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冯浩等：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的关系研究

好文荐读（第129期）：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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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的关系研究

冯 浩1  吴 江 2  白斯达 11.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2.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冯浩,吴江,白斯达.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的关系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24,38(03):422-432.

摘要：本文探讨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的关系。采用纸笔测试的方法考察87名二语者对汉字字音、字义和字形知识的掌握情况，根据书写的认知加工模型，分别构建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二语者以知义为中介变量的知音影响正确书写的模型。研究发现，第一，知音是各水平汉语二语者正确书写汉字的基础。第二，知义在知音与正确书写间的中介作用随二语者汉语水平提高而逐渐增强。第三，随着语言水平提升，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发生由非语义通路到语义通路的转变。研究建议，要重视拼音在汉字书写中的作用，尽早使学生正确地识读拼音；要对不同水平二语者提供语义参与度不同的汉字书写任务。

关键词：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推广体系创新研究”资助。

感谢《世界汉语教学》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根据字形与语言中语音或意义的联系，人类的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Cook&Bassetti，2005：4）。拼音文字是表音文字，字形与语音紧密联系，具有较明确的音—形对应规则，例如西班牙文、荷兰文。汉字是表意文字，字形与意义紧密联系，音—形对应规则比较复杂，即使形声字，音形关系也不明晰。王小宁（1999）考察了2500个常用字，其中形声字声旁的声韵调与整字完 全 相 同 的 占14.48％，声 韵 相 同 的 占9.92％，以上两项仅占常用字的24.4％。汉字书写与拼音文字的书写规则也完全不同，汉字是笔画重叠勾连的方块，而拼音文字是字母的线性展开。笔画与字母书写也存在弧形与弯曲、圆形与方形、斜线与撇捺、原点与锋点的区别（徐子亮，2003）。汉语母语者在学前阶段，语言的音和义借助长期听说经验首先联系，之后建立音和字形、义和字形的联系（张大成、伍新春，1999）。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在学习汉字时，音形义同时接触，字音、字义、字形知识的掌握情况如何，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引发了研究者思考。

现有两种假说描述了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音形义知识的掌握过程。一是姜丽萍（1988）通过１年跟踪１８名基础阶段留学生的汉字习得情况，提出二语者首先识记汉字的音义，其次建立汉字的音形联系，再次建立义形联系。初级阶段二语者以音形记忆为主，义形联系是学习的难点。二是徐子亮（2003）结合教学经验提出汉字习得三阶段，“音—义”相连、“形—义”相系、“音—形”结合。作者认为，拼音文字背景二语者大多借助母语经验拼读汉语拼音，再将语音和客观世界的事物联系起来，完成“音—义”的联接。但是“从形到义”和“音、形结合”两步常被二语者舍弃，造成听说能力优于读写能力。

以上两种假说均认为二语者首先掌握汉字的音义知识并建立联接。江新（2003）通过被试识别汉字后写拼音和意义的方法，发现拼音文字背景（印尼、美国）初级水平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和知义具有显著相关性，支持了两种假说均认可的早期建立音义联系的观点。但是汉字音和形、义和形知识联接先后顺序在两种假说中存在分歧。

随着语言学习的深入,二语者在2500常用字中接触的同音字数量从初级阶段的8.8%骤增至高级阶段的51.04%(王甜甜,2018),大脑中拼音表征与字形表征势必形成一对多的映射｡学习者也会逐渐产生同形语素意识,即认识到同一汉字构词后可能形成同音异义语素(如“生”字,产生—男生),或者异音异义语素(如“觉”字,觉得—睡觉),字形与字义､字音表征也逐渐形成一对多的映射｡因此,二语者汉字音形义知识的掌握是逐步深化的过程,知音､知义､知形的关系需要根据二语者汉语水平进一步探讨｡

