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丨城市语言规划问题

城市语言规划问题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语言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一，政府的工作语言、公关语言和大众交际构成了城市基本的语言信息交际状况，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言多语制是其基本的语言面貌。其二，地方语言文化、语言景观、语言艺术在丰富城市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化名片、塑造城市文化风韵、陶冶城市文化精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其三，语言产业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新时代，语言数据在新基建、泛在语言智能、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重视语言职业，发展语言产业，占有信息时代高地，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先机。其四，语言服务是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重要部分，也是为市民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特别是由信息沟通、语言抚慰和语情监测为主要内容的应急语言服务，事关城市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能力，应当引起足够重视，解决好应急语言服务的法制、体制、机制问题。城市语言规划本质上是城市语言能力规划，需要培植语言人才，建构语言信息和语言文化设施，发展语言技术，积累语言资源，并通过法制来科学调配城市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城市发展的经济与文化红利。

关键词：城市规划；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艺术；语言产业；应急语言服务

城市建设自古以来就需要规划，不同时代城市规划的理念、内容、方式、步骤会有不同，但都体现着对城市生活的理解，反映着社会的综合进步。规划往往具有超前性，带有一定的理想、预测成分。

２１世纪是全世界城市发展最快的时期。２００７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世界城市化率已达５６％。中国城市起源很早，城市的建设与管理具有东方特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特征。但是到了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却步态蹒跚，直到改革开放才突然加速，２０１１年城市居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８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８４，８４３万人，城镇化率为６０．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徐大明［１］指出，短短４０年时间，中国城市的数目增加超３倍以上，城镇个数增长１０倍以上，且出现了数个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城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超过８０％。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色。

中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充分考虑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在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城市智慧化的时代，语言文字在城市规划中，在建立城市规划的中国话语、中国学术、中国知识体系中，应有其重要地位。过去学界较少讨论城市语言规划问题，即使有讨论，也主要是关于语言文明、语言文字规范、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等问题。本文从城市语言沟通与服务、城市文化风韵塑造、语言产业发展、城市应急语言服务四个方面来讨论城市的语言规划问题。

一、城市语言沟通与服务

高效的城市管理依赖快捷通畅的信息沟通，信息沟通主要是语言沟通。城市管理重在服务，语言服务是其重要内容。

（一）政府工作语言和公关语言

城市是用信息包裹起来的快节奏生活社群，信息的快捷通畅是现代城市运行发展的重要保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政府的语言沟通状况影响着决策的科学性和城市管理效率。

政府语言具有象征性和工具性两个特点。象征性强调政府的公共形象，要求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九条规定：“国家机关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这是法理根据。工具性强调信息沟通的有效性，使用的语言应当是交际双方熟练使用的语言，包括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和外语等。政府的语言沟通可分为内外两域：政府内部沟通的语言称为“工作语言”，政府对外交流的语言可称为“公关语言”。

政府工作语言一般应采用“主辅双言制”。所谓“主辅双言制”，就是以国家通用语言（包括国家通 用文字）为主导，辅之以当地方言。这种语言制度具有法理依据，亦符合语言生活实际。从语言生活的实际看，我国普通话普及率已达８０％左右，城市公务人员绝大多数都可以使用普通话。内部工作时，有些人有时候说方言也是可以理解、应当允许的，方言有它交流的方便、亲切之处。

政府公关语言一般应采用“主辅多言多语制”，简称“主辅多语制”。一般情况是在“主辅双言制”的基础上再加一门国际通行语言，比如英语，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加上其他语言或方言。公关语言主要用于新闻发言、网页信息发布、公务会谈、接待来访及其他公务活动。

我国民族地区实行双语制，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共同使用。民族地区双语制之双语，其政治地位、语言地位是平等的，但就使用功能看，国家通用语言的功能显然更为强大：它拥有巨大的知识储量和现代信息，拥有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拥有各种现代语言技术及装备，可以较自由地进行国内交际、大华语区交际乃至国际交际。从语言生活实际出发，为城市的管理与发展考虑，民族地区城市亦应重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的沟通功能。民族地区的城市，政府工作语言一般应采用“双语制”；公关语言采取“多语制”，其中应有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

