向城镇迁移的主要动因, 是农民进城购房的动机之一。一方面,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乡城迁移;另一方面, 农民自身基于理性计算得出收入上的“二元差异”也推动了迁移行为。[9]蔡禾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经济理性对于农民行动上迁移的效力;然而农民一旦选择户籍迁移, 社会理性而非经济理性可能是推动或限制农民买房或建房的根源。[10]黄志辉等人通过对赣西地区一个村落———乡镇———县城的调查发现, 婚姻交换观念、教育机会与教育环境、地方性知识以及“面子”符号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行为取向是许多农民进城的重要驱动力。[11]关于农民工的进城策略, 林寒将安居与乐业作为切入点, 发现农村与小城镇使得农民安居, 而大城市使得农民乐业, 进而阐释了农民城镇化的困境, 即安居与乐业不可兼得。在此种困境中, 大多数农民通过权衡比较, 选择次优策略:即“青壮年进程打工‘乐业’, 老人和小孩留守农村‘安居’”。[12]王海娟认为农村系统为农民工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 通过“农村支持城市机制”以实现城镇化。[13]不难看出, 既有研究深入分析了不完全城镇化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路径, 研究了农民在城镇购房的动机和策略, 但是对于农民“两头房”现象及其对我国城镇化的影响涉及不多。

农民“两头房”现象相对复杂, 本文尝试用空间社会学的理论一探究竟。涂尔干、齐美尔等古典理论家不同程度关注到了空间这一要素。特别是齐美尔将空间视为社会形式得以成立的条件, 空间是一种心灵的活动, 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可能, 而且人与人的互动被视为对空间的填充。但总体而言, 在古典时期, 空间只是一种外在的、既定的背景, 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无非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或利用。[1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空间转向, 即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学理论的架构之中或以空间的思维去审视社会成为学界的新趋势。[15]“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6]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 行动者依据自身拥有的资本进行空间划分, 居于一定社会空间的人们会形成一定的“地方感”和较为一致的惯习, 惯习的自然倾向是某种再生产策略, 而“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就是在于维持间隔、距离、阶级关系, 并且在实践中促成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17]农民“两头房”与传统城镇化由农村到城市单向的流动不同, 是双向的空间转换, 农民家庭频繁地置换空间背景。“日常生活嵌入于空间之中, 空间亦被日常生活所型构”。[18]进城农民从熟悉的农村空间流动到陌生的城市空间, 其面临的制度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也相应地发生改变, 这种改变无疑会影响其城镇化进程。

三、农民“两头房”现状与形成机制

本文只研究农民“两头房”, 不研究城市居民“两头房”。本研究以四川省Y县作为田野观察地, 选取若干典型家庭开展深度的案例研究。

Y县地处四川盆地中南部, 距成都市中心50公里, 是成都向南发展“第一城”。该县幅员面积2606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162万, 是全国第三人口大县、四川省第一人口大县, 常年有40余万劳动力在县外务工。2016年,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68亿元, 比上年增长8.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26.1元, 比上年增长8.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02元, 比上年增长9.2%。目前, 县域全境已纳入天府新区核心区、辐射区与影响区。随着Y县城市化建设的推进, 以及毗邻成都的区位优势,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Y县购房, 导致Y县的房价上涨迅猛, 据调查, 十年前Y县县城房价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 目前每平方米4500元左右。

Z镇位于Y县县城东南端, 距Y县县城30公里, 距成都市120公里, 位于国道213线旁, 交通便利。全镇幅员面积55.06平方公里, 辖28个行政村、226个社和1个居委会, 总户数10951户, 总人口36883人。近年来, Z镇城镇建设明显加快, 新增商业住房面积3000平方米, 硬化场镇道路1公里, 居住人口激增, 目前Y县Z镇房价约每平方米1800元。