考察汉字书写的音形义知识关系,需将其纳入书写的认知加工模型｡现有研究采用听写､抄写和看图写字等任务,均提出书写的双通路模型(Boninetal.,2015)｡一条通路是词汇通路,用来加工熟悉的词语｡在听写任务中,听觉刺激激活语音表征进入语义系统,激活的语义表征进入包含字形表征的字形输出词典,最后通过字形缓冲器保持序列的字形书写｡另一条通路是亚词汇通路,加工不熟悉的词语或者假词｡听觉刺激首先分解为音位,再利用音位—形素的音形转换规则联接字形缓冲器中的字形编码｡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发现,部分病人真词拼写困难而假词拼写正常,表明书写存在将语音音位切分后,利用音位—形素音形转换规则的亚词汇通路(Hatfield & Patterson,1983)｡部分病人假词拼写困难而真词拼写正常,表明分解音位能力或音形转换规则受损,而词汇通路正常(Roeltgenetal.,1983)｡这种真假词书写能力的双分离很好地证明了双通路的存在｡(刘洁等,2008)

汉字相较于拼音文字具有自身特点｡首先,汉字假字是书写符合汉字正字法但实际不存在的字(例如“忄主”)｡在听写任务中,假字要么借助已存在的音节发音(例如“zhù”),要么利用不存在的音节发音(例如“zhùm”),二者均无法考察出被试对假字的书写｡其次,汉语存在较多同音字,音节拆分后的音位无对应字形,因此也不存在类似拼音文字的音位—形素转换规则,而是音节—汉字的音形转换规则(Hanetal.,2012)｡研究者提出了适用汉语母语者书写的双通路模型(Weekesetal.,2006):一条通路是语义通路,用来处理同音较多的汉字(例如“义､议､艺､易”等),语音激活的一组同音字通过激活语义明确目标字;另一条通路是非语义通路,利用音节—汉字转换规则处理无同音的汉字(例如“森”)｡汉语被试语义系统受损仍能准确完成部分听写任务,证明汉语书写存在非语义通路(Law & Or,2001)｡Lau(2021)考察了听写任务下汉语同音字和非同音字的产出,结果发现同音字相较于非同音字书写反应更慢､用时更长,验证了汉字书写的语义通路和非语义通路｡

综合以往研究,汉语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知形在书写的认知加工模型框架下关系如何尚不明确｡二语者书写是否也存在非语义通路?语音和语义知识在二语者书写中的作用随语言水平如何发生变化?以上问题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二.研究方法

2.1 被试

首都师范大学101名预科毕业班学生,均接受至少1年汉语强化学习｡其中,14人未完成所有测试,有效被试87人｡男生59人,女生28人｡分别来自阿塞拜疆､巴基斯坦､俄罗斯､哥斯达黎加､莫桑比克､尼泊尔､汤加､印度尼西亚等46个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按照汉语水平将被试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组｡

2.2 测量工具

2.2.1 汉语水平测试

使用冯丽萍等(2020)编制的完型填空试卷｡该测试由包含30个空格的301字短文构成,作者研究发现,该测试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能够快速､有效､便捷地对汉语水平进行精细确定｡

2.2.2 汉字知音测试

实验汉字取自 Cai& Brysbaert(2010)字频表的前3000个常用字｡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1000为单位伪随机抽取10个汉字｡选取 的 汉 字 在1000字 中 处 于 较 中 间 位 置｡前10个字在3000字中的平均位置为740,中间10个字为1635,后10个字为2529｡选出的汉字非虚词,根据Cai& Brysbaert(2010)词频表计算的汉字平均构词数为28｡形声字声旁的声韵调与整字完全相同及声韵相同的共11个,非形声字及形声字声旁的声韵与整字不相同的19个｡汉字知音的测试方法多样,包括看字朗读任务(郝美玲､赵春 阳,2022)､书 写 拼 音 任 务(江新,2003)､选择拼音任务(王淑华､郭纶,2019)等｡以“汉字应用水平测试”为代表的大规模语言能力测试采用选择拼音的任务,本研究也采用选择汉字正确拼音的任务｡汉字的拼音选项包括正确拼音､修改为近似声母的拼音､修改为近似韵母的拼音及声韵母均修改的拼音,每组选项的声调仅两个调类(例如“具”,选项为“jù､qù､jiū､qiū”)｡