（二）城市的大众语言

城市语言沟通有政府语言也有大众语言。城市的大众语言交际是“多言多语”的，使用什么语言往往取决于社会领域、交际层次和社会距离等。就社会领域而言，愈是接近教育和公共信息的领域，愈倾向于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比如学校、大众媒体、公共交通等；而医疗、商贸、餐饮等领域，使用的语言就较为复杂多样。就交际层次而言，交际层次越高（包括涉及范围越广、公开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反之则使用的语言较为复杂多样，比如同学聚会、亲友聚餐等。就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看，社会距离越远，越倾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社会距离越近，则使用的语言较为复杂多样，比如家庭交际、社区的日常交际等。

城市的大众交际也在随着语言生活的发展而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场合与人员越来越多，地方话保持在一定的场合使用。这种变化源自三者：其一，城市的外来人口比例增大，需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其二，国家语言政策的引导，双言双语生活成为基本的语言生活，正式交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非正式交际使用地方语言成为基本语言观；其三，教育和广播电视的普及，促进了普通话的普及，南方地区和民族地区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群快速扩大，城市交际中大众具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

（三）城市语言服务

城市语言服务是城市的重要功能，是向市民提供的公共产品。语言服务是以服务对象的语言需求为转移，以满足服务对象的语言需求为目标，语言服务对象的需求就是语言服务内容。

语言服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２－６］，狭义的语言服务主要指语言翻译服务。李宇明［７］将语言服务广义地描述为：“语言服务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技术及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语言生活的各种需要。语言服务是体系性的，由语言服务提供者、语言服务内容、语言服务方式和语言服务接受者构成。接受语言服务就是进行语言消费，接受无偿的语言服务也就是获取‘语言福利’。”

城市语言服务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部分：第一，帮助解决语言沟通障碍。语言沟通障碍可能发生在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遇险、就医、法院庭审、购票、购物、问路、乘车、用餐等。第二，满足语言学习需要。语言学习的需求可能发生在各个年龄层次，有学校的正规学习，也有社会课程。第三，语言政策的咨询与建议。语言政策的咨询与建议是公民的重要权力，体现着语言规划“自下而上”的路向，可能多发生在学者群体间。

城市语言服务所涉及的人群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常住市民。他们主要的语言需求在语言生活和语言学习等方面，也涉及语言政策的咨询与建议。第二类，外地进城务工人员。他们的主要语言需求在语言生活方面，也可能需要接受本市语言的培训。第三类，临时来客。其或来观光，或来开会，或来谈商论学，或来走亲访友。他们的主要语言需求在语言生活方面。第四类，语言障碍人士，主要是听力和视力残障人士。他们的主要语言需求在语言生活方面，也可能涉及语言学习。

城市语言服务一般常用的语言是国家通用语言、当地的方言或民族语言、英语等常用外语，而特殊情况可能会涉及各种语言、方言和手语盲文。现代的语言学习和运用都离不开现代语言技术，现代语言技术的学习和应用，也应当纳入语言服务的内容中。语言服务不仅需要特殊的语言服务团队，也包括对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语言服务意识、语言服务基本技能的训练，比如针对政府接待人员、交通警察、售票员、医务人员、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电话接线员、社区工作者等的培训。另外，城市语言服务 不仅需要人工语言服务，还需要语言资源的储备、语言服务设施的建设，特别是要发展语言智能服务。

二、城市文化风韵塑造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文化的风向标。城市不仅需要大力发展经济，需要高楼大厦和平坦马路，但更要重视城市的文化风韵、文化底蕴、精神内涵和文化风貌的建设和塑造［８］。在文化风韵的塑造上，语言文字起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本埠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资源，这种语言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文化风貌。