本文中实地调查的农民“两头房”是指农民家庭在乡村拥有住房, 并在Z镇或Y县县城或成都市购房的现象。调查显示, 受访农民家庭优先选择在Z镇购房, 待经济条件允许时, 再在Y县县城或是成都市购房, 同时还在就业打工的地方租房。调查发现, 受访的Y县进城务工的农民绝大多数拥有“两头房”, 在农村的住房以父辈居住为主, 在城镇的住房以自己居住为主。部分家庭在成都市所购买的房集中在城市郊区或者汽车站附近, 价格相对便宜。

受访家庭的“两头房”现状和特点如下:

一是保留农村住房, 并在Z镇购房的家庭。X学如1家庭自1984年在农村建房后, 其父辈便一直在此居住;2009年起, X学如与部分父辈外出务工, 居于当地民工宿舍;2014年该家庭于Z镇购房, 目前农村住房处于闲置状态。L柴家庭于1997年在农村建房, 其父辈在此居住;自2005年起L柴外出务工, 并在打工地租房;2009年该家庭于Z镇购房, 供家中小孩读书。C杰、C锋家庭与L柴家庭十分类似, 仅农村建房、Z镇购房、打工地租房的时间不同。

二是保留农村住房, 并在H县城购房的家庭。X小颜家庭1989年在农村建房, 其父辈长居于此;2009年～2016年X小颜在外务工, 并租房居住;2016年该家庭在Y县城购房, 家中小孩和子辈在此居住。Y波家庭情况与前者类似。W骏勇家庭中的父辈于1990年在农村建房, 并一直在此居住;2002年起, 子辈与部分父辈常年在外务工, 并在打工地租房;2011年该家庭于Y县城购房, 目前并无人在县城居住。除时间差别, H晓志家庭、T鹏家庭与W骏勇家庭情况基本一致, 区别在于前两者家庭中仅子辈常年外出务工;此外, T鹏家庭在Y县城共购置两套住房, 其中一套出租, 一套闲置。

三是保留农村住房, 在Z镇和成都市区均购房的家庭。D瀚家庭1995年于农村建房, 其父辈一直居于此;1996年该家庭于Z镇购房, 子辈在此居住;2013年该家庭又于成都市购房, 家中小孩和部分子辈居于此。F建家庭自1986年于农村建房起, 父辈便长居于此;2006年～2009年为小孩读书该家庭于Z镇买房, 目前已转卖;2010年起子辈一直在外打工, 并在打工地租房;2013年该家庭在Y县购置一套住房, 目前处于闲置状态。L芳家庭, 1980年祖辈在此建房, 并长期居住;自2000年起父辈一直在外务工, 租房居住;2003年该家庭于Z镇购房, 供家中小孩读书, 小孩毕业之后祖辈偶尔来此小住;2013年该家庭又于H县购房, 目前无人居住。

四是保留农村住房, 且同时在Y县和成都市购置住房的家庭。C子文家庭于1959年在农村建房, 祖辈一直居于此;出于生计考虑, 1997年～2008年父辈外出务工, 并在打工地租房;2008年该家庭于Y县购房, 父辈便一直在此居住;2016年该家庭于成都市购房, 子辈在此居住。L强家庭与前者有些类似, 自1988年于农村建房起, 父辈一直居于此处;2002年～2015年子辈外出务工, 租房居住;2009年该家庭于Y县购房, 家中小孩和部分父辈在此居住;2016年该家庭又于成都市购房, 目前闲置。

五是拥有农村住房, 且在成都市购房的家庭。F勇家庭于1982年～2000年于农村居住, 2000年～2010年迁移至成都打工, 2010年该家庭于成都市购房。2013年修缮老家房子, 农村房处于闲置状态。

