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语言规划的政治属性吗？|《语言规划学研究》

小编说

小编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语言生活”“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词汇，但是，你真的了解这些“眼熟”的朋友们吗？例如，你知道语言社情吗？

今天推送的文章就将聚焦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政治，提出语言社情概念，试图从语言社情中寻找语言政治的端倪。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7年第2期

试论国家语言规划的政治属性 *

作者简介

周殿生，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

仇晓钰，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摘要

本文对语言规划的政治属性进行了探讨，认为国家治理中的语言政治必须以巩固和维护国家统一为目标，在族际整合的同时进行语际整合。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中存在着语言政治的表现。关注语言政治，从语言政治高度对历史自然形成的语际关系加以科学化的规划和调整，有利于进行族际整合和语际整合，有助于我们对语言规划中的问题从政治高度准确认识和把握。本文提出语言社情概念，认为从语言社情中可以发现语言政治的端倪。

关键词

国家　语言规划　政治属性

* 本文受到 2015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语言社情和隐患调查研究”（15XYY007）的资助。

一

导言

国家治理中的语言政治必须以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为目的，在族际整合的同时进行语际整合。“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中，语言政治问题一直是民族 统一进程中需要处理的重大课题”（张友国，2010）。在 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问题上，国家语言规划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国家内部的推广普及和全面使用，并在所有地区保证其通用性和权威性，以利于政令畅通，教育普及，技术应用，社会建设，经济发展。语际整合就是要在国家内部对自然形成的各种语言关系因势利导地加以整理，使语言关系长期处于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建设的状态，处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状态。语际整合的目标需要通过制定语言政策、进行语言规划、实施语言战略和推行语言教育来实现。 

21 世纪以来，各种矛盾在信息化时代随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思潮泛滥和迭起，各种蔓延的价值观推动不同语言意识形态恣意发展，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深刻影响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族群与族群之间的交流。在一些分离主义思潮活跃的地区和多民族国家内部，国家关系、经济关系、族群关系、宗教关系以及语言关系之间的问题更为复杂，矛盾更为突出。在有的国家和地区，语言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直接因素。在这种背景下，语际关系问题变得敏感微妙。情况严重时，在语言问题上制造事端，可能成为分离主义制造动乱、企图达到分裂目的的手段。各种目的和动因无论怎样复杂和隐蔽，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语言社情中反映出来。

本文聚焦语言生活和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政治，提出从语言政治视角对语言社情问题和语际关系加以探讨，以国际上已经发生的重大语言事件为参照背景，在动态中认识语言社情。

二

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政治

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以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认识更加深刻而透彻，一些国家的民族意识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而日趋活跃，与此同时，语言生活中的语言利益问题凸显出来，语言冲突问题随着民族冲突逐渐显露。民族意识和语言意识如影随形，语言意识成为民族意识的外在表现之一。分离意识的增强或价值观的巨大改变使得原本平静的语言关系浮现出来，成为国家和民族关系中的一个敏感话题。在乌克兰、科索沃、波罗的海国家、西班牙、孟加拉国、印度大吉岭等国家和地区，过去和现在发生的语言冲突，小到公民间交流的语码选择，大到国会讨论语言地位，本来不是问题的话题都成了问题，甚至因为语言问题在国会发生用拳头发言的事件，语言问题从来没有如此尖锐和突出，以至于上升到了与国家分裂相关的高度。

在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的语言政治，有的风和日丽，有的暗流涌动，有的风起云涌。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民族间的语言利益关系日益显现，在国际上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思潮作用下，围绕着统一还是分裂，语言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有形化，两种相悖的情形同时出现：一方面，民族关系整合中语言关系得到治理，政治上的统一和标准语的推广并进；另一方面，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和民族意识强烈的地区没有因为现代国家的建设而缓和下来，因此出现了在国家分裂的同时伴随着语言激烈竞争导致的语言冲突不断的局面。

语言是思维工具、交际工具、信息工具和认知工具，有认同作用和实现共同语境的作用。人类赋予语言的附加意义和语言所承载的社会意义非常丰富。随着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现代信息科技以及各种边缘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化，语言的本质和功能从不同视角被认知和解读，我们发现语言与民族、社会、宗教、政治、心理和信息的联系远比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要多。因此人们对语言的认知也更为深刻、细致和准确。

语言规则与政治无关，但按照语言规则说出的话——言语则可能带有政治倾向；语言是符号系统，它本身与政治无关，但使用语言的人们有时是处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上的；语言和语言关系是人类活动的自然产物，但语言规划和语码选择却可以加入政治态度元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承载着文化，当然也承载着政治文化。语言为全社会每一个人服务，其中也包括了为政治利益斗争的人们。

