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招商局为例看国有企业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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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商局为例看国有企业不可替代的价值

南洋出版社社长  战略与产业咨询专家  董玉振博士

说明：该文的主要观点首次出现在作者的专著《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第二版）(2018年8月上市），本文写作时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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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进民退太轻率

最近一篇关于国进民退的帖子搞得沸沸扬扬。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文章，但写文章还是需要些责任心的，而不能哗众取宠，否则会给社会带来莫名的伤害。

但出现这种文章本身并不稀奇。改开40年来，人们习惯于国退民进，甚至经过将国有企业一毛钱不要免费送给私人的改制。主流经济学界充满了“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原教旨主义者的推动下（比如上次那个几十人论坛里，多数都属此类，他们在欧美经济学教科书里学到的，拿到中国来用也不奇怪，指望每个经济学家都有战略家头脑本身就不现实。经济学被归类为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学识基础就是社会全方位的认知及辨证思维能力，但这些经济学家有这个能力吗？他们对工业化的规律真的认识吗？经济学家必须要有政治的头脑，但很遗憾，很多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学家），中国过去几十年确实经历了一个大规模地国退民进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评价留给未来去探讨吧。

看不清国企价值和问题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识短板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国有企业就是效率低下、垄断经营的代名词，他们丝毫不准备给国有企业任何的正面评价，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国企私有化道路上进行了毫无阻拦的狂飙。由于这高度符合IMF等西方精英阶层的期待，甚至在民间产生了阴谋论，或代理人的猜疑。笔者无意对这些经济学家的爱国心产生质疑，但没法不对他们的学术素养有点看法。正因为他们对国企价值和问题看不清楚，所以，他们开出的国企医治药方多半都是毒药。

首先声明：任何试图靠国有经济来垄断中国发展的新左派想法，现在都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十几亿人口的智慧，不可能靠国有企业来全部涵盖，除非中国管理阶层已经建立起大公无私、自觉遵纪守法的理想状态，否则，让国有经济来覆盖中国人民的全部智慧，是荒谬绝伦的（那些主张完全国有化的人先看看您自己，是否足够大公无私，是否自觉遵纪守法，是否能做到为公共利益忘我牺牲？如果你还为占公家便宜而沾沾自喜，还时不时不遵守交通规则，还不懂得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省钱去买本盗版书而感到坦然，拥有几套房产却一年很少进行公益捐赠，在职场或公共事务中还妒贤嫉能，那您的完全国有化思想就歇菜吧，首先对自己来个彻底斗私批修，然后再喊全面国有化）。因此，中国必须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些因为个别民营企业的胡作非为而因噎废食，进而怀疑发展民营经济的必要性的思潮，都是极其有害的。

现在中国的根本问题其实有两个：一是缺乏透明而公平的商业环境。公权力的不当使用，对民营和国有经济都有巨大的伤害。国家在信用体系完善、创立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方面，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二是国有企业监管与激励机制的完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给一些人提供了理由，一种理由是用来弱化国有经济，通过一系列操作来国有经济私有化（这是引起民间反弹的原因之一），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因为部分民营企业的乱来来否定民营经济对中国发展的独特价值。

从中央高层的表态来看，我对后者并不太担心，中央高层领导是清醒的，民营经济必须要大发展才能确保经济的活力。我所担心的恰恰是后者，即国有企业的未来改革问题。

那些因为几家民营企业过度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而不得不被央企并购，而认为国进民退了的想法，是偏颇的。民间似乎总有个思潮，国家必须无条件支持民企，而对国企做些限制似乎顺理成章，比如，几年前甚至限制央企发展房地产，而把这个巨大的财富蛋糕只给民企，就是一个荒谬的案例。还好，这个限制后来无疾而终。

正确认识国企对中国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确立基本原则性，是必要的。本文以招商局集团为例，来做个说明。（以下内容转载自董玉振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2018年第二版）