首先是要用现代语言技术调查保存当地语言。这些语言中有些代表的是农牧文化，有些代表的是早期的工商文化。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大面积流动，这些语言所代表的历史层次的文明正在快速消失。为了保存这些语言文化，只用“符号观”来调查语音系统、基本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同文化学结合，详尽调查语言所包含的农牧文化及工商文化；应当把话语作为调查的主要对象，因为话语是语言存在的真实状态，话语包含着各种生活内容。获取的调查资料不能只用书籍做载体，而应有音频，有视频。地方语言资源不仅是学者研究的对象，还应当通过线上、线下博物馆开放于公众，用多媒体技术制成影视、教材等各种融媒体文化产品［９］。国人较为重视从地下挖出来的“古董”，而不大知晓语言博物馆的价值。根据２０１７年颁布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２０２０年底，全国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率达到每２５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即使如此，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大都市，语言文化博物馆也极为少见，这无疑是中国城市文化的缺憾。其实，我国博物馆、艺术馆、展览馆、科技馆、体育馆、美术馆等大型的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并不少，但经常门可罗雀［１０］，参观者也多是孩子与家长。原因很多，其中“不接地气”或许是其一个原因。

当然，地方语言不只是作为地方交流工具而存在，而往往会产生许多相关的文化产品，如民谚、歌谣、故事传说，还有用地方话写作的小说、戏曲、译本、词典、韵书、碑文、账簿、契约、楹联以及名人录音等等。这些具有地方风味的文化不可再生，需要收集、抢救、整理、展示，进行多方面的开发利用。

（二）语言景观

语言景观是城市文化风韵的更为直观的体现。语言景观主要包括公共道路标识、广告牌、街道名称、地名、商店标识、标语口号、公共指示语、建筑物上的公共标识上的语言文字，也包括电子平板显示器、触摸屏和滚动横幅上的语言文字［１１］。这些是“典型语言景观”，还有一些“非典型语言景观”，如游行标语、车身广告、街头涂鸦、街头艺术、行人的Ｔ恤衫、空间网络、入场券、票证、菜单、公务名片等呈现的语言文字［１２－１４］。

语言景观有固定的，也有移动的；有永久的或长期的，也有临时的；有文字的，也有带有符号或多媒体的；有本土语言的，也有外语的；有政府统一设置的，也有市民自拟的；有象征性的，也有发挥实际信息作用的。语言景观研究在国外已有逾４０年的历史，最近中国学者也开始步入这一领域［１５－１６］。研究者通过分析公共空间中不同形式的语言景观来考察景观设置的动机、社会机制、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权势层级等社会问题。而其实，语言景观是城市的文化名片，正如刘楚群［１７］所言，语言景观还是城市文化面貌的映像，从中可以窥测城市的某些社会经济文化特征。

当前，我国城市语言景观有许多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利用语言景观来塑造城市文化风韵还不自觉，仅关注的是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体现国家语言政策）和信息功能（传递信息）；第二，不管需要与否均使用外语，而且，语言景观中有不符合外语使用习惯的现象，甚至错误使用的情况也不少［１８］；第三，较为重视典型的语言景观，不大重视非典型语言景观；第四，景观文字基本上都是从机器里打出来的，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展示较少；第五，空洞、雷同的标语口号较多，产品广告缺乏文化个性；第六，语言景 观与建筑、街景不协调。

（三）语言艺术

文化生活是市民生活的重要内容，不同城市常有不同的艺术场所、不同的戏剧艺术品种和各具特色的电视节目，这构成了城市的文化品牌。而语言艺术则更具城市文化特色。

语言艺术是利用语言、文字及相关符号创作的艺术，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化，是对语言文字的美学功能的展示与开发［１９］。用语言构成的艺术，有相声、清口、小品、评书、话剧、朗诵等；用文字、符号等构成的艺术，有书法、字谜、字体设计、文字画等。语言艺术常常与其他艺术综合应用，形成歌曲、戏剧、电影、电视剧等，这些艺术品种也可列入广义的语言艺术之中。

