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和晖教授：南怀瑾大师开放型学理思辨风范（中）
编注
祁和晖先生（1939— ），四川开县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郭沫若研究会名誉会长。
本文为作者于2017年9月29日，在“第五届太湖国学讲坛暨南怀瑾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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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大师开放型学理思辨风范（中）
祁和晖
三、打通儒释道三家义理，破除“三学”上我执
南师在儒释道三教三学上各有著述传世，南师著述等身，我们仅截至2012年为止，梳其儒释道“三学”代表性著述目录如下：
儒学著述：
《孔学新语》
《论语别裁》（上下册）
《易经杂说》
《易经系传别讲》（上传、下传）
《原本大学微言》（上、下册）
《孟子与公孙丑》
《孟子与离娄》
《孟子与万章》
道学著述：
《老子他说》
《老子他说续集》
《庄子諵譁》（上、下册）
《列子臆说》（上、中、下册）
《中国道教发展史略述》
《历史的经验》
《我说参同契》（上、中、下册）
《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
佛学著述：
《禅海蠡测》
《楞严大义今释》
《楞伽大义今释》
《禅与道概论》
《禅话》
《禅观正脉研究》
《金刚经说什么》
《如何修证佛法》
《圆觉经略说》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述》
《药师经的济世观》
《现代学佛者修证对话》（上、下册）
《花雨满天维摩说法》（上、下册）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讲录》
其他著述：
《亦新亦旧的一代》
《中国文化泛言》
《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
《金粟轩纪年诗初集》
《金粟轩诗话八讲》
《人生的起点和终站》
《漫谈中国文化》
《南怀瑾讲演录》
《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上、下册）
《南怀瑾与彼得·圣吉》
但凡有研学撰述经历的人都知道，心中无学难以成文。南师三学著述，专业性强，文献博雅，见解新颖，形成中国现当代学林中之独树一帜。最可贵的是在三学著述中不持“门户偏见”，又着眼于三学在中华文化史上长达两千年的互通互学，互鉴与互相补充，互为诠友。
北宋形成儒学四大派：为周敦颐、二程领导的“洛学”；张载为首的“关学”；苏轼为首，苏门学士为骨干的“蜀学”；王安石为领袖的“新学”。四派皆有著述传世。“洛学”派指斥其他三派，尤其“蜀学”派，杂取佛道之理而成“派”。苏门则指出“洛学”言理，法取佛学。
事实上，北宋儒学四派皆具有受佛道二家启发而兴儒家儒教的特点。而佛学佛教也大量借鉴中华文化传统而趋向重视历史记载，加强时、空二维坐标视角，出现梳理、甚至改造佛学佛教文献资料与传承方法的动向。印度文化是缺少历史观的文化，其时空二维向无准确记述，总是无限多、无限大的想象时空。影响到佛经佛教，“大千世界”观念作为宏大的无限时空是超前的，而作为有限时空述事则是漫无边际、虚泛无涯的。于是汉传佛教，仿学中国纪传体史书体例而探索有系统的高僧传谱系：《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又学中国编年体史书，而编纂成《佛祖统纪》。这些“传记”“统纪”极大地帮助人们理解佛家、佛学、佛教，其巨大作用不亚于经律论三藏。甚至玄奘奉唐太宗之命撰著的《大唐西域记》成为后世研究南亚、中亚史与印度史最重要的时空上可靠的历史文献。
“三教、三家”这种互学互鉴关系，南师多次称赞，多次讲说。南师自号“老顽童”。[13]他曾风趣地说：“因为这个‘心即是佛’的流弊，而产生了宋代理学的发达。理学家表达的倒是一副禅宗的姿态，是从‘行’门来的禅宗，而其讲人天之道的行持，又等于佛家的律宗。唐宋以后老庄思想的道家，则等于佛家的禅宗，是解脱路线的禅宗。这三家（儒释道）的相互关系极为微妙”。[14]
不仅“儒释道”三家关系微妙，中西文化关系也极其微妙。南师曾在回答学员提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说：
（一）“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指出这个提法出自晚清《万国公报》华文版主笔沈毓桂1895年发表的文章《匡时策》，后来张之洞《劝学篇》引用并推广论述。
（二）“体用”是否真能分开？南师委婉借喻，从中西文化沟通上回答了体用问题的一致性。南师说：“我常常想做一个研究……就是以一个世纪为单位倒推回去，譬如推到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前后一百年，看看当时西方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东方又出现什么人、什么思想，就会发现东西方的情况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古人有两句话：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即：在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东西方圣人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东西方文明在发育与水平上媲美。同水平文明发育出的“体用”水平也是各有其美的。“体用”互鉴则可，将体用分离而单向取舍则未必恰当。