处于同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不同语言之间或标准语和方言之间总是处在既协同又竞争的状态中。没有协同，社会成员就无法交流合作；没有竞争，语言很快就会被统一。在语言竞争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不同语言之间相互接触，语言利益和语言意识难免会产生摩擦甚至碰撞。问题在于用什么原则来管控和处理，处理得好，可以使语言之间进入协同和谐的常态；处理得不好，就会由语言引发社会危机和民族矛盾。国家治理中的语言整合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的语言关系与国家语言整合都很重要，二者不可偏颇，应当准确、全面地把握。历史上世界各国发生过的由语言纷争引发的民族矛盾并不少见，大多是因为分离主义的作用，也有的是语际关系中的语言利益和语言意识这个焦点问题没有处理好。由此可见语言与政治关系之密切。

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政治总是要通过语言社情反映出来。语言社情是不同语言文化圈之间或同一语言文化圈内部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形成的语言功能差异和语言意识差异而在语言竞争作用下所产生的可能对语际整合或语言和谐产生影响的语言社会情况。这些情况既可能是语言外部关系疏离的问题，也可能是因文化倾向导致的语言内部自身发展变化或试图改变语码的问题。

语言社情既反映语言政治中的现实利益和物质利益，也反映语言政治中的非现实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既然构成语言社情，那么，它必然会对语言目标的实现和语言关系的整合以及语言和谐产生影响。特定的语言社情是在特定的语言生活中发生的，特定的语言社情反映着特定的语言政治现状。不同的语言社情表现形式不同，带给社会的隐患和危害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显性的、现实的和暂时的，有的则是隐性的、深层的和长期的。从语言社情的特点、出发点、目的、表现形式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以及运用语言的各种倾向性，也可以确定语言社情的性质。语言冲突现象其实就是语言政治的显性表现。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冲突一开始并没有分离主义的明确主张，但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其目的就浮出水面了。当发展到公开要求语言平等时，语言社情就已经不仅仅是趋势性动态现象了。人们对社会语言现象的判断需要把握三点。第一，是否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第二，是否有利于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的落实；第三，是否有利于语言和谐。语言现象非常复杂，如果难以判断，则需要将其纳入语言社情范畴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语言是交际工具，人们用它来沟通信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达理念，认知世界。人人都在使用语言，有的人使用不止一种，人人都对所知的语言有自己的价值观。从不同的角度看，语言有母语和非母语、标准语和方言、通用语和交际语、国语和非国语、官方语和非官方语之分。不同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担当和承载，不同语言在语言社区为不同的人群服务。就个人来说，人们对不同语言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不同，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对语言的认知深度就不同，对各种语言承担的社会功能价值有大小轻重差异的个人认识，因此对各种不同语言有亲疏远近之感。在多民族国家，语言竞争总会反映到上层建筑，对语言生活形成影响。在有的国家，分离主义者利用民众的母语情感和二语能力低的现实，煽动民众拒绝学习和使用国语。一些民族“精英”甚至企图改变所在国家的民族关系格局，首先以各种理由要求提高本民族的语言地位，反对国家现行的语言政策。这种从政治或经济利益出发的所谓的“语言诉求”对受到分离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有很强的动员力，很容易凝聚相同的语言意识，形成阻碍国家实现语言目标的潜在阻力。

在语言的各种潜在负载中，跟语言政治相关的因素是语言地位、语言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态度等。语言的政治特点不是人们给它强加的，而是人类出现国家和民族关系后自然产生的。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就会产生竞争。语言属性在语言的共时状态中不易被察觉，但从历时看就显而易见了。一种语言的语义体系和词义情感色彩凝聚了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认知成果，也被附加上了一个民族对世界万物和人类自己的复杂情感，这些认知成果和情感深深积淀在语言及其意识里，以至于普遍语法的具体参数都附着了认知模式和情感色彩。语言是认识世界的视窗，只要使用语言，必将带着特定语言的观念意识去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以至于在反映世界时依然带着该语言的视角特点和语义特点的印记。每一种语言为使用者提供的信息和价值都是有限的，语言使用者通常只在该语言所提供的有限信息和价值范围内观察、认知和思考世界，从认识上看，语言使用者难免会被语言信息和价值及其附着的情感所局限，难免有所失误或偏颇。人们用特定的语言反映所观察的事物，难免带有特定语言的思维结构模式和语义系统的概括阈值。每个人都带着母语色镜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语言使用者既可以受到语言的启发，又时时被语言约束；个人认知无法摆脱族群认知的共性，个人认知又常常突破群体认知既有的范围。

三

语言规划中的语言政治

3.1

作为上层建筑的语言规划的政治性 

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反映到语言生活中，语言政治既是族群精英们为提高或维护本族语言地位或语言利益所做的努力，也是统治者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为实现语言规划目标所做的语际关系治理。语言规划中语言政治目标的实现，既要考虑借助语言法规推进语言规划目标实现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使不同语言之间形成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关系格局，也要考虑在一定时期创造条件引导和帮助语言使用者适应这种关系格局。

语言关系和语言关系格局是历史自然形成的产物，国家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必然要对自然形成的语言关系和语言关系格局按照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以整合，理顺其间的关系，以避免语言冲突。但语言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诸如语言利益、语言意识、语言态度、语言竞争等都需要在整合的过程中进行调整，特别是国家推行标准语，不但受到来自方言的阻力，而且还受到来自不同族际语言的阻力。这给国家进行语言治理造成了巨大困难。