利用语言艺术塑造城市的文化神韵，进而形成文化特色，这一点十分重要。许多城市都注意传承和培育具有自己特色的语言艺术，如天津的相声、上海的清口、北京的京剧、苏州的评弹、襄樊的豫剧、泉州的南音等。很多城市合理布局语言艺术演出场所，形成了上海的大世界、纽约的百老汇这样的“文化广场”。当前，电视、网络和多媒体、融媒体、抖音等微视频为文化艺术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展示、发展语言艺术，特别是展示、发展具有浓郁地方风味的语言艺术，应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和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方略。当然，城市的语言艺术不只是“供给”问题，更要形成大众的文化爱好，形成大众的文化精神，如东北人“二人转”似的幽默，天津人“相声”般的风趣，四川人“摆龙门阵”似的阔达。

现在，各地城市的建筑风格都较为近似，城市的规划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了这一“同质化”问题，在努力打造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和宜居的设施。其实，各地城市的文化趋同性问题更为严重，各地的管理理念、待人接物风格、文化色彩也在快速趋同。如何利用地方的语言文化、语言景观、语言艺术来打造城市名片、塑造城市风韵，应当受到重视。当然更应看到，城市文化不只是外在的展示，更应当成为城市的文化底蕴，成为市民的文化精神。

三、语言产业的发展

语言产业是一个提出还不到１０年的新概念，语言产业研究也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２０］。据中国翻译协会［６］报告，２０１９年，我国语言服务总产值为３７２．２亿元，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８‰。预计到 ２０２５年，中国语言服务产业规模大约可达１５．９８万亿元。美国咨询机构卡门森斯（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的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９年全球语言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４９６亿美元。这里的“语言服务”当然是狭义的，主要指翻译领域的语言服务。但由此可以看出，语言产业对文化经济、数字经济的贡献不应被低估，在城市经济规划中应当对其予以充分重视。

（一）语言产业的业态与产品形态

凡是对语言商品进行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展示的产业都应该是语言产业［１９］。语言产业由哪些业态构成，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界定的课题。贺宏志、陈鹏［２１］研究了欧洲、美国语言产业的一些情况，根据我国语言发展的实际，提出了语言产业的９大业态：（１）语言培训业；（２）语言出版业；（３）语言翻译业；（４）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业；（５）语言艺术业；（６）语言康复业；（７）语言会展业；（８）语言创意业；（９）语文能力测评业。

李宇明［１９］将语言的产品概括为７种形态：（１）语言、文字及相关符号。（２）语言知识产品，如辞书、语言教科书、字帖、语言学讲义、语言学著作、语言学杂志等。（３）语言文字艺术产品。（４）语言技术产品，指对语言交际过程（编码、输出、传递、输入、解码、贮存）进行辅助及处理的所有技术及其产品。（５）语言医疗康复产品，指对语言疾病所进行的研究、诊治、矫正、康复训练、咨询、教育等；语言疾病有盲、聋、儿童语言迟缓、语言中枢受损、口吃、失语症、失读症、老年语言退化等，以及因唇裂、喉疾、脑病（脑溢血、脑瘤）、智障者、老年痴呆、儿童自闭症等引发的各种语言疾病［２２－２３］。（６）语言咨询培训服务，主要是对如上语言产品的营销、咨询、培训等。（７）语言人才，如语言科学家、语言技术专家、语言艺术家、语言教师、翻译、播音员、解说员、话务员、节目主持人、话剧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辞书编纂者、书法家、语言病理治疗师、心理咨询专家、谈判专家、调解员、电脑字体设计师、校对员、文字速录师、广告文案作者、产品代言人、导游、导购、典庆仪礼等主持人（婚庆主持人、殡葬主持人等）、网络客服、网络主播等；语言人才对语言产业有特殊作用，是语言人才市场的主角，他们从事的职业可以称为“语言职业”。

语言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融合性”：第一，不同形态的语言产品常常复合使用，如语言艺术产品与语言技术产品融合，语言医疗康复产品与语言技术产品、或语言艺术产品融合等；第二，语言产品常与教育、文化、科技、医疗等交互在一起。这有点像中成药的形态，中成药多数都是复方的。正是这种“融合性”，人们才往往意识不到语言产品的存在，把语言产品归为其他产品。

