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爱教”之上还有“爱神爱人”：对这两者的再思

自从1950年代以来，一场三自革新运动席卷整个中国基督教会，极大地重塑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但不仅切断了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属灵连接，而且也造成了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历史性分野，并影响至今。这场运动后来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

后来又于1980年代初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原来的三自会合称为“两会”。“两会”的旗帜是“爱国爱教”。几年前三自主席傅先伟发表过一篇文章《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 推进基督教中国化》，通过回望三自化历史写道：

不过，我们还得要弄清楚，“爱国爱教”是爱什么国爱什么教？“爱国”按字面解当然就是爱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祖国），而“爱教”呢？是爱教会？还是爱“两会”这个机构呢？或者兼而有之？如果碰到假教会那该怎么办？这里似乎就很是含糊。比如沈阳东关教会发生那么大的财务丑闻，又处理不力，该不该去爱？如何去爱？

所以，“爱国爱教”需要适当诠释，以使其内涵更加清晰。而诠释的视角和资源应该是来自圣经和耶稣的教导。我们承认圣经里没有“爱国爱教”这种说法，但有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道德伦理，那就是“爱神爱人”，被耶稣视为是上帝最高的诫命。

耶稣面对文士的责难，他从旧约圣经里提炼出如下教导：

因此，只有在 “爱神爱人”的最高诫命前置下，也只有站在“爱神爱人”这样的伦理高度上，我们才能确立坐标再去谈其他伦理话题。基督徒要“爱国”？基督徒当然可以而且也能够爱国，满清末年参加同盟会的很多革命志士都是基督徒，在晚清民国年间有很多基督徒活跃在中国社会各条战线。

我们不能说这些基督徒不爱国，相反，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他们爱国的内涵不是指向那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指向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那些活生生的灵魂，特别是那些被歧视被忽略的社会群体。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上，基督徒通过开办慈善公益、改良文化风俗等多种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比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一些基督徒通过前赴后继的努力推动英国议会通过了废奴法案。

从基督的教导出发，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性的国度（以武力和权力控制为基础的国度），而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改变人与神的关系，进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以爱心的服侍为原则，这和属世的国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主耶稣确定了这样一个新的国度生活秩序和原则：

在福音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主耶稣并非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遁世者），更不是一个反叛政府的革命分子（奋锐党）。他没有策划过或鼓动过任何政治反叛，却是被以叛国者的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福音和教导后来竟然成了“搅乱天下的”（徒17:6），不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世界观，显出天国福音的大能。

基督徒要“爱教”？不是爱教会或爱基督教那么简单。教会并不是一栋建筑物，也不是一个宗教组织，或某个依附性组织，而是一个信仰群体的聚集，“爱教”不是爱哪个宗教组织。主耶稣留下的教训是：

如果非要说“爱教”的话，乃是指这个信仰群体里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向外延展就是爱邻舍），这是一个最有力的记号，是基督徒之被人识别出来为基督门徒（跟随者）的最有力的记号。

当然，也是在“爱神爱人”的最高诫命下，我们才要心怀敬畏地顺服在上掌权者及其权柄和法律制度，所以圣经才如此教导：“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13:1）

所以，在任何处境下基督教可以在形式上或其它某些方面“化”来“化”去，但“爱神爱人”的最高诫命、“彼此相爱”的门徒之道是永恒不变的。

往期文章，☞推荐阅读：

温馨提示：“在世寄居”是“新新盐约之声”备用号，长按上面二维码图片可以加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