语言本体没有政治属性，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制定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上层建筑具有政治性，因此语言规划就必然具有政治性。

3.2

国家语言规划的宗旨 

语言既是工具，也是社会资源，还是政府治理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统一的语言有利于各民族按照相同的价值观推进社会建设，有利于各族群用先进理念发展本民族文化。韩国、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有统一的语言，这在现代化建设中为国家意志、国家理念和国家价值观的认同和推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大多数国家都并非单一民族、单一语言的国家。在多民族国家，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是单一民族国家所没有的。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及其他因素的叠加会导致文化信息传播受阻，少数民族现代化迟滞，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和共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多民族国家或国家在多民族地区制定相关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用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办法推动先进文化的传播，促进少数民族人群更多、更快地接受新知识和新信息，推动观念转变，进而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就十分必要。这是各国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普遍采取的措施，也是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并被历史证明卓有成效的措施。在国家治理中，政府不可能放任语言格局长期处在不利于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自然状态。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语际整合，实现国家语言规划的大目标，是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要做的工作。我国有关部门依据各种法律制定阶段性语言规划，落实语言教育政策，也使语言政策在语言和谐中得到落实。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把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明确要求“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除母语外，少数民族学生还能掌握第二语言，事实上，他们是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获益者，这对个人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是长期利好的。

3.3

语言规划中的语言和谐问题

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时关系是不同族群语言之间历时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其中有强势弱势之分，有大小语种之分，有使用人口多少之分，有使用地域范围大小之分，有国际地位区别，有社会功能差异，还有法律地位不同，这些差别是语言的自然现象。和谐或协同，兼容或并存，排斥或同化，这些都是语言关系的具体表现，问题在于一个社会根据自己的实际做出怎样的选择。语言政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语言和谐。我们所说的语言和谐，是以语言政治为引导，以公民具有正确语言观为前提，以全面并且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用性作用为目标，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语言和谐。没有互相尊重，就没有和谐；没有语言和谐，就没有成功的语言政治。语言和谐是国家在语际整合方面实现其总目标的基础和保证。国家在语言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必须以政治上的平等为基础，以尊重为前提。正因为如此，语言和谐既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也是国家语言治理成功和语言规划得以实现的基本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并规定“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还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中也有类似的关于语言文字使用权利的规定。多年来，我国一方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其发挥全民无障碍交际的功能，同时又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使用母语的权利和自由，较好地形成了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语际关系和谐局面，没有出现语言问题或冲突，这说明我国的语言政策是正确的。

3.4

从语言社情中发现语言政治的端倪

历史上，因为语言问题发生的社会矛盾或由语言问题为导火索发生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事件并不少见。其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一些由语言问题导致的冲突和矛盾是可以及早发现并避免的。我们观察和分析国外的一些案例，发现其之所以问题严重，一方面是由于决策者没有语言社情意识，没有及早看到语言竞争的潜在隐患，没有调整语言政策使局部的、萌芽的语言矛盾向语言和谐转化，导致所谓的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关于语言政治的学术研究还不够。因此，这些国家既没有用语言社情的思维对语言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从学理上做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也没有深入认识语言社情可能蕴含的危害和不安全因素，更没有从语言社情视角对语言社情事件爆发的原因加以分析和研究并及早提出应对措施。语言社情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研究语言动态的新变化，发现可能危及社会的各种因素及其背后的隐患，及早提出避免发生语言冲突的因应措施，使语言安全不受威胁，社会大局不受影响，从社会语言学和国家语言安全观的视角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3.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语言政治主导性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语言规划问题，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统一性，其次是多样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要始终把坚持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放在第一位，在这个基础上谈各种语言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因此，在多民族地区，我们首先要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使用和普及问题，其次再谈语言的“和而不同”和语言的多样性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使用严重不平衡和不充分。在一些地区，人们普遍关心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问题；而在另一些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存在着许多空白区，国家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问题。由于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很低，直接影响到不同民族间的交流，甚至影响到文化教育发展和生产技术推广，影响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在这些地区，当务之急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获得用其进行跨民族交际的能力以及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并让各族群众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规范以及我国的语言秩序和规则，建立正确的语言观，这是语言规划体现政治主导作用的着力点，也是解决我国问题的有效办法。一些西方语言生活理念可以参考，但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东西还是需要过滤。

四

结语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本体没有政治属性，仅仅是工具而已，但语言政策以及语言规划是有其政治属性的。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在民族整合和语言整合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问题。语言规划是为语言生活营造良好环境以保证国家现代化不受到影响和阻碍的中长期语言政策规划，我们既要努力创造语言和谐局面，又要坚定不移地、有计划地对自然形成的语言格局进行科学规划和调整，使其朝着长期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统一的目标发展，朝着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我们既不能夸大语言政治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语言政策制定和语言规划中的政治属性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认识我国多民族地区的语言关系，有助于我们对语言规划中的问题从政治高度准确认识和把握，有利于进行族际整合和语际整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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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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