2.2.3 汉字知义和书写测试

字义知识的测试方法包括用二语者母语书写字义(张海威等,2021)､用字组词或短语(王孝玲､陶保平,1996)､字图匹配(李辉,1999)､单项选择测试(艾伟,1949:81-112)､真假词判断(Wongetal.,2014)等｡本文结合真假词判断和单项选择测试,通过选择正确词语的方式考察被试的字义知识｡将30个目标汉字逐一输入 Cai& Brysbaert(2010)的词频表以穷尽其所能组成的词语｡将这些词语输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开发的汉语国际教育动态语料库,综合考虑其在不同汉语水平教材中出现的情况,确定与其字频较相符的词语,作为目标字组成的双音词｡例如,目标字“蛋”为高频字,词频表中有38个词语包含424该语素｡为匹配字频,选择初级水平教材《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的“鸡蛋”作为测试用双音节词｡出现在初级水平课本中的词语有7个,中级水平课本中的有14个,高级水平课本中的有9个｡选项中的目标字可为首语素或者尾语素,选项包括真词､假词或非词(例如“具”,选项为“工具､平具､具查､具力”)｡汉字字形知识可采用词或词组听写的方式考察(吴门吉等,2006),但该形式提供的语境不足,可能导致同音词的书写(例如,遇见—预见)｡本研究以阅读句子､看拼音填空的方式考察被试的书写能力(王骏,2009)｡测试句为字义测试词语在汉语教材中出现的语料｡以“具”为例,测试句为《基础汉语课本(1)》(修订本)中的“语言是一种工jù,它可以帮助人们互相了解”,被试需在答题纸上写下拼音对应的汉字｡

2.3 施测过程

采取教师线上监督考试的方式收集数据｡所有被试在同一天首先进行15分钟的完形填空汉语水平纸笔测试,之后进行15分钟的汉字书写测试｡为尽可能减小测试同一汉字带来的练习效应,被试7天后统一完成共20分钟的汉字知音和知义测试｡拼音､字义和书写测试的作答结果均计为正确和错误的二分类变量｡

三. 研究结果

3.1 汉语水平

冯丽萍等(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中级水平的二语被试完成其编制的完形填空得分为18分｡由于本研究将采用分类变量定义二语者汉语水平,因此将得分17分及以下的划分为初级水平二语者,共31人;得分18至22分的划为中级水平二语者,共28人;得分23分及以上的划分为高级水平二语者,共28人｡方差分析显示,不同水平被试间得分差异显著(F(2,84)=184.1,p<0.001),两两差异显著(ps<0.001),经 Bonferroni矫正后仍然差异显著｡汉语水平测试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3.2 汉字知音成绩

由于因变量正确识别个数为离散型数据,故使用广义线性模型的泊松回归构拟模型,使用 R语言的emmeans包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初级和中级正确识别数差异显著(estimate=0.11,SE=0.05,z=1.96,p=0.05),中级和高级正确识别数差异不显著(estimate=0.001,SE=0.05,z=0.02,p=0.97)｡

3.3 汉字知义成绩

泊松回归后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初级和中级正确识别数差异不显著(estimate=0.008,SE=0.07,z=0.12,p=0.90)中级和高级正确识别数差异显著(estimate=0.16,SE=0.07,z=2.40,p=0.01)｡

3.4 汉字书写成绩

泊松回归后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初级和中级正确书写数差异不显著(estimate=0.09,SE=0.06,z=1.48,p=0.13) 中级和高级正确书写数差异显著(estimate=0.28,SE=0.06,z=4.36,p<0.001)｡以上结果表明,随着语言水平提高,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的字音､字义和字形知识都有所提高｡字音知识在初级到中级过程中得到较大提升,字义和字形知识在中级到高级过程中得到较大提升｡但这些结果尚未涉及汉字音形义知识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