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集团的背景及价值

创立于清朝末年的轮船招商局，是由李鸿章督办的官股为大股东的合营企业。自创立之日起，招商局协助国家发展近代运输，引进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立下大功。后来清朝灭亡，民国创立，再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直至共和国成立，招商局始终没有改变其国有的性质。虽然1949年后一部分退到香港发展成为今天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另一部分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成为后来的阳明海运集团。香港招商局在帮助内地购买紧缺物资，协助内地发展方面，招商局继续贡献良多。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创立，国家急需改革开放的经验探索。国内企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集团受命于国家需要，投资创办蛇口工业区。因为是国企，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大胆探索，为深圳经济特区快速成功和积累改革开放经验立下不朽的功勋。今天，招商局继续在世界各地投资基础设施，不论到哪里，投资什么，这些投资都会是中国全体国民的财富。招商局与斯里兰卡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有一块属于招商局的99年地契的土地（原来的协议是永久属于招商局旗下公司，后来可能是印度查收激发斯里兰卡民众抗议，改为99年），事实上代表中国政府以商业模式在外国的土地上运作属于中国国民的财富。在蛇口工业区建立初期，招商局还投资了中集集团，后者为中国海洋工程产业发展贡献卓著。

招商局作为官办企业（国企），历清、民国、共和国改革前28年，一直保持着国有企业的性质，为国家发展保留了财富和人才资源，对两岸三地贡献卓著。

如果招商局是私人企业，上述所有这些投资活动还可以想象吗？1980年，香港、台湾和海外私人企业如此大规模投资内地的一家也没有，也不可能。霍英东在广州投资白天鹅酒店，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投资一个工厂已经让中国政府感恩戴德。只有招商局这样的国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国家需要置于核心位置，随时厉行必要的国家使命——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一带一路”。

国有企业在保留国民财富和国家复兴的火种与基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对民企要区分对待，创造公平发展环境

但是那些被改制的国企，在成为私人资本后有多少财富转移到海外去？这些国企原来权属的省市县镇的百姓（原创股东的权益在哪里？中国经济学家们那神奇的大脑咋就忘记了那些公民本来就有的权利？），从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呢？上个世纪初叶在上海创立的友邦保险，后来成了美国公司，上海创立的汇丰银行，现在成为总部在英国的跨国企业。指望这些公司来保护中国国民财富和国家经济的稳定？下雨收伞，晴天送伞。资本在没有附属的政治属性下，其唯一的本性就是逐利。

再次强调，我们要为民企和国企的发展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但过去那些简单地将国企监管机制不完善归因为所有制的做法，则是极其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当国家出现特殊局势，民营企业有从中国本土撤离的巨大机会，但只要中国有强大的国企存在，其所在产业链影响力，将扮演中流砥柱角色，在危难时确保国民财富不至于大幅度流失海外。这是民企永远无法替代的价值。看一下印尼在1997年金融风暴时，短时间内上千亿美元财富流出去，导致货币贬值，经济衰退，就可以看出，对多数民营企业家来说，指望他们的爱国心来共渡时艰，在多数情况下并不靠谱。

当然，对于那些改制的企业，如何确保他们尽必要的社会责任，并承担起本来的义务，是中央政府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那些改制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抱着”我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那将根本上否定改制的初心。如果连这个初心就被彻底放弃，国企改制就成了彻头彻尾国民财富流失。这些改制企业与那些完全靠自己创业发展起来的民企有着基因上的不同。

对于民众创业发展起来的企业，今日的环境其实对他们有些挑战性。国企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改制而成的民企本来就有权利的根基，而自我创业发展的民企则实际上是今日中国商业环境下居于弱势的企业，尤其是权利寻租没有根治的情况下，这类民企随时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对于这些民企，他们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是无可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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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代表性著作《巨人的背影——为毛泽东辩护及当代中国问题省思》（2018年第二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献礼之作，曾被中央高层评估是否一字不改出版内部参考版，2003年第一版出版当年曾在新加坡引起轰动，新加坡电视第八波道、国家图书馆、华族文化节、95.8城市频道等都做了专访和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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