（二）语言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

人类正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进发，数字经济将成为重要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最为关键的要素是数据。在２０１８江苏互联网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经济师王新哲在致辞中强调，“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２０１９年１０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 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把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并列为七大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市场“按贡献取酬”。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体现着对信息化社会的本质认识，是在数字经 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经济制度的与时俱进。

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李宇明［２４］指出，多数数据都是“语言数据”。语言数据有两大类：（１）语言（包括文字）负载的数据。语言是人类信息最为重要的载体，大约８０％的人类信息是用语言负载的。没有用语言负载的信息，也常常需要语言来帮助阐释，比如图画、雕塑、音乐、服装、建筑等艺术。（２）语言资源本身也是语言数据。计算机语言理解主要靠数据驱动，更准确地说，主要靠语言数据驱动，语言数据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数据，是数字经济最为关键的要素。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符号系统，这是语言学的经典认识。但是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将为人类和机器这两个“物种”共同享有。如今重要的语言交际，多数都是“人—机—机—人”的交际，是“人—机”“机—机”“机—人”的合成，疫情期间的云端会议、线上课程、网络购物、网上就医等，都属于这种交 际模式。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只要在需要驱动的目的物上植入“语言感应器”，人类就可以通过具有语言智能的机器与万物关联，与万物对话，使万物具有“语言智能”。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在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定义了基础设施建设，把５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一年多来，新基建的内容不断丰富，面貌逐渐清晰。新基建不应当仅仅是信息网络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应当让基建物具有“智能”，特别是具有语言智能，以便实现人与万物的关联对话，实现“泛在语言智能”。

未来，语言数据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语言将进入重要的生产力范畴内。集聚、管理语言数据并使其数字化，将成为发展生产的重要任务。语言产业、语言职业将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方重要支柱，语言智能的发展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推进“智能化”的新基建，实现“泛在语言智能”的理想。城市规划者应充分重视语言职业，发展语言产业，特别是语言数据问题，以占有信息时代高地，获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先机。

四、城市的应急语言服务

应急语言服务是语言服务的一种，是面向突发公共事件所进行的语言服务。它与一般语言服务的不同，一是“应急”，二是服务于“突发公共事件”，其对于城市的安全特别重要，故需专节论述。

（一）应急语言服务的内容

２００６年１月，国务院颁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类。”

中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主要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且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经济损失大。中国人多地广，事故灾难也常常发生，如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交通运输事故、公共设施和设备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也常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萨斯（ＳＡＲＳ）病毒的传播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有切身感受，其使全世界上亿人感染，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此外，恐怖袭击、群体暴力事件等社会安全事件在我国也时有发生。这些突发公共事件都是对城市的威胁。

近些年，我国加强了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防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多项法律、条例，成效十分明显。这些法律和条例中虽无明确的“应急语言服务”内容，但在应对实践中语言的作用还是巨大的。比如是次抗击新冠的过程中，“抗疫语言服务团”研制的《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疫情防控外语通》等，利用多种现代语言技术，积极帮助援鄂医疗队消解医患沟通的方言障碍，帮助在华留学生和外国人士防范疫情，并把中国经验用４１种语言传递到全世界［２５－２６］。

语言在城市突发公共事件防控中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２７－３０］。归结起来主要有三：

第一，语言信息沟通。其保障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于第一时间“高保真”地传递给相关部门或领导人，同时，保障将合适的防控信息及时传递给受影响人群和应急支援人群。另外，其还保障社会大众和特殊人群的信息获取与反馈。对于特别群体进行语言应急支援，还常常需要语言翻译、手语盲文等［３１］。许多研究表明，紧急情况下人的语言能力会大大下降，特别是通用语能力不足的人，获取信息有更多障碍，在灾难面前更易遭受危害［３２－３５］。这就需要研发和使用“平易日语”“简明汉语”这样的“简化语言”。