1. 农民保留和居住“农村房”的动因

(1) “农村房”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保障功能。进城的农民试图通过在城里工作实现向上流动, 但这一过程本身充斥着风险与危机, 如何应对城镇化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并化解危机, 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较为普遍的是, 大多数农民虽在城镇购置住房, 但仍会保留农村的住房和土地, 以便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遭遇突发情况时, 还能返回农村居住和生活, 这是农民给自己进城失败时保留的退路。当进城农民遭遇风险时, 城市的制度空间不能保证农民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 难以维持在城市中的生活, 农民的城镇化步伐就不得不被中断。相反, 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在农村的制度空间中获得权益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始终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提供了可见的社会保障。尽管对于大多数的农民来说, 农业收入已经不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他们也很少在农村居住, 但是一旦农民在从事非农就业中遭遇挫折与打击时, 农村的房屋和土地则成为其后盾, 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可以依靠农村制度空间保障, 选择重新回到农村, 以暂时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降低生活成本, 化解城镇工作生活失败的风险。换言之, 进城失败的农民只要能够回到农村, 能够同宅基地、承包地结合起来, 他们便可以重新积蓄力量, 为下一次进城做准备。

(2) 留居“农村房”的父辈是进城新生代农民工的后援。血缘关系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 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 是相对于外人的“自家人”。在社会网络空间中, 血缘关系被视为是最重要、最亲密、也最值得信赖的关系, 而农民家庭始终把血缘关系视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Y县农民工一般在本地乡镇或城购买住房。新生代农民工, 特别是未婚的青年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低, 可储蓄的资金较少, 市场支付能力较低。面对高昂的房价, 购房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大多数是来自父辈长期的务农收入或早期务工收入的积累。不仅如此, 面对日益上涨的物价和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支出, 诸如日常开支、小孩读书、买车买房等等也需要留居农村的父辈提供支持。除了给予进城的子辈资金支持外, 留居“农村房”的父辈还会竭尽全力地为其提供农副产品的支持 (如蔬菜、家禽等) , 为子辈在城市生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降低其城市生活的压力和成本, 为其实现城镇化提供援助性条件。与此同时, 留居农村的父辈可以依靠农村的制度空间, 依托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系统, 相应地减轻进城子辈的赡养压力, 减小生活负担。

(3) “农村房”使落叶归根的乡愁不落空。在乡土社会, 农民对于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由于人们长期居于这一空间, 可以形成一定的个人地方感并由此形成留在共同地方的倾向或者比较一致的惯习。当进城的农民回到农村时, 他们能够嵌入原有的社会交往空间, 找回原有的社会资本, 有了房屋、有了土地, 便有了生活的保障, 有了生存的希望。因此, 农村的住房与土地凝结着他们最朴实的情感。农村的房子是农民的“根”。正所谓“落叶归根”, 他们离不开土地, 也离不开农村。甚至对于收入条件好的人来说, 农村“两头房”是逆向城镇化的生活方式。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是农民在乡村生活的一种留恋。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 农民的祖祖辈辈、亲戚朋友都生活在这里, 因而无论是身体上, 还是精神上, 返乡的农民会感到一种安全感。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 土地的心理保障作用远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

2. 农民购置和居住“城镇房”的动因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 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是统一的。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农村空间的业缘关系已不能满足农民的生产和发展需求, 因而农民家庭为了生计, 不得不在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中做出选择。另一方面, 城市日趋完善的物质生活空间、制度空间、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对农民家庭而言无疑也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

(1) 后辈教育的优先性。当前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 为了不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家长倾向于将教育资源的获取纳入选择住房的重要参考因素。鉴于目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农村教育资源不足, 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 不惜重金购置教育资源较好的学区房,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热了学区房价格。在Y县, 为更好地整合教育资源, 政府撤消了部分乡村中学, 迫使农村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前往县城或镇里中学就读。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选择在县城买房, 以方便学生读书。另一方面, 进城农民为了给后代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源, 以及子女今后的发展, 很多父母希望能够将子女送进城市, 使其获得更好的教育, 感受城市文化的魅力。大多数父母在“两头房”的考虑中, 将教育因素纳入了购房体系。