3.5 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间关系

根据书写的认知加工模型,语义在语音到书写的过程起中介作用,故构拟以字音正误识别为自变量､字 形 正 误 书 写 为 因 变 量､字义正误识别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按照 Baron &Kenny(1986)的四步流程构拟不同水平二语者包含中介作用的模型｡第一步检验总效应量,其描述了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总效应;第二步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该效应显著是存在中介效应的先决条件;第三步同时检验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第四步采用拟合系数估计和效应对比,以计算中介分析的效应值。采用广义线性模型的逻辑回归构拟因果效应｡初级水平：二语者字音识别显著影响汉字书写(estimate=0.27,SE=0.13,z=2.02,p=0.04),字音识别显著影响字义识别(estimate=0.75,SE=0.14,z=5.28,p<0.001),但未发现字义识别对书写的影响(estimate=0.13,SE=0.13,z=1.01,p=0.31),说明字义在初级水平二语者语音到书写过程中并未起到中介作用｡中级水平：二语者字音识别显著影响汉字书写(estimate=0.58,SE=0.15,z=3.75,p<0.001),字音识别显著影响字义识别(estimate=0.61,SE=0.16,z=3.80,p<0.001),字义识别显著影响书写(estimate=0.37,SE=0.14,z=2.64,p=0.008)｡使用 R 语言的 mediation包进 行 1000 次 的 自 抽 样 检 验,估 计 各 变 量 之 间 的 关 系｡中 介 效 应 (ACME,average causal mediation effects)显示,字音识别通过字义识别对书写的影响显著(estimate=0.01,95%CI=[0.002,0.03],p=0.00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8.8%｡直接效应(ADE ,average directeffects),即控制字义中介效应后,字音识别对书写的影响显著(estimate=0.13,95% CI=[0.05,0.21],p=0.006),说明字义在中介模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高级水平：二语者字音识别显著影响汉字书写(estimate=0.36,SE=0.16,z=2.25,p=0.02),字音识别显著影响字义识别(estimate=0.65,SE=0.15,z=4.17,p<0.001),字义识别显著影响书写(estimate=0.48,SE=0.14,z=3.24,p=0.001)｡字音识别通过字义识别对书写的中介作用显著(estimate=0.01,95%CI=[0.005,0.03],p<0.001)｡控制字义中介效应后,字音识别对书写的直接效应不显著(estimate=0.06,95%CI=[-0.01,0.14],p=0.09),说明字义在中介模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从本研究的初级水平被试完型填空平均得分看,其汉语水平比姜丽萍(1998)､徐 子 亮(2003)研究中的初级水平被试要高｡为了检验更初级水平被试(本研究称为零基础水平被试)汉字书写的音形义知识关系,我们选取完型填空得分最低､平均得分为9的8名被试进一步分析｡逻辑回归结果显示,未发现字音识别对汉字书写的影响(estimate=0.43,SE=6240.28,z=1.53,p=0.12),但字音识别显著影响字义识别(estimate=0.65,SE=0.15,z=4.17,p<0.001),与江新(2003)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拼音文字背景二语者汉字音义最先联系的观点｡以上结果说明,第一,知音是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正确书写的基础｡第二,二语者汉字字音､字义､字形知识联接的发展路径首先为“音义相连”,其次为“音形结合”,再次为“音形联系为主､义形联系为辅”,最后为“音形以义为中介相系”｡第三,初级及以下水平二语者汉字书写使用非语义通路,即通过识记汉字音节和字形,采用音节—字形转换规则书写｡中级水平二语者汉字书写开始采用语义通路,即字义在书写中起“过滤”同音字或者音近字作用,但音节—字形转换仍然是中级水平二语者汉字书写的主要通路｡高级水平二语者完全采用语义通路,字义是音形联接必需的“桥梁”｡不同水平二语者汉字知音､知义和正确书写联接方式如图1所示:

四.讨论

4.1 知音在二语者汉字书写中的作用

知音是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的基础｡该作用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看拼音书写汉字任务以拼音识别为基础,二是二语者汉字音形表征的紧密联系,三是书写加工过程中的语音中介｡听写和读写任务要求被试首先对听到的声音或看到的拼音进行正确解码,当拼音识别存在错误时,很难书写正确｡例如二语者将拼 音tǐ识 别 为 dì产 生“地 育 老师”的错误｡

二语者汉字的音形表征可能存在紧密联系｡郝美玲､赵春阳(2022)以拼音认读和拼读的熟练程度定义初级水平汉语二语者对拼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识字朗读考察汉字阅读能力｡结果发现,拼音知识可以有效预测二语者汉字阅读能力,说明熟练的拼音知识能够有效建立汉字的音形表征联接｡此外,初级阶段二语者常使用标注拼音的汉字学习策略(马明艳,2007),进一步固化了汉字音形表征的联系｡Chenetal.(2019)结合内隐启动和 Stroop任务,考察不同水平汉语二语者拼音识别过程中汉字字形的自动激活｡结果发现,高级水平来源于教学实例,偏误原因为学生向教师反馈拼音识别错误｡汉语二语者拼音加工时会自动激活字形信息,进一步说明高水平二语者汉字音形表征的紧密联接｡

二语者汉字书写过程可能存在语音中介作用｡语音中介作用指书写加工过程中,在提取正字法之前,必须通达文字的语音信息(王成等,2012)｡从语言发展角度看,口语一直伴随着人类进化,而文字仅有几千年的历史,大面积普及也不过几百年;从母语习得看,口语早于书面语,这为语音中介作用提供了种系和个体发展的证据(vanAtteveldtetal.,2009)｡Quetal.(2011)采用图词干扰范式,考察了语音和字形相似､语音相似字形不相似和无关三种干扰条件下汉语双音节词的书写,结果发现前两种语音相似条件均对书写产生启动效应,验证了汉语母语者汉字书写过程中存在语音中介作用｡Quetal.(2016)进一步采用掩蔽启动范式,以相同的三种干扰条件再次考察语音激活,通过语义判断任务排除语义加工阶段的启动效应,研究再次验证了书写的语音中介作用｡虽尚未有汉语二语书写的实验研究直接证明语音中介作用,但例如将“公共汽车”写成“公公汽车”的同音偏误③为二语书写过程中语音激活提供了部分证据｡

4.2 知义在二语者汉字书写中的作用

拼音文字背景初级及以下水平二语者利用音—形转换的非语义通路书写汉字,此时字义的作用尚未体现｡姜丽萍(1998)认为初级阶段的教学内容以名词居多,词的意义单一且具体性较高,减少了语义中介环节｡除此之外,我们还认为,初级阶段二语者遇到的同音字较少,更倾向于采用音—形结合的汉字学习策略,可能是造成非语义通路书写的另一原因｡江新､赵果(2001)发现,初级阶段二语者最常用“重视汉字整体形状”和“简单重复”的汉字学习策略,且非汉语圈二语者比汉字圈二语者更多地使用该策略｡简单重复地书写必然会加强字音与字义的直接联系,加深音节—汉字音形转换规则的利用｡

中级水平汉语二语者开始采用语义通路书写汉字,高级水平二语者则完全采用语义通路,这表明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语义在书写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字义在二语书写中可能发挥“过滤”同音字和“定位”多义字的作用｡“过滤”同音字可能主要发生在中级阶段｡中级阶段二语者要学习的同音字数量是初级阶段的近3倍(王甜甜,2018),而面对无论是否具有相同部件的同音语素(同音字),二语者均可激活语义进行区分(马静,郝美玲,2023)｡“定位”多义字可能主要发生在高级阶段｡郝美玲､张伟(2006)发现,学习汉语半年到一年的二语者同形语素(多义字)意识对汉字书写组词具有显著影响｡张琦､江新(2015)考察了中高级水平二语者语素意识与阅读的关系,从数据上看,被试同音语素得分整体高于同形语素,说明二语者对同音字的区分先于对多义字各意义的掌握｡

