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毛泽东、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重访革命史之四十三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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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蒋介石对《甲申三百年祭》的不同态度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四十三）

曹征路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而到了1949年3月，在河北建屏县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已经看得见的胜利、中共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毛泽东庄严地在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殷切号召。他形象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曲折成长，已经发展为当时有270万党员的大党。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经过22年艰苦奋斗，已经成长为400万人的威武雄壮之师。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样，兴奋溢于言表是很自然的。然而作为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无产阶级领袖，这些话也绝非轻松之词，这从七届二中全会的几个重要文件中可以看得出来，也从此后几十年的党内思想斗争可以体会得到。

首先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认识。

在共产党内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认为既然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就一定是建立a资产阶级政权，所以当时共产党只能去帮助国民党，因而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因此，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理论上明确了中国未来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同时也为将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指明方向。

正如毛泽东说的，基本矛盾的提出和规定是“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的，它指明了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是战略性的。但是，基本矛盾并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它的解决不是近期的事，目前的主要矛盾即目前的主要工作和行动纲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管理城市。这样就把革命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区别开来。

事实上，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也只完成了一半。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反帝的任务才算真正告一段落，由此为中国开启了60多年的和平建设时期。也是这一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土改，才彻底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革命的敌对势力不同意这个认识是由他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但党内同志也不同意就很奇怪了。

其次是关于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这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从会议发表的公报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看，不仅提出了迅速夺出全国胜利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新中国经济、政权、文教各方面建设的基本政策，而且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是建国初期指导全党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所以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代表会议”。

在哲学范畴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基本矛盾是“规定事物根本性质和发展全过程的本质的矛盾。基本矛盾贯串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通常起着主导作用。但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它会采取逐渐激化的形式，被它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有些会激化，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得到解决，或者缓和，有些则会产生，于是过程显示出阶段性。”而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多种矛盾中起着支配的、决定作用的矛盾，它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一定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有时就是全过程的基本矛盾，有时则不同”。这是毛泽东提出区别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这样，在基本矛盾的全过程中就显示出阶段性。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国内基本矛盾，在不同的时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主要矛盾。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内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是基本矛盾，但在当前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团结、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这是因为旧中国不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想在这样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空想。中国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资本主义，而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它的发展。

关于这方面的史实，从党内对基本矛盾提出的过程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全国取得政权后国内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早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后来由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

1948年5月党中央迁到西柏坡，毛泽东集中精力指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委托刘少奇全面考虑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方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的理论，结合总结东北根据地经济恢复和政权建设工作的新经验，对未来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作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讲话《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中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解放区内部，主要的矛盾则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8年9月，刘少奇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中说：“资产阶级和富农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矛盾”，就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社会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刘少奇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但是刘少奇在其后不久，在1948年10月——12月期间《对＜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若干修改》中又改为：“这个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

为什么刘少奇把“主要矛盾”修改为“基本矛盾”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刘少奇对矛盾的提法已经更加准确了。

更需要指出的是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毛泽东的报告也是用“基本矛盾”的说法，而不是“主要矛盾”。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刘少奇在1949年5月6日对天津市委同志的讲话中，也改变了“九月会议”时主要矛盾的提法，对“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后，中国的主要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那是要在全国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官僚资本主义以后，今天还没有到那时候。”又说：“如单以国内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实是基本矛盾，但马上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时候，可以不解决，拖一下，拖十几年以后再解决。”

这期间无论是毛泽东或刘少奇，对当时阶级矛盾的分析，都是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建国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他们既反对左又反对右。

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时指出：“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

同样刘少奇也是这样说的：“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不但不是斗争对象，而且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刘少奇还说：“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力求发展的方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则要建设资本主义。我们与资产阶级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结果，将决定新中国的性质。如果我们对这点不觉悟，在方针上犯错误，是危险的……会发生右倾。”

七届二中全会的公报更说得十分清楚：“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并且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从现在起，重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的中心工作是“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

实际上，研究中国革命进入转折时期的历史主题才是七届二中全会的任务。

1949年，中国革命进入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结束战争开启建设，走完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国式的建设道路，把当时的历史主题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才是大会的根本任务。这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为了警戒自己，保持谦虚谨慎，防止胜利以后对个人歌功颂德，根据毛泽东提议，七届二中全会还郑重地作出了六条重要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1949年2月，党中央就要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就要开始了。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3月23日进京前夕，毛泽东再次提醒：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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