(2) 对城市现代生活的向往。城市便利的交通、闪烁的霓虹灯、繁华的街区等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空间, 使长时间往返于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农民工越来越不习惯农村单调的生活方式, 转而越来越向往多彩的城市生活。对进城农民而言, 繁华的都市生活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们渴望成为其中的一员, 迫切希望能够融入其中, 因而渴望在城市定居, 在城市扎根。农民由于外出打工, 或者是在户籍所在地实现了非农化就业, 相应地其收入状况会有改善, 使得他们更有可能进城买房。同时, 在城市生活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影响下, 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受到了明显的冲击, 相当一部分农民向往城镇生活。农民越多地参与到了现代城市生活之中, 也就越大程度地接受城镇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 进而产生了进城居住的心理渴望。

(3) 婚姻挤压的现实考量。婚姻挤压是指婚姻市场上可供选择的男性与可供选择的女性比例失调, 使得部分适龄男女不能按照传统的期望或标准来选择未来配偶的现象。[19]在一些农村, “娶媳妇难”是较为普遍的情况。部分适龄男青年为了“讨到老婆”, 不得不选择进城购房, 以改变婚姻市场上的劣势地位, 摆脱婚姻困境。由此, 婚姻推动农民家庭进城购房的动力便产生了。当前, 房子与婚姻捆绑得越来越紧密。在城镇化的冲击下, 婚恋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些女性希望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 于是把男性是否在城镇有房作为结婚的条件之一。“在城镇有房子, 才有姑娘愿意嫁”已经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 这就促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被迫在城镇购房。

(4) 面子与符号的驱使。面子作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心理现象, 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面子无疑构成了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在消费社会, 住房作为一种空间产品, 被赋予了某种符号意义, 而对空间中象征符号的操纵可以建构个人身份、建构与他人的关系。这是资本条件下, 空间生产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在城镇拥有一套住房, 会增加农民的尊严感与满足感, 因为城镇的住房可以作为其“炫耀的资本”, 使他们觉得“很有面子”。农民家庭在进城购房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并展示面子, 而这种面子同时又加强了自身身份认同。出于面子的考虑, 部分农民家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宁愿“背债”多年, 也要购置一套住房, 使部分家庭成员可以进城居住, 享受城镇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农民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城, 其实质并非举家迁移, 相反, 家庭中仅有一小部分成员可以留在城镇生活与工作, 而另一部分则需继续留守农村。

四、不完全城镇化的困境与农民的进城策略

1. 不完全城镇化的困境

自古以来, 人们对物质生活的丰裕抱有极大的期盼。进城农民由于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 他们越来越向往在城市定居。而打工地商品房房价又使得绝大多数农民望而却步, 户籍制度形成的空间障碍进一步阻止其享受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和廉租房, 因此他们选择租房或者住条件较差的民工宿舍。[20]基于理性的考虑, 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 他们会在家乡的城镇买房, 以满足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然而城镇无法给予他们能负担高昂的房价、高昂消费水平的工作, 他们无法在城镇扎根生活, 也无法实现市民化。因此, 年轻一代继续外出打工, 老人和小孩留守农村, 部分乡村甚至出现空心化。“两头房”的现象, 归根到底是我国不完全城镇化模式、就业与住房不匹配造成的。

农民离开了原本熟悉的乡村生活空间, 继而脱嵌于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长期在外地打工, 家庭主要劳动力与家庭照护者日渐分离;许多曾经亲密交往、可以信任的朋友和邻居皆因空间的变动而日渐疏远。换言之, 进城的农民搁置了原有社会网络空间中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通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积累的社会资本也将逐渐失去效用。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中, 进城农民越来越脱嵌于家庭, 越来越脱嵌于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进城农民大多从事的工作多为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 他们处于城市社会结构的底层。城市对农民的排斥也十分明显。农民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与身份标识制约, 难以迅速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新的社会网络空间尚未完全建立, 农民时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孤独感, 其身心倍受冲击。农村“两头房”是农民在城镇化不完善的情况下的结果, 是农民追求城市生活, 又受资源制约时的折中策略, 是农民主动城镇化、主动融入城市的表现。“两头房”状态导致农民家庭与社会的双重脱嵌是其追求城市生活的代价。