整体看,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能力发展与拼音文字背景儿童母语书写能力发展具有一些共性｡Henderson & Templeton(1986)提出拼音文字书写发展5阶段 理论:儿童书写首先进入产出无序字母的涂鸦阶段;其次进入音—形表征规律自主组合阶段(例如用ladr拼写letter);再次进入单音节词基本符合拼写规律的音—形表征匹配阶段,儿童此时具有了区分同音语素的意识;然后进入多音节词音—形表征匹配阶段,儿童具备了词根和根词意识;最后充分意识到词根､词缀的语义功能,建立音形义的完整表征｡汉语二语者最初级阶段汉字书写笔顺､笔画不规范,产出的汉字也具有图画属性;初级阶段开始建立音—形结合关系;中级阶段开始以字义区分同音字;高级阶段充分掌握字义,建立音形义的完整表征｡

4.3 对书写偏误的解释及教学启示

本研究为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偏误的解读提供了新视角｡江新､柳燕梅(2004)考察了拼音文字背景初级水平二语者汉字书写错误类型｡研究发现,字形相似错误(例如“今—令”)总体多于字音相似错误(例如“现—先”),且随着二语者识字量增加,字形相似错误数量减少,字音相似错误数量增加｡字形相似错误表明二语者字形知识与字义知识失配,字音相似错误表明字形知识与字音知识失配｡本研究表明,初级阶段二语者字形与字义知识尚未形成稳固联接,而字形与字音知识已建立稳固联接,故字形相似错误多而字音相似错误少｡随着字义的作用逐步凸显,字形相似错误势必减少,而随着学习的同音字数量急剧上升,字音相似错误增加就更易理解｡

根据本研究发现的汉字书写中字音和字义的重要作用,我们建议汉语二语教学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充分认识拼音在汉字书写中的作用,尽早使学生正确地识读拼音｡初级阶段要顺应学生采用非语义通路书写的特点,利用此阶段同音字较少､独体字较多的优势,快速建立汉字音形的稳固联系｡二是根据不同阶段音形义联系的特点,提供不同的书写任务｡初级阶段重视字义的作用,简单重复抄写的有效性不高(赵果､江新,2002),为减少字形相似错误,可发挥字义作用,提供组词抄写的任务｡中级阶段要重视字义区分同音字的“过滤”作用,可采用同音字､音近字组词对比的方式进一步加强汉字义形的联系｡高级阶段要重视字义辨别同形语素的“定位”作用,可尝试二语者尽可能产出该语素词语并分辨语素意义的方式,促进其掌握汉字的不同意义｡

五. 结语

本研究采用逻辑回归和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初级、中级和高级水平拼音文字背景汉语二语者汉字书写音形义知识的关系，构建了不同水平二语者汉字音形义知识联接的动态变化全景。明确了字音、字义在二语者汉字书写中的作用，验证了书写的非语义通路与语义通路的存在。研究结果回答了吴门吉等（２００６）提出的二语者汉字学习的“形音关系如何，意与知形与知音的关联性，目前尚未见到相关研究”的问题，对以往研究发现的汉字书写偏误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对汉字二语教学提出了若干建议。本研究仅考察了看拼音书写任务下二语者汉字音形义知识的关系，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看图写字任务下三者的表征关系，以及语音在二语者汉字书写中的中介作用。

作者简介

冯浩

个人简介：冯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加工与习得。

吴江

个人简介：吴江，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研 究 方 向 为 西 方 哲 学。中共党员，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博士，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在《政治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

白斯达

个人简介：白斯达，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教学法和教材，主讲课程包括初级汉语综合、初级汉语口语等。

本文来源：《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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