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三十年间有与无”】1999：世纪末独白

本文已收录在《三十年间有与无》，陈家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有删节。

“世纪末”，一个颇有些不祥的字眼，营造着某种过于暧昧的语境，它在让一些人想到了“走向新世纪的豪迈”的同时，也会让另一些人联想到某种“末日审判”的意味；正是对“末日审判”的意识，使我们把历史从圆圈变成了直线，有了一个历史的进步观与发展观。所以按照卡尔•洛维特的说法，我们现代人所具有的历史观，其实就起源于对《圣经》中“末世论”的信仰与践履。

洛维特这本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段话：假如历史的意义在历史事件中已经自明，那么就根本不会存在历史的意义这一问题；但另一方面，只是就一种终极意义而言，历史才可能表现为无意义。只是在有所期待的时候，才会产生失望，“末世论”或“末日审判”就是这样一个在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同时又会产生失望的观念。

尽管我们并不信仰《圣经》，但只要想到历史的终极意义，就免不了会摇摆于希望与失望之间；而1999，就是这样一组具有某种隐喻意味的数字，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想说些心中的“私房话”。

所谓“私房话”，就是一些避开了“大事”，特别是国际（我驻南使馆被炸，3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与国家大事的个人的情绪性“独白”。那一年，留在我记忆中最深的就是“声讨”与“批判”。尽管我完全理解它的必要，但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中走了过来的我们，也完全知道当仇恨的表达成为一种需要层层加码的竞赛时，它就往往会与愚昧、狂热和某种可怕的心理满足联系在一起。

所以到这一年，萌萌主编的两卷本《1999独白》就终于算是出齐了——原书名是《世纪末独白》，为了避嫌，改为《1999独白》；必须是乐观的、昂扬的、向前看的，必须自觉抵制一切不健康的思想情绪，这无形中也已经成为了一条写作与出版的纪律，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一直在自觉执行。所以诸如“世纪末”这样的词语就不能用。但把“世纪末”改为“1999”，是否就能抹去这样一种人为规定或完全为一组数字所偶然构成的那种暧昧所想传达出的情绪性体验呢？

“当这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本书将把我们每个人有关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命的存在与意义的体验记录下来；它是说给自己听的，但这个‘自己’就是每一个具有了自我意识的个人。”

这就是我写在书前的“序”。

“什么是中国哲学或汉语思想的‘现代性’？其现代性的维度与特质是什么？其现代性的现代学形态是什么？”

“近代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以历史的进步观取代了古代的自然秩序观；但这一进步概念是不是恰恰就具有着虚无主义的基因呢？”

这是志扬和小枫在当时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轻言细语，我们也乐于倾听，听和说把我们联系起来。”

这是友渔写在第二卷的“卷首语”中的话。

“‘独白’不是私人语言。……但‘独白’可以是个人语言，至少在这样两层意义上：一是你可以想别人之未想，说别人之未说；二是你可以把独特的视域规定为独特的范畴、命题和表达式，给公众的话语存在提供新的地平线。这不是不可能的，宁可说，它才是应予期待的。”

这是主编者萌萌所想强调的意思。

博凡在《百年明日》中说：

“我被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告知：荒诞感是我们时代最深刻的感觉。……荒诞感与反信仰立场不仅没有必然的亲和性，而且在某个层次上的怀疑和荒诞感一直是信仰的必然成分。

在眼下仅存的无人地带上

我始终留意着

明天

穿过未曾觉察的隧道

那阡陌纵横的田园。”

王安忆在《接近世纪初》中说：

“我们是不是真是自己的掘墓人？我们奋力建造辉煌的宫殿，取土制砖，结果挖空了地基，动摇了立身之本。

也许一切都和世纪末无关，世纪末的说法，只是为自己的悲观情绪制造宽阔的背景，好有所依赖，也是软弱、生怕孤寂的表现。悲哀就是悲哀，绝望就是绝望，它发生在我们内心里，随着生命的周期按时出现，世纪末不过标明它发生的时间。”

彭德和叶舒宪都对自己在大变革年代中的“文化身份”提出了质疑：彭德说，按照传统的说法，我应该算是一个学者，“但20世纪的信息爆炸使学问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感变成了恐惧感。无休止的学问使我变得聪明起来还是更茫然、更愚蠢、更固执或更自以为是？这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命题。”

1999：现象学会议，与周国平、张祥龙在一起

叶舒宪和我当时都生活在海南，但他正在办理调到北京去的手续。他说，台湾和海南都把我们心目中的中国称为“大陆”，所以在美国，当一位台湾人问他是不是来自大陆时，他真不知道何以回答，因为从政治上讲，他是来自大陆；但从地理上讲，他并不来自大陆。他不知道他来自哪里，一条区区20来公里的琼州海峡竟能在文化身份上把人划分出如此遥隔的界限；后来他到了台湾，从中国的第二大岛飞到第一大岛，才发现开会的地方叫“中央图书馆”，座谈的地方叫“中央研究院”，访问的大学是“国立政治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走访的出版社叫“国立编译馆”，日常普通话是“国语”……他真的感到了远比海南岛更为边缘化的台湾却更有一种“中心感”。那么，特定文化塑造的我到底是谁？人的“中心感”或“中央感”到底是如何构成的？

我更喜欢的是叶秀山先生的文章。那时的他，就是现在的我的年龄。

叶先生在《六十岁的祈祷》中说：

“人有早熟的，也有晚熟的。一般说，50岁是个分水岭，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康德第一批判的出版在50岁以后，牟宗三先生在50岁时有一个《自述》，标志着思想的成熟；不过我们这一代人的‘成熟期’要往后推推，所以，我在60岁已过的时候，只能写一篇短文章，而它只是个‘申请书’，或是一篇‘祈祷文’：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在地球上多滞留几年，祝福新一代的人能不失时间地走完自己的‘心路历程’。

完了，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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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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