2. 农民的进城策略

(1) 农村—县城—省城谨慎的购房策略。由于打工地租房条件的制约, 进城农民试图改变物质生活空间。随着农民外出打工, 或者是在户籍所在地实现了非农化就业, 收入情况得到了相应地改善, 农民会选择到城镇购房, 以拓宽物质生活空间。作者调研发现, 农民家庭在选购“第二套房”时是相当谨慎的。在资金允许的前提下, 他们通常首先选择在房价相对低廉、生活也不那么陌生的家乡附近的镇上购房。他们更倾向于趁着年轻, 在大城市里多赚点钱, 待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 再考虑在县城甚至是市区购房。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 人们会偏向于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 因此对在大城市买房和生活始终存在着向往。农民由农村到县城再到省城谨慎的购房策略, 每一步挪移, 都是通过仔细权衡和理性选择之后的决定, 是其生活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过程, 也是其实现城镇化的过程。

(2) 社会支持引起的聚居效应。农村到城市的空间转换, 剧烈且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内心体验和社会关系结构。脱嵌于家庭和社会网络空间的农民, 试图修复原有的社会网络空间, 找回原有的社会资本。因而在第二套房的选择上, 亲戚都喜欢聚集在一个地方买房, 他们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惯、相近的地缘情节, 可以彼此照应, 彼此为对方提供着物质和精神双重意义的社会支持。同时,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降低城镇化的成本, 即降低融入城市的成本。在农民的购房策略中体现了社会支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 体现在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农民家庭在选择“第二套房”时, 倘若有亲戚等在其生活上能给予更为便利的物质支持, 那么对于该家庭在城市中的生活会有更好的帮助;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主观的或情感上的支持。在城市的生活中, 由于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城市生存的压力, 此时来源于亲戚在情感上给予的社会支持则显得相当重要。在城市中身心俱疲的打工农民通过这一策略以获得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 使其备受冲击的身心获得一丝慰藉。农民根据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再生产的空间, 可作为其心灵与情感的避风港, 而在空间再生产的过程中体现了农民自身的主动性和策略性。

五、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并非一蹴而就, 在短时间内,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可能因为制度性身份的改变而实现彻底的城镇化。在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下, 农民“两头房”是一种通过代际接力模式实现进城目的的手段, 是农民主动城镇化、融入城市的策略。人们生来就占有着一定的空间, 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 人们塑造着空间, 空间也在以各种方式形塑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农民以“两头房”方式进城的过程中, 应将空间正义作为第一要义, 注重城市空间资源分配和再生产对农民的公平性, 注重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空间差异”现象, 尽量避免因空间分配的非正义所带来的后果。

农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城镇化过程嵌于城乡关系中, 大部分农民家庭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镇化。因此首先需要把握农民与农村社会空间的联系。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农村住房对进城的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留守农村的父辈可以为进城的农民提供资金与实物支持, 以减少城镇化的成本;二是农村住房为其城镇化提供社会保障, 降低进城后的风险;三是可以为其提供“落叶归根”的归属, 发挥心理保障功能。基于此, 农民一来可以自由进城, 二来可以体面返乡, 进而为农民整合城乡资源创造条件。实际上, 政策制定者不能因为农民在城镇购买住房就断定其已经实现城镇化而激进地、随意地切断其与农村的联系。

要关注农民与城市社会空间的联系。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购买了住房, 但是找不到工作, 不得不外出打工, 而打工的地方没有房子, 他们还需往返于家乡与工作地之间, 致使其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家中主要劳动力与家庭照护者分居, 使得农民家庭日渐破碎。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 从短期来看, 一是要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 二是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三是尽可能实现户籍所在地的就业, 这也是乡村振兴的要义所在。从长远来看, 却涉及到农民工在城镇中是否应该享有以及如何享受城镇住房保障的问题。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平衡其在城市和在农村两头所获得的权益。从现行的住房保障体系来看, 其中包括经济适用房、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廉租房等多项内容都与外来农民工无关。因此,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 如何兼顾城镇化也是值得思考的。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王卓,夏琪.农民“两头房”与不完全城镇化[J].农村经济,2019(01):15-21.

• 参考文献、注释、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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