第二，语言抚慰。使用语言、文字及相关手段对受事件影响人群、应急行动实施人群乃至社会大众进行及时、合适的情绪抚慰和心理疏导，称为“语言抚慰”。在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很多灾难经历者都会产生某种灾后疾病，需要进行心理康复。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据媒体报道，当前数十亿民众苦于应对隔离生活，焦虑情绪加重，疫情很可能对全球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普遍性影响”。也有专家呼吁，应在全球范围内监控焦虑症、抑郁症、自残行为和自杀行为等，并建立远程治疗项目。这些康复工作多是通过语言进行的，语言抚慰应成为突发公共事件防控的重要内容。

第三，语情监测。相关部门须及时观测、分析语言舆情，通过语情预测可能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同时，侦测不良语言现象，如“污名化”“言语暴力”等。在自媒体较为发达的时代，由于信息源众多，语情监测具有特殊价值。国家语委曾在武汉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建立了两个语情监测与研究中心，对了解、处理语言舆情发挥了很好作用。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可以移植到应急语言服务领域。

（二）应急语言服务的法制、体制和机制

城市的应急语言服务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三制”问题。第一，制定城市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预案，或在已有应急预案中加入应急语言服务的内容。应急语言服务的内容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学界尚需进一步去研究和界定。下面内容也许值得考虑：信息发布的渠道，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报 纸、网络媒体，包括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发布应使用的语言，包括普通话、“简易汉语”、若干汉语方言、若干民族语言、多种外语、盲聋等残障人士的特殊语言等；救援一线可能出现的交际障碍及扫除障碍的具体措施；各种现代语言技术的应用；不同事件等级的语言应急响应机制及预案；事件发生前的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各环节中的语言问题。

第二，成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团”。语言服务团是志愿性质的语言应急队伍，有“一技之长”的个人或机构皆可招募入团，依照语言学专长和应急领域编队待命。平时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工作，需要时通过招募紧急集结，开展各种应急的语言服务。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由国家语委组织的“国家应急语言服务团”筹建工作组正式成立。各市可根据本地易出现的公共事件组织应急语言服务团队，并保持与全国应急语言服务团队的合作。

应急语言服务的理想境界是“急时不急”，关键是在平时做好充分准备。平时的准备主要有如下几项：（１）做好团员的应急训练；（２）研发应急的各种语言产品；（３）对抢险救灾人员进行应急语言培训；（4）做好社会教育，增强全社会的应急意识，普及应急语言常识。

五、结语：做好城市语言规划

我国有丰富的城市规划经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成立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百余所大学开设有城市规划专业。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体来说，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对于语言文字的考虑是不全面、不系统、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其是我国城市规划中的一个短板。这个短板，在５Ｇ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应当尽快补上。

城市是信息的集散地，要靠信息来高速运行。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利用语言和语言技术集成信息、发布信息、共享信息、保证信息安全，应是城市规划考虑的重点。向市民、进城务工人员、临时来客和残障人士等提供合适的语言服务，是城市管理、城市服务的重要内容。城市语言规划需要加强以下几点：保护、开发本埠的语言文化，合理规划语言景观，弘扬发展语言艺术，通过语言文化来打造城市的文化名片，塑造城市的文化风韵；大力发展语言产业，特别是语言数据产业，促进新基建的“智能化”，建立“泛在语言智能”理念，推进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特别要重视城市的应急语言服务，增强城市应对自然 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能力。

城市语言规划的基础是城市语言能力。城市语言能力是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导的“多言多语”能力。在语言服务、语言艺术、语言产业、应急语言服务等领域，城市语言规划工作会涉及更多的语言与方言，因此需要建立语言资源的理念，充分发挥语言数据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等的重要作用。城市要具备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语言能力，关键是要有语言人才、语言信息设置、先进的语言技术和适用的语言技术产品。而要在城市运行中把语言能力发挥出来，还需要城市管理者具有语言意识，具有科学配置语言资源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是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的。因此，在城市规划的有关制度中，应有语言规划的内容。

英文摘要及参考文献略

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104-112页。

本文转自：语言与全球治理、汉语堂

本期责编：李欧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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