（三）南师指出“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用的都是西方的学术。没有真正用过自己的文化学术”“其实到现在这一百年，为体又为用的都是西学呵，没有中国文化，中学为体的东西好像没有呵。”[17]南师强调文化根基在“体用”上的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应当是“体用问题”得到新回答的时候。
文化根基才是伟大悠久民族的基因。中华文明树大根深，在成长壮大中，吸收化融了很多周围民族的文化养料。“五胡十六国”政治上分裂，但有树大根深的中华文明砥柱存在，最后五胡化入华夏族群，十六国得归隋唐统一。宋辽金元在文化上合流于华夏文化。满清更是华夏文化的一次重兴。中印文化沟通从东汉开始，中国通过翻译，不断吸取印度文化养料，滋养丰富自己，借鉴佛学，催生了以儒道为基因的宋儒理学。又如南师所析：“自宋儒‘理学’兴起，也就是禅宗衰落的开始，这是中国学术演变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大问题”。两种水平相当的文明相遇，善于学习对方者会壮大，不善吸收异质文明者，其发展堪叹。印度古文明为何中断了？梵文为何未成为印度统一文字？中国通过引入佛学佛教，通过翻译梵文经典，深化了哲学学理而衍化出理学；又丰富了汉语词彙，精细化了汉字声韵学而致形成律诗、楹联；还丰富补充中国以廿四节侯为基准的节俗文化；更滋润了文学创作的多姿多彩。由于中华文明树大根深又善于借鉴异质文明之长，在吸取印度文化营养后，不仅未消失自我，而是更加枝繁叶茂。佛教在印度本土几乎无存，而在中土却深植于沃土之中，与儒道二家相伴成长。
南师在全方位开放型学术视野中，并非随波逐流、犹如浮萍，而是立足华夏，高瞻远瞩。他主张中华文化根基的底线。只要是生发于中华文化根基的枝叶，南师总是加以关注保护。令人感动的是他对待晚明方出现的一个理学支脉“理教”的态度。中国宋明理学分芽出有个“理教”，这在中国学界95%的人并不知晓，偶有知晓者也会轻视而过。南师却在自己的著述中，慎重介绍点评此一“理教”教派。
在《禅海蠡测·禅宗与理学》中，专辟一章讲“佛道儒化之教”。此章中先分析“儒家则偏重伦理，留心入世……弊易入霸道”；“佛家则偏重心理，志求解脱……弊则流于疏狂”；“道家则偏重生理，从形质入门……弊则易落私吝”。南师揭示“儒佛道三家学术思想，二千余年间，迹虽相距，理常会通。外则各呈不同之衣冠，内容早已汇归一途，共阐真理……历来三家之徒，欲调和偏执而会归一致，代不乏人，然终不能化其迹象，盖亦如形器名相之难脱也。明社将屋，有理教者崛起山东，仿元代全真教之迹，而成新兴宗教之一门，风行草偃，遍及南北，尤以北方为盛。”[19]
关于“理教”之兴，南师评价不俗，大意曰：其一“理教之为学为道，一则为化易人心，一则为保存民族正气。虽不足语正大之宗教，实亦有可取之处”。其二“且其汇合三教，宗奉一尊，为圣宗古佛（即观世音菩萨），而以四维八德为入德戒持之门，工夫日用则以道家之修炼为法则；教以理名，即儒家理学之义——理即是道，道即是理，理外无道，道外无理”。其三“理学致有理教产生，遂化佛道之迹，而别成一教矣”。其四“理教创自崇祯末造之杨来如（教中尊称为羊祖或杨祖）……终清之季，遍及朝野，风行南北，自为应此一时代之机而勃兴者。”[20]
在关注“理教”时，南师尤关注西蜀“刘门教”事象。南师写道：“乾嘉间西蜀双流，有刘沅（字止唐）者出。初以博学鸿儒，不猎功名，归而学道，相传得老子亲传，居山八年而成道。以儒者而兼弘佛道之学，著作等身，名震当世。世称其教曰：刘门。长江南北，支衍甚多，而尤以闽浙为盛”。
南师分析刘门“理教”特点有三。其一“其学以‘沉潜静定’为旨”；其二“工夫口诀，采于道家。说理传心，皆撮三教之长”；其三“而其实质，亦为儒化佛道之另一教门，虽其标榜为调和三家之业，然亦‘断崖无路只飞梯’耳。”[21]
南师称赞刘沅“著作等身”乃实指。刘沅确有《槐轩全书》传世，其《全书》涉经史子集四部，诗词文赋，甚至医药星相。其中《十三经恒解》为其代表作。“恒解”反复强调“天理良心”四字教化。刘沅也因《十三经恒解》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中。
注释：
[13]《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下）“老古文化公司”2012年版第18页。
[14]引文出处同[11]见第176页。
[15]引文出处同[13]见第19页。
[16] [17]引文出处同[13]见第20-21页、第37页。
[18]《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上）老古文化公司2012年版第23页。
[19][20] [21]引文出处同[2]见第183-184页。
[22]引文出处同[18]，见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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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南怀瑾先生诞辰百年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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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2018）年二月初六（西历3月22日），是南怀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为此，本会特向海内外广大读者、朋友征集